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建成区扩张的空间格局及效率分析(1990—2009)

文章使用1990—2009年中国260个地级及地级以上的城市数据,采用位序—规模法则、K值、GIS等方法,分析了中国城市扩张的空间格局及演变特点,并引入K’衡量城市空间扩张的效率。主要结论有:①城市扩张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点,主因是国家城市化战略的调整。2000年后城市发展趋向不均衡,城市体系发生动荡变化。这种变化应该高度重视。②城市空间规模变大的趋势更加显著,城市类型向更高级别推进,城市区域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城市所在地区差异导致城市扩张进程分化,城市地位也随之变化。③各地区城市扩张速度有显著差异,省级中心城市的扩张前慢后快,城市扩张形成区域性集团。城市扩张与城市人口增长不协调,且有拉大趋势,整体上城市空间扩张应当放缓。④不同阶段,不同类型、不同地区城市扩张的效率有很大差异,扩张效率的高低提示各城市在城市扩张上应选择适宜的发展道路,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发展效率差异的DEA-ESDA测度

选取土地、资本、劳动、技术和通信等投入量作为输入指标,城市经济总量和地方财政收入输出指标,构建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并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技术对2000—2010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发展效率及其空间差异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01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综合效率水平较低,只有少数城市达到了效率最优。城市效率呈现出与三大地带经济发展格局、城市行政等级和规模等级相一致的空间格局,综合性城市和专业型城市间的效率差异显著。城市发展效率存在较强的空间关联。10年间,中国城市效率呈现先降后升的演变态势,总体有所降低,大多数城市都处在规模收益递增阶段,规模投入不足是中国城市要素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区位、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政策因素是中国城市效率格局分布与演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中国城市扩张的空间竞争实证分析*

基于全球夜间灯光数据,本文构建了新的城市规模综合度量方法,界定了城市扩张,并建立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利用中国1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4-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城市扩张的空间竞争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第一,中国城市扩张在空间上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竞争行为;第二,中国城市扩张的空间竞争存在“竞争向上”现象,且规模小的城市会对空间释放更强的竞争信号;第三,城市群对城市扩张的空间竞争有一定抑制作用;第四,省会及以上城市间的空间竞争强度与其他普通城市间的竞争强度无显著差异。本文研究结果对完善城市扩张控制政策、改善城市扩张空间失衡格局和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中部地区80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估计、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中部地区地级以上城市2000—2016年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总体上呈上升态势,平均值从2000年的0.66%增长到2016年的1.36%,且城市间差距逐渐加剧。②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表现出显著的全局空间正自相关性,并呈现由强集聚向弱集聚转化的演变特征;其空间集聚形态可分为"高—高"集聚型、"高—低"极化型、"低—高"塌陷型、"低—低"均质型4种类型,不同类型城市的分布特征存在差异。③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冷热点区的空间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大致呈现出"东热西冷"的空间分布状态。④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受到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共同影响。     

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测度及其动态演进特征

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和Kernel密度估计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大陆31个省市2001—2014年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格局及其动态演进。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呈波动式上升态势,地区间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变化轨迹差异显著,其中,东、西部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呈上升趋势,中部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呈下降趋势;(2)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空间格局由2001年东部效率高,中部、西部地区效率低的特征演变为"吉林—内蒙古—青海—西藏"和"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的两个高水平值带状分布;(3)中国城市土地效率在研究期内呈两级分化的空间非均衡特征,极化程度先减弱后加剧,集聚类型呈高值集聚、低值集聚交替;(4)三大区域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核密度函数在形状、位置和峰度的变化轨迹均差异显著,说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格局及其演进路径存在地域差异。     

经济效率、产品规模扩张与就业增长

本文基于就业增长的理论模型,采用2003-2012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科学产生的经济效率变化对就业增长的影响不显著;教育产生的经济效率变化和原有产品规模扩张对就业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教育的作用在短期内有效,原有产品规模扩张具有长期的持续效应;产品创新对就业具有明显的替代作用.从分区域的角度看,原有产品规模扩张对于促进中西部地区就业增长要明显高于东都地区,而产品创新对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替代作用要明显高于东部地区.     

