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丘陵过渡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乡村聚落是乡村地区各种形式的人口居住场所,是乡村人口空间分布的载体。以地跨陇东黄土丘陵区与西秦岭山地的天水市麦积区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GIS与统计分析方法,计算分析了麦积区乡村聚落的景观指数、规模等级及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①麦积区乡村聚落斑块面积相差悬殊,中小型聚落占主体;②分布呈现"北密南疏"格局,聚落分布的河流与道路指向性十分明显;③海拔和坡度对聚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影响,海拔1 000—1500m和坡度5°—15°的范围是聚落的密集分布区,聚落随高程和坡度呈显著的正态分布;④乡村聚落的形成、发展及空间分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因素是乡村聚落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人文社会因素是乡村聚落发展及空间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     

黄土丘陵区乡村聚落时空演变特征及格局优化——以七里河区为例

乡村聚落是农户的居住场所,对其空间格局进行研究,对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推进新农村建设具有实践意义。基于2002年的Landsat 7 ETM和2012年的SPOT 5遥感影像,采用实地访谈法,景观格局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七里河区乡村聚落的时空演变特征、过程、机理及空间格局优化四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110年来,全区乡村聚落发展较快,斑块数目增多,平均斑块面积减小,但不同地域发展程度存在明显差异,集镇中心及三条沟谷地带分布逐渐密集,空间上总体呈现"融合—迁移"之演变趋势。2乡村聚落向地形平坦、交通和水系沿线布局的趋向明显,地形梯度在3级以下,距离道路和河流1 000m是乡村聚落发展的主要集聚区,同时乡村聚落的演变受农户耕作半径、中心城市的发展影响较大。3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土地经营方式的转变、农户生计的改变、政策制度的实施等因素是全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主要驱动力。4结合全区社会经济、人口、自然环境、聚落布局等情况,提出城镇化整理型、集聚发展型和迁移型三种优化空间格局模式。     

平原水乡乡村聚落空间分布规律与格局优化——以湖北公安县为例

以湖北公安县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自相关计量方法,借助Arc GIS10.0和Geoda095i的空间分析功能,重点分析了公安县平原水乡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影响机制与格局优化。结果表明:公安县用地规模较小的聚落分布密度高,用地规模较大的聚落分布密度低,全局与局部Moran指数分析进一步发现了小规模聚落局部集聚明显,大规模聚落集聚不明显。水文、地形、交通等基础地理要素仍是影响平原水乡乡村聚落分布的决定性因素,但人口迁徙、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城乡管理政策等影响因素正深刻冲击聚落格局。研究认为新时期聚落格局的优化需要解决聚落体系结构与布局不适应发展要求以及中心聚落、散居聚落建设不合理的问题,并基于集聚人口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视角提出了集镇社区、中心村和散居村庄的科学布局策略。     

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及驱动力探测——以环洱海地区为例

以环洱海地区为例，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Voronoi图及基于地理网格的景观格局指数系统分析高原湖泊乡村聚落位置—规模—形态空间分异特征，并引入基于最优参数的地理探测器探测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呈显著集聚分布特征；洱海西侧的集聚程度高于东侧，密度较大的聚落集中分布在洱海西侧、北侧及东北侧，密度较低的聚落主要分布在洱海东侧。(2)网格微观视角从位置—规模—形态刻画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特征更清晰；聚落位置受洱海湖泊中心辐射作用明显；聚落规模空间分布特征呈现出“C型”结构，规模较大的聚落集中分布在洱海东侧及南北两侧区域，并呈团块状；聚落形态相对规则，结构不复杂。(3)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驱动因素体现出聚落较强的“人—土—地—水”的共生关系；乡村聚落位置和形态的空间分布主要受高程、坡度等自然环境因素和距耕地、水域距离等区位可达性因素的影响，而聚落规模受GDP及人口密度社会经济因素的驱动更明显。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存在协同增强效应，其中，自然环境和区域可达性的交互作用对洱海乡村聚落位置和形态特征影响最为突出，区位可达性和社会经济的交互作用对乡村聚落规模特征协同增强...     

