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

基于系统科学视角,构建了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08—2017年我国31个省(市、区)(不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与城镇化质量、区域经济质量的发展变化特征之间具有一定关联性,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滞后于其它两个子系统发展,且滞后期大约为2年;②2008—2017年,我国各省(市、区)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关系总体比较稳定,且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明显;③从风险因子探测结果来看,人均GDP、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货物进出口总额是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因子交互探测结果来看,双因子交互作用要强于单独因子作用;④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是由基础设施支撑力、资源集聚力、经济拉动力、政府调控力、市场推动力、社会促进力等多元驱动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     

湘鄂渝黔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耦合协调度变化

构建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分析湘鄂渝黔4个毗邻省市2004—2016年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两系统间耦合协调度的变化特征。结果显示:(1)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发展指数存在区域空间差异。旅游产业系统变化上,贵州(0.81)重庆(0.74)湖北(0.57)全国(0.54)湖南(0.44)。旅游环境系统变化上,全国(0.93)重庆(0.85)湖北(0.60)湖南(0.55)贵州(0.40)。(2)旅游产业和旅游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偏低,到2016年仅达到基本协调水平。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子系统的耦合表现有所差异,与经济、服务、社会环境耦合水平较高,与生态环境的耦合水平增长乏力。(3)湖南和重庆在耦合协调类型上整体属于旅游滞后型,贵州与湖北分别属于环境滞后型、基本同步型。     

资源环境约束对都市圈布局的影响——以厦（门）漳（州）泉（州）都市圈为例

文章以厦(门)漳(州)泉(州)都市圈为案例,通过分析资源环境要素的空间分异和时序演变特征,认为厦漳泉都市圈东部沿海的资源环境压力显著高于西部山区,近25年资源环境经历了2000年前的起步耗损、2000—2010年的快速耗损、2010年后的趋缓耗损的阶段。识别出资源环境各要素对都市圈的胁迫关系,认为环境污染因子的影响最大,水土资源因子的影响次之,生态质量因子的影响最小,它们的灰色关联系数分别为0.90、0.85、0.75。在资源环境不断施压的过程中,都市圈主要的响应与反应表现为与资源环境高度关联的产业部门产值和产品结构出现了波动调整、产业链条的中低端生产加工环节加快由资源环境趋紧地区向宽松地区转移、承载上述产业转移的建设用地在空间上打破行政区划束缚并加速向易于接受辐射的地区集聚。最后围绕资源环境禀赋多寡与约束力的强弱关系、资源环境各类要素约束的机制、缓解都市圈资源环境约束的创新方向等关键问题进行了讨论。     

区域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耦合机制及协调效应——基于京津冀地区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县域尺度,构建区域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互动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耦合协调模型等方法探究2010—2019年京津冀地区200个区县的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效应及时空演化特征,识别区域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现状和瓶颈。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各区县文化遗产资源禀赋和旅游发展的综合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区县间存在显著的不均衡现象,文化遗产资源禀赋高评价指数区呈“集聚”扩散态势,旅游发展高评价指数区呈“孤岛”向“集聚”演化格局。(2)两系统的耦合发展呈现阶段性和波动性,耦合度经历了“拮抗—磨合—高水平”到“磨合—高水平”的转变;耦合协调度由“中低耦合协调为主”上升到“中高耦合协调为主”的等级分布,但尚未完全形成良好的协调。(3)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呈现“高—高”和“低—低”的空间聚类格局,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其中,2010—2015年呈现明显下降态势,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效应下降,高值区和低值区均减少,出现“大扩散、小集聚”的空间分异特征;2015—2019年呈现上升集聚态势,高值区和低值区均显著增加,主要表现为京津冀地区北部区县的“高—高”和太行山山前地带沿线区县的“低...     

湖北省人口—土地—产业城镇化的时空分异与动态耦合分析

基于城乡人口、土地与产业发展的内在关系,构建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测度指标,综合运用三角模型和动态耦合度模型,分析2009—2016年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的时空分异特征,识别三者城镇化动态耦合关系和演进规律,结果表明:①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分异特征显著,城镇化属于典型的产业带动型,形成以武汉为主中心,以宜昌、襄阳为副中心的产业城镇化发展格局,城镇化水平高的县域在空间上具有集聚特征,其城镇化的"溢出效应"提升周边县域城镇化水平;②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的静态耦合度呈上升式演进趋势,县域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优劣差距明显缩小,县域间城镇化发展逐渐呈现均衡化态势;③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的动态耦合度明显低于静态耦合度,由于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上升空间的有限性和社会经济转型压力,经济发达县域更易表现出人口、土地与产业动态变化的不一致性。     