集聚密度、集聚规模与城市生产率——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最优集聚密度的实证研究

城市的集聚密度与集聚规模在概念和测度上是两个相互关联却有差别的变量,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城市规模和城市密度的集聚模型,证明城市人口和空间规模与城市集聚密度对生产率的作用并非同步变化。城市具有倒U型的规模—效率曲线和先正U型变化再倒U型变化的密度—效率曲线,同时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正向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估计显示,当前中国所有地级城市的实际密度均远高于预期的密度—效率曲线的正U型阶段门槛密度,因此集聚密度对生产率的影响表现为倒U型关系,倒U型的顶点密度随城市规模增加而上升。由于集聚密度和集聚规模的最优值不同步,因此在推动人口和产业集聚过程中,需分类调整其在城市内部的布局。     

借用规模视角下中国城市收缩时空特征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近年来中国城市收缩现象日益突出,客观准确识别城市收缩现象并探究其影响因素,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11—2018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城市收缩指数测度指标体系,从功能规模借用和绩效规模借用的视角,对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城市收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城市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都出现增长与收缩并存现象,不同类型收缩城市数量、收缩程度和区域分布都存在显著差异。(2)功能规模借用和绩效规模借用2种效应在城市群和非城市群中均表现出异质性,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现象。功能层面以规模借用形式存在,在全国范围内效应都显著;绩效层面则以集聚阴影形式存在,在非城市群中效应不显著。(3)借用规模因城市规模不同对城市收缩呈现非线性影响,功能规模借用水平表现为大城市>小城市>中型城市,而在绩效层面中小城市表现为集聚阴影,大城市则表现为绩效规模借用。     

经济外部性对中国保险业空间集聚的影响

保险业是城市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工具和重要途径,作为保险业发展的基本空间单元,不同城市发展保险业的动力机制和模式选择存在差异。文章采用2006—2016年地级以上城市的保险业数据分析中国保险业发展的空间集聚特征并从经济外部性视角分析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保险业规模快速增长,样本期内,保费收入年均增长高达18.56%;城市间保险业发展的相对差异和集聚水平呈现下降趋势;②中国保险业具有显著的非均衡性特征,热点城市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相对优势地区为东部城市群、中心城市和东北与西北地区的部分城市,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呈现高—高集聚模式;③经济外部性影响中国保险业空间集聚发展,制度外部性、市场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对保险业具有不同程度影响,其中,制度外部性影响最为显著;④城市所处区域、城市等级和城市规模对经济外部性影响保险业发展具有调节作用。     

中国的城市规模过大么——基于273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关键发展时期,城市规模迅速扩张,但与此同时也衍生出很多城市问题,中国是否应该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针对该问题,本文在包含异质性个体的城市内生性理论框架下,重点分析中国城市的最优城市规模和均衡城市规模的差异,并衡量差异带来的经济效率损失.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的均衡规模均超过其最优规模,但规模差异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损失较小.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考虑,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中国应该继续鼓励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同发展.     

中国人口城镇化与保险业协调发展测度与驱动机制

运用耦合协调度、Dagum基尼系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评估测度了中国290个地级以上城市2000、2008、2018年人口城镇化与保险业耦合协调水平,并分析了其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人口城镇化与保险业协调度整体呈上升态势但总体水平较低,协调度形成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空间格局;协调水平与城市规模等级呈正相关,不同城市规模间差异明显。(2)在地区视角、城市规模视角下均有组内差异大、组间差异小的特点,组间差异是造成协调度空间分异的主要成因,东—西部的区域间差异最大、东北—中部的区域间差异最小,超大城市与特大城市、大城市、小城市间的规模间差距较大。(3)协调度的空间分异是多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主导因子为人口城镇化率、保险密度、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政府的调控协同、经济的支撑驱动、科技的潜在支持、教育的观念转换、对外开放的传导效应是二者协调发展过程中的五大支持效应。     

“一带一路”沿线之中国新疆—中亚—西亚城市空间扩张

基于1992、2002和2012年DMSP/OLS夜间灯光遥感数据,借助GIS技术支持,提取中亚、西亚和中国新疆共25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像元,从分大区与分国家和地区的夜间灯光强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对沿线城市空间的扩张类型、扩张强度的速率和程度、形态紧凑度方面及其驱动机理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中国新疆和西亚城市空间扩张以外延型为主,中亚以填充型居多;填充型扩张以增强填充型像元为主。(2)三大分区城市以加速型为主要扩张类型,各分区内部具有空间分异性;近20年间城市平均扩张程度中国新疆最强、西亚次之、中亚相对较弱。(3)中国新疆和中亚城市平均紧凑度指数都先增大后减小,西亚城市紧凑度指数变化空间差异性明显且总体城市形态更紧凑。分析认为,自然环境约束、城市化进程、国民经济能力、人口分布趋势、政局稳定性及内部现实发展诉求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城市空间扩张类型、强度和形态紧凑度变化。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否有效促进城市创新

在理论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利用中国26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16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作用则正好相反。专业化集聚对不同规模的城市创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多样化集聚对小城市的影响不显著。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作用具有明显异质性。     

中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评价及时空动态演变

科学评价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是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基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评价法从物质生活水平、生态服务资源、环境污染控制和生态认知水平四个方面构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中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并通过空间自相关、收敛分析多维度探讨其时空动态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总体稳步提升,区域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特征。(2)中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存在σ收敛和条件β收敛趋势。2016年仅在低—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存在空间俱乐部收敛趋势。东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显著受人口规模和人均绿地面积影响,中部地区显著受第二产业比重和人口规模影响。     