平原和山区县域聚落空间演变对比分析——以河南省延津县和宝丰县为例

以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平原县(延津县)和山区县(宝丰县)为例,基于1972、1990、2013年聚落斑块数据,运用景观格局指数、统计分析等方法对两县聚落空间演变进行对比分析表明:1两县聚落均呈集聚分布,平原县聚落逐渐趋向随机分布,而山区县集聚趋势逐渐增强。2景观指数显示两县聚落斑块面积占比变动相似,而平均斑块面积平原县明显大于山区县,且增长程度较大;平原县聚落斑块数量、密度均持续减小,而山区县持续变大;平原县最大斑块指数增加明显,而山区县有所下降;聚落邻近程度均在增强,但山区县表现更突出;1990年代前聚落扩展明显快于1990年代后,这一差异在山区县更为明显。3平原县中间位序聚落较多,聚落规模分布趋于集中,各等级规模聚落扩展差异较小;而山区县聚落规模分布趋于分散,中等规模聚落相对较少。4两县聚落扩展均快于人口增长,但1990年代后山区县两者趋于一致;经济发展不能很好地解释两县聚落扩展的差异;地形直接造成两县聚落分布模式和景观指数的不同;交通对平原县聚落的影响较山区更为显著;乡镇点对山区县聚落的影响更为复杂,其辐射带动作用均有待进一步加强。     

快速城镇化下欠发达平原农区的聚落规模变化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影响着区域城乡聚落规模的变化和空间分布状况。基于1972—2015年豫东平原地区的聚落斑块数据,运用城市/乡村位序—规模法则、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欠发达平原农区聚落斑块规模变化特征。结果发现:(1)研究时段内豫东平原聚落呈现出斑块总面积、平均斑块面积逐渐增加,斑块数量逐渐减少的特点。(2)研究区域内城镇聚落规模增长较快,其规模分布的齐夫指数逐渐上升,且1995—2015年拟合指数上升幅度较大,位次靠前的城镇聚落在体系中的优势更为凸显。(3)区域乡村聚落符合负指数位序—规模分布特征。模拟结果显示,1972年以来,其拟合曲线斜率逐步变大,说明较大的乡村聚落稳步增长,较小的聚落不断减小。(4)区域内规模相对较大的聚落斑块多集中分布在交通节点上。(5)对不同规模等级聚落到县/区中心所在地邻近距离的分析发现,同一年份不同等级聚落到县/区中心的平均邻近距离从Ⅰ级到Ⅴ级聚落逐渐增加,说明研究时段内小规模聚落与中心的空间联系弱于较大规模聚落;不同年份同一等级聚落到县/区中心的平均邻近距离从Ⅰ级到Ⅴ级聚落则有所下降,说明较大规模聚落与中心的空间联系逐渐增强。在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豫东平原地区城镇聚落、乡村聚落规模变化特征的分析,对合理规划城乡聚落,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资源型区域乡村聚落规模结构及空间分异动态

山西省孝义市是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在资源型经济转型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乡村聚落人口规模结构及空间分异发生着较为快速的变化。以该市为实证,基于"五普"、"六普"村级人口统计数据,运用GIS与统计分析方法,对此做了分析。研究表明:1本区域乡村聚落规模结构以中小等级聚落偏多,规模分异程度较大,且在不断提高;2乡村聚落人口规模与老年人口系数、文盲人口比重、外来人口比重之间呈低度相关关系;3乡村聚落人口规模下降趋势明显而聚落斑块、用地面积并未显现出相同的变动趋势;4乡村聚落人口变动表现出较强的地形、交通和中心城区指向,中部资源型边际区聚落人口下降,东部平川区乡村聚落人口增长特征尤为明显,形成全市乡村人口变动最大的区域。     

汾河流域小城镇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

以汾河流域的小城镇为研究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等方法来探究汾河流域小城镇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汾河流域小城镇在宏观空间上整体呈现集聚型分布特征,集中分布在中下游地区,在空间上形成晋中盆地南部和临汾-运城盆地两个核心集聚区;汾河流域小城镇规模分布在空间上存在上中下游的差异性特征,中游地区小城镇数量最多,下游地区的小城镇密度最大。汾河流域小城镇空间分布区位特征明显,从自然因素看,汾河流域小城镇分布具有低海拔、低坡度指向和"亲水性"特征;从人文因素看,汾河流域的小城镇与公路的交通可达性,与各级城市可接近性,与景区、工业园区的融合性都较好。     

中俄滨海大城市人口密度空间格局比较研究——以圣彼得堡和大连市为例

人口密度是识别人口空间分布特征的重要视角。文章基于人口统计数据,运用多尺度比较分析方法,对圣彼得堡和大连市2000、2010年两个时段人口密度空间格局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人口密度空间集聚性:两个城市不同尺度下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均表现出集聚特征,随着研究尺度逐渐变小,人口密度集聚分布趋势越来越明显,相比而言,大连市人口密度空间集聚的趋势更明显。(2)人口密度空间分布模式:多尺度下圣彼得堡市显示出小集中、大分散的多核心空间分布模式;而大连市人口密度显示出大集中、小分散的单中心为主的空间分布模式。(3)人口密度空间格局:多尺度下圣彼得堡市各等级人口密度均表现出嵌入式空间分布格局;而大连市各等级人口密度表现为连片式空间分布格局。不同研究尺度揭示人口密度空间格局特征是不同的,通过多尺度下中俄滨海大城市人口密度空间格局比较分析,使得人口密度空间分布特征表现越加明显,利于其特征的总结。     