淮河生态经济带区域发展差异及协同发展策略

淮河生态经济带既具有区域经济系统的一般特征,又具有流域经济的特点,时空分异具有多元复杂性。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四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熵权法定量测度淮河生态经济带综合发展水平,分析区域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和区域差异程度,并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四个维度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定量判定和分析。结果表明:淮河生态经济带总体发展水平不高,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时空分异特征;基于综合发展水平的"三个梯队"和基于耦合协调度的"四大类型区"空间分布与上、中、下游"三大流段"基本一致,但不完全重叠。推进淮河经济带协同发展,既要顺应流域的自然规律,又要根据空间分异特征实施差异化策略。     

资源型城市发展系统耦合协调研究——以武安市为例

资源型城市转型势在必行,文章旨在分析资源型城市发展系统"经济-社会-生态"的耦合关系,为城市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借鉴。以武安市为研究区,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现状,以灰色GM(1,1)模型预测未来趋势。结果表明:(1)2007年武安市耦合协调度为中度失调,2008—2010年好转至轻度失调,2011—2014年除2013外均处于濒临协调,经济发展、环境恶化、社会响应敏感反映出城市发展系统三大组分的协调共进。(2)灰色模型预测当地2015—2019年仍将处于濒临失调,耦合协调水平提升迟缓,表明资源型城市发展系统各组分间虽然耦合更紧密,但协调水平提升空间仍较大。(3)资源型城市要强化"经济-社会-生态"相协调的发展观念,实现可持续增长。     

山东省能源、经济与环境耦合关系的演化特征

在全面解析系统耦合机制及其跃迁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三系统耦合模型,基于山东省2001—2013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山东省能源、经济与环境三系统之间协调关系的动态演化特征。结果表明:山东省能源、经济与环境三系统的耦合度总体上呈上升态势,目前已达到初级协调发展状态,且其变化与能源—经济、能源—环境和经济—环境三类二元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各二元系统协调发展的同步性,是三元系统耦合水平提升的基本前提。     

“一带一路”背景下东南亚澜湄合作国家资源承载与经济发展的耦合评价研究

资源—经济耦合关系是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可持续能力的重要表现,关系着区域经济发展潜力和方向。文章基于熵权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开展东南亚"一带一路"澜湄合作5个国家2006—2015年的资源和经济发展耦合状况评价。结果表明:(1)2006—2015年各国资源承载变化与经济发展变化趋势相反,两者变化不同步;(2)五国耦合协调度介于0.468~0.648,处于濒临失调型和基本协调型,缅甸协调度最好,老挝提升幅度最大但仍是最差的;(3)各国资源与经济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其中,老挝变化最大,越南次之,泰国最小,各国均未能达到资源承载与社会经济发展良好匹配。该研究可为区域资源、经济可持续发展及区域合作提供支持。     

江苏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

基于"新发展理念",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维度构建江苏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江苏省2000—2016年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进行赋权分析;运用线性加权模型测算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核密度方法研究江苏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动态演化规律。结果表明:①江苏省海洋经济发展质量水平总体上呈波动趋势,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的不足是制约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短板。②五大维度发展指数曲线波动幅度较大,主要表现在创新发展指数曲线呈"M"型,协调发展指数曲线呈"N"型,绿色发展指数曲线后期呈"M"型,开放发展指数曲线呈"W"型,共享发展指数曲线呈"W"型结构。③"五大"维度耦合协调度波动明显,呈现"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四个阶段,距离优质协调状态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核密度估计表明,江苏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考察期内呈收敛态势,在此基础上对提高江苏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城镇化与水资源环境系统耦合分析——以石羊河流域为例

在建立内陆河流域城镇化与水资源环境系统耦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石羊河流域为例,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定量分析流域城镇化与水资源环境系统交互耦合的主要因素,并揭示了耦合度的时空变化规律。结果表明:①流域城镇化与水资源环境系统内部要素间的交互耦合是复杂的。其中,城镇人口增长较快、社会化服务水平较低、产业结构不合理是胁迫水资源环境的主要因素,而总用水规模偏大、水资源管理落后以及水资源匮乏的本底条件是制约流域城镇化的主要原因。②流域城镇化与水资源环境系统耦合度的时序变动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波动性,其变化曲线呈现出两个连续U型。第一个U型表明2001—2007年期间水资源环境对城镇化的约束力总体上是先变小、后变大的趋势。第二个U型在验证2007年《甘肃省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出台后流域生态恶化趋势有所缓和的同时,警示继续加强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以实现耦合协调的必要性。③各县(区)耦合度表现出复杂多样的空间差异,这与各县(区)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镇化进程以及区域自然条件有关。     