异质性、基础设施与地区生产率——基于中国地级地区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从异质性角度研究基础设施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探讨不同类型基础设施影响的差异性以及空间异质性。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利用2000-2014年中国283个地级地区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表明,不同类型基础设施对于地区生产率具有异质性影响,其中科技、信息、以可达性度量的交通基础设施等多数基础设施明显有助于提高地区生产率;而诸如教育、以路网密度度量的交通基础设施等的影响不显著。在空间异质性方面,诸如交通与信息等具有网络特性的基础设施空间溢出负效应明显,即对周边地区经济效率具有负面作用。另外,不同类型基础设施的影响也具有区域差异性,特别表现为以大城市为代表的中心地区在诸如交通、信息等"网络"属性基础设施的改进中获益更大。因而,基础设施提升经济效率的异质性问题需要重点关注,基础设施投资必须考虑地区差异和空间分布。     

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时空演化特征——基于“五普”和“六普”人口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

根据"五普"和"六普"城镇常住人口统计数据,按照国际上常用的城市人口规模阈值标准筛选城市样本,采用统计分布检验、空间基尼系数、马尔科夫转移矩阵等方法,从全国、区域和省域三个层面考察中国城市规模的统计分布模式、空间分布特征和结构演化态势。结果表明:(1)2000—2010年,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均符合位序—规模法则,但并不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帕累托分布和齐普夫分布;城市规模结构呈"金字塔"格局,城市规模差距过小;受行政区划变动的影响,城市规模分布呈现集中化趋势;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增长趋势差异明显。(2)2010年,仅东北地区城市规模服从帕累托分布,其他区域城市规模既不服从帕累托分布也不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四大板块内部城市规模差距均过小,且并不存在梯度或反梯度分异规律;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首位城市规模相对优势不突出;2000—2010年,中部地区的城市规模差距在缩小,而其他区域城市规模差距则在扩大。(3)绝大部分省份内部城市规模发展过于均衡,但也有部分省份城市体系"一城独大"特征明显;省域城市规模差距的地域差异显著,但未表现出梯度或反梯度分异特征。     

中国FDI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研究

目前关于我国FDI区位选择因素的大部分实证研究都是建立在双边框架内,考虑第三方效应并从城市角度进行的研究还少有涉及。本文在新近发展起来的"第三国效应"理论基础上,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对1985—2005年期间我国30个省市区的15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FDI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进行检验。发现全样本154个城市的FDI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周边城市的FDI增量可以增加某城市的FDI流入量,周边城市的市场规模越大某城市的FDI流入越多,各城市的FDI流入也受到周边城市FDI不可测因素的影响。对三大地区内部、三大地区之间及长、珠三角与三大地区之间等不同子样本的FDI空间效应的检验,发现东、中、西部地区FDI的主导类型分别为集聚垂直复合型、受限的集聚垂直复合型和水平型。     

东北地区城市效率与开发程度的时空耦合

利用DEA模型、城市开发程度指数和耦合度模型测算2003—2012年间东北地区3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城市效率、城市开发程度以及两者的耦合度,并分析了城市效率、城市开发程度及两者耦合度的时空演变特征,探讨城市开发程度与城市效率的关系。结果显示:1城市开发程度与城市效率耦合度水平不高,城市开发对城市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显著;不同职能城市的效率差异化特征显著,省会城市要素投入冗余,而资源型城市、工业型城市要素投入不足。2近十年,城市开发程度与城市效率呈现负相关,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提升对城市效率有促进作用,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与城市效率呈负相关。3城市效率、城市开发程度与耦合度空间高匹配度的"群"分布特征愈发显著。     

聚集经济、市场拥挤效应与城市规模

本文利用2003—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下,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规模主要受到聚集经济的影响,市场拥挤效应不显著,由于聚集经济的存在,城市规模具有自我膨胀的趋势。不同等级城市规模的研究也印证了以上的结论,并且,城市规模越大,聚集经济效应就越大,城市自我膨胀的趋势也就越显著。     

通达性与城市空间效率:基于要素集聚的视角

基于2009—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通达性的改善对我国城市空间效率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通达性的改善能够促进城市空间效率提升,且可以有效吸引劳动力与资本的集聚,促进城市土地要素的有效利用;(2)城市通达性对城市空间效率的直接促进作用大于通过要素集聚作用于城市空间效率的间接促进作用;(3)分城市规模和经济禀赋来看,城市通达性的变化对大规模城市和贫困地区城市的城市空间效率影响程度分别大于对中小规模城市和非贫困地区城市的影响程度。因此,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间互联互通,激发要素集聚的中介效应,将有助于中国城市高效率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