武汉市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特征与影响因素

针对既有研究对演化维度、中观尺度和中部平原地区关注不足的现实,文章以武汉市为例,依托多时段的截面数据,基于ArcGIS的空间分析技术揭示了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特征,并从历史格局、自然地形、道路交通和城镇发展四个方面剖析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武汉市乡村聚落空间的剧烈重构受中部崛起战略下的城市大扩张外源动力和新农村建设下村庄的内生性响应双重驱动。虽然聚落用地总量变化不大,但空间分布基于历史格局的重构十分剧烈,先紧凑再迅速破碎化。高程和水体分布等地形因素的影响在道路等基础设施普惠的影响下趋弱。相比一般镇和产业重镇,县城所在城关镇的乡村聚落重构程度更为剧烈。据此,提出了推动中部地区乡村聚落精明收缩的政策建议。     

半干旱贫困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与易地扶贫搬迁重构效应——以吉林省通榆县为例

为服务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国家战略需求,探究前人关注较少的脆弱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特殊规律和乡村聚落重构模式的适应性,文章通过地名分析、聚落斑块分析和实地访谈调查,对半干旱贫困地区通榆县的乡村聚落进行了综合研究。结果表明：通榆县乡村聚落于清末东北开禁放垦后兴起,民国和改革开放前聚落数量快速增长;近30年乡村聚落规模增长速度逐渐放缓;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乡村聚落内部空间更新极其缓慢,之后国家政策和政府外力干预成为其空间优化的主动力,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重构了部分乡村聚落,产生了多方面的正面效应。但是,该地区仍面临人口继续流失、人口逐渐老龄化、聚落空心化覆盖面广且程度深等困境,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阶段仍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南方山地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及其格局优化调整——以临武县西山瑶族乡为例

以湘南临武县西山瑶族乡32个自然乡村聚落为实证对象,通过对地形测绘与实地调查所获得数据的比对分析与归纳总结,分析了湘南山地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现状与特征,从土地资源因素与交通条件视角探索了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与格局优化手段与措施,探讨了山地环境下影响乡村聚落空间布局的因素并对其进行了量化的数据判断。研究提出遵循乡村聚落发展的自然演变规律,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将案例区的乡村聚落分为3种类型,结合村庄合并与易地扶贫搬迁扶贫工作,做到聚集、迁移、保留相结合,并缩兼顾,基于居民生活与生产需求做好乡村聚落空间格局优化调整。     

秦巴山区贫困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秦巴山区11县为研究区域,运用GIS技术探讨贫困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变特征,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秦巴山区贫困村的空间集聚特征较为明显,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与2004年相比,2014年贫困村的空间集聚规模较小,集聚中心数量较多;库区是贫困村的主要集聚地,随着时间推移贫困村的分布呈现远离库区和向乡镇中心附近集聚的趋势。在影响因素分析上,泊松回归的结果表明,自然地理特征、地理区位特征、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和政策因素均对贫困村区位具有显著影响。但随时间推移,贫困村分布的具体影响因素呈现一些新的变化,同一因素的影响大小和影响方向也存在着显著差异。     

厦门市乡村聚落用地空间演变解析及优化策略

从市域与镇域两个尺度上,借助分形维数对1986—2016年厦门市乡村聚落用地空间演变进行剖析;基于空间差异特征,提出乡村聚落用地空间结构优化策略。研究发现,厦门市乡村聚落用地空间聚集维数逐年增大,但空间关联维数呈现减少趋势;乡村聚落用地空间关联度逐渐提升,空间结构呈多中心聚集态分布且不断优化。在镇域尺度上,基于乡村聚落用地空间结构分形特征的差异解析,将研究区乡村聚落用地划分为优势发展区、空间结构优化区、交通网络优化区、空间结构与交通网络优化区以及限制发展区,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研究认为,在未来土地利用规划过程中,厦门市应充分考虑乡村聚落用地空间结构演变趋势及分区特征,确保乡村聚落空间要素的合理配置,促进乡村聚落用地空间结构的优化及生活环境质量的提升,为编制乡村土地利用规划提供科学参考。     