钢铁产业—生态环境—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攀枝花市为例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加强环境高水平保护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战略任务。攀枝花是我国"三线建设"时期崛起的一座工业城市,是我国西部最大的钢铁钒钛基地。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开展攀枝花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三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研究,对于推动攀枝花社会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意义深远。以攀枝花钢铁产业为例,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剪刀差方法,对攀枝花1999—2017年钢铁产业、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与各系统演化方向及演化速率的差异进行全方位分析。研究表明:攀枝花钢铁产业、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不断加强;三大系统两两间的演化差异增大;区域经济系统演化速率较快,钢铁产业系统演化速率缓慢,生态环境系统发展缓慢且不稳定。     

循环经济评价体系的建构及分析

一个时期以来,全球社会经济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危机。因此,持续发展、循环经济节约型社会成为发展的重要趋势。国内外学者和社会各界从不同角度对循环经济进行了讨论和研究,我国各级政府对发展循环经济也进行了有效的探索,但尚未形成决策层、学术界、企业界的共识和互动,对于循环经济系统的研究还没有达到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高度。鉴于此,本文借鉴国内外探索的最新成果,结合我国实际,对循环经济评价体系的内涵、建构及评价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     

社会保障、经济发展与区域差异——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耦合实证分析简

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基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析,发现2001—2011年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保持着良性互动,两者的关系从磨合阶段逐渐趋向协调适应。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水平的区域差异明显,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份,其社会保障水平也相对较高,但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不匹配性,尽管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社会保障水平较高。从协调等级看,优质、良好协调和严重失调的省份较少,多数省份属于协调发展的中间类型,并且东部地区协调度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论广西对外贸易的可持续性——基于熵值法的评价

在全球都在倡导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只依靠数量的增加显然不能满足我们对经济发展的要求。对外贸易的发展应该是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相协调的可持续性的发展。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资源效益四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对广西的2004-2009年对外贸易进行了可持续进行评价和分析。     

农村循环经济系统构建研究

要实现农村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必须改变过去资源消耗型的增长方式,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基点,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促进资源循环式利用,建立农村循环经济体系。文章主要研究农村循环经济系统的构架,希望对保护农村地区生态环境、减少资源与环境压力、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有所裨益。     

社会保障与区域经济互动机理及协调度研究

本文立足于社会保障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构建了反映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两大系统的指标体系及耦合协调模型,然后采用2008年的指标数据,计算并评价了各省市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两大系统的协调性。研究表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份,其社会保障水平也相对较高,表现出明显的从东部到中西部的梯度递减趋势;东部地区省份和大部分中部地区省份,社会保障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而西部地区则与之相反,社会保障水平高于其经济发展水平;从协调度所属等级来看,类似于＂橄榄球＂状,优质协调和严重失调的省份较少,基本协调和轻度失调的较多,且东部地区协调度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循环经济下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当前我国面临严重的水资源危机，循环经济是保证我国水资源安全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水资源新战略的理想选择。循环经济下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需要新的水资源制度安排和水资源经济运行方式，使人类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活动既符合水循环自然规律，又遵循社会经济规律，实现水循环与经济循环的和谐统一。发展循环经济，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观念创新。     

人口分布对新疆经济发展的时空效应研究

新疆人口分布的时空变化与经济发展的综合效应表现为北疆人口密度高于南疆，东疆人口密度最低；北疆经济密度最高，其次是东疆，南疆最低。人口集中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集中，新疆的经济发展受到人口集中的影响，而且从长远看还必须认识到水土资源和社会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     

Assess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of Shaanxi Province,China

It is significant for the study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agriculture to monitor and measurethe trend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ith an effective metho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agricultureshould accord with regional population,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progress,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support.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evaluating indicators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agriculture,evaluates the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Shaanxi Province with a comprehensive multi-indicator method,analyzes the support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for regional agriculture by the resource-development index and theenvironment-development index, and get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indicators, such as education level, the income gap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he per capita area under cultivation and the consumption of pesticides and chemicalfertilizers per hectare, are the main factors to restrict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and that the pressure of the developmentof subsystems of popul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on the subsystems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turns out to bestronger and stronger.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gets better, but resource become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o restrict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agriculture. In a word,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 of sustainableagriculture of Shaanxi and helps identify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the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