中国特色种植村镇的空间分布及其成因——以国家级示范性专业村镇为例

特色种植是特色农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空间分布及规模直接影响着特色农业的区域化布局。文章以农业农村部公布的8批2 164个特色种植村镇为研究对象,采用ArcGIS空间分析法,从不同尺度就其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探究发现:(1)省级特色种植村镇数量在东北—西南方向呈"多—少"相间的条带状分布格局;(2)特色种植村镇倾向集聚于低海拔、近河流、近地级市的区域;(3)特色种植村镇的空间分布同人口分布相似,以胡焕庸线为界,东南密西北疏,且空间相关性较强。选取OLS、SLM与SEM模型,甄别和量化不同尺度的环境因素对特色种植专业村镇空间集聚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1)地区的特色种植村镇集聚度不仅受到本区域各因子的作用,也受到邻近区域各因子的作用,且相邻地区各因子对集聚度的影响具有一致性;(2)海拔低、坡度缓、人均GDP低、人均土地资源多、人力资源丰富、城镇化率高、区位优势明显的地区有利于特色种植村镇集聚。此外,水资源已不是特色种植村镇集聚的决定性因素。     

南方稻作梯田区居民点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南省新化县水车镇为例

以作为典型南方稻作梯田的湖南省新化县紫鹊界梯田为研究对象,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提取了梯田区居民点、河流、道路、林地、耕地等信息,获得了梯田区居民点分布格局,采用景观格局指数分析方法,分析了居民点空间格局特征,并结合地形数据,分析了坡度、坡向、河流、耕地分布、城镇位置和交通条件等对居民点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显示,坡度、河流、距耕地距离、距城镇距离、交通条件等因素对居民点的分布影响显著,居民点倾向于分布在海拔较低、坡度平缓地区,沿河流、道路分布明显,且距城镇距离越近,居民点分布越多越集中。     

中国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综合运用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7 586个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叠加分析法探测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总体空间分布上,国家森林乡村呈现"大集聚、小分散"分布格局,经向性特征显著,具有显著的东多西少的格局特征;(2)区域空间分布上,在三大地区、八大分区和省际层面上分布极不均衡,东部地区森林乡村占比达40.23%,大西南、长江中游等6个区域占比达到79.79%;(3)空间密度分布上,高密度区域分布于黑河—腾冲一线以东的北京和苏浙皖赣湘交接区域,华北、华中与华南为两个核心绵延区;(4)空间关联特征上,呈现中东部热,西北、东北部冷的空间关联特征,冷点区域变化较小,热点区域呈现零散和带状分布向团状集聚转变的特征;(5)影响因素上,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受经济、社会、生态和自然地理多重因子影响,其中受生态因素的影响较大,河流、地形、气候对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的影响也较大。     

吉中低山丘陵区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

以位于长白山西麓吉林中部低山丘陵区的蛟河市为对象,基于两期土地详查的矢量数据,采用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分析1997—2014年间蛟河市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分析自然、区位和人口因素影响农村居民点演变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蛟河市的农村居民点总量有所下降。村级尺度的蛟河市农村居民点大范围减少的同时,出现局部小范围集聚增加现象,乡级尺度的农村居民点变化存在空间差异。2蛟河市农村居民点近17年来整体空间格局变化不大,均匀度的变化较微弱,但密集度有所增加。317年间农村居民点的低坡度指向性和靠近河流、公路分布的空间格局特征没有改变,但受城镇吸引而集聚的特征越来越明显。4自然因素是农村居民点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农村居民点演化的主控因素;区位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的影响越来越大,距离交通线和城镇的远近对农村居民点规模和格局的变化有重要影响;人口因素亦是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的动力之一。     

重庆市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关系及其变化研究

采用重庆市40个区县1997-2009年人口和GDP数据,运用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重庆市直辖以来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及其关系的变化过程进行分析,结论如下:重庆市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呈现出"一圈"高、"两翼"低的特点;重庆市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的相互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中,但总的来说不断趋向协调,表现在人口与经济集聚协调发展的区县数量不断增多;自相关分析表明Moran's I由1997年的0.7254下降为2009年的0.7162,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类型的数量都有所减少;重庆市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格局及关系的变化与自然条件、区位因素、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变动等密切相关.     

黑龙江省贫困村空间分布特征

以黑龙江省1 773个贫困村为研究对象,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空间自相关、数据叠加等空间分析技术,从数量规模、空间分布模式、垂直分布特征等方面分析贫困村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黑龙江省贫困村个数占行政村总量的19.68%,贫困村面积占行政区土地总面积的7.69%,地区(市)间贫困村个数及面积比例存在显著差异;贫困村在国贫县、省贫县和非贫县中个数比率分别为47.23%、35.71%和8.19%,面积比例分别为25.65%、24.56%和2.38%;贫困村在不同尺度上的集聚特征均比较明显,在国贫县、省贫县、非贫县内集聚程度依次降低;贫困村之间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在黑龙江省的西部和东部地区分别呈现出一个核心集聚片区和一个相对集中的条带区;64.12%的贫困村分布在高程为200 m以下的平原区,其中有一半的贫困村分布在150~200 m的高程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