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背景下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博弈分析

当前我国各大城市面临着严重的用工短缺现象,即"民工荒"问题。"民工荒"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农民工的工资太低。文章从农民工的工资与他为企业创造的价值的关系角度出发,构建了供小于求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与企业关于工资的轮流出价的讨价还价博弈模型,分析与农民工工资密切联系的各因素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得出双方能否达成协议主要取决于农民工对他为企业创造的价值的估计,并提出农民工可以通过组建工会集体议价的形式来提高贴现因子以及通过激励措施鼓励企业揭示农民工为其创造的真实价值的建议,从而可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缓解"民工荒"现象。     

关于雇佣关系演进的博弈分析

雇佣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雇佣关系从二战以前的激烈对抗逐步走向当代相对缓和的演进过程,也是雇用双方围绕着雇佣契约约束是否有效而从非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弈的过程。文章从博弈论的视角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分析,构建了雇用双方就工资问题进行相互博弈的模型,分析了雇用双方的博弈策略,阐明了雇用双方从非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弈的基本条件,指出雇佣关系从二战以前的激烈对抗逐步走向当代相对缓和,是雇用双方的博弈从非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弈的必然结果。     

产权制度、合谋条款及国家成功——农民工工资纠纷案(以建筑市场为例)的契约理论再解释

建筑市场的产权制度向雇主提供了侵害农民工私人产权有利可图的“共同知识”,分散于全国各地的雇主便由此在侵害农民工私人产权问题上达成了合谋条款。分别实施这种合谋条款表现为每一雇主在其与农民工事实上签订的雇佣工资支付契约中含有谈判地位不对称、“裸体工资”和拖欠支付等三大侵权条款。由于这三大侵权条款是严格遵循现行产权制度达成的并与这种产权制保持高度一致,必然会得到国家强制保障及实施,因而农民工工资纠纷案的发生不是国家强制实施的失败,恰恰是国家强制实施的成功。要从根本上阻止拖欠行为,维护农民工的各种权益,最好的选择在于进行产权制度改革。     

农民工的自雇佣选择及其收入

文章基于2010年北京农民工调查数据,使用Roy模型研究了农民工自雇佣选择及其收入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能力更强、社会资本更多的农民工具有更高的自雇佣概率;物质资本是影响自雇佣的一个关键因素;自雇佣者在自雇佣部门具有比较优势,与工资收入者相比,自雇佣者有更高的收入,收入差异主要来自于能力等不可观测的因素。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已经有所改善,自雇佣不再是农民工的一种被迫选择。     

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及动态同化

本文从动态同化(assimilation)的新视角,研究了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文章针对该问题特有的数据结构,构建了一种新的非线性工具变量回归方法,对移民工资同化研究中固有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纠正。实证结果显示,农民工在城镇每多待一年,其相对工资将增加1.4%。这表明不同初始工资的农民工需要经过10—58年后才能达到与城镇职工同等的工资水平。高学历不会显著增加农民工的工资同化速度,只是增加了其初始工资水平,培训和社会关系对农民工的工资同化速度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农民工不仅初始相对工资低,而且工资同化速度慢,因而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将长期处于劣势地位。这反映出改善农民工务工环境、消除工资歧视的迫切性。同时,本文也揭示了增加社会培训在农民工中的覆盖范围和加强农民工就业指导服务将对"农民市民化"的进程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农民工进城自雇佣行为:规模、特征与进入机制

着眼于当前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广泛存在但又被长期忽视的农民工自我雇佣现象,首次利用2010-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推算了自我雇佣农民工的真实规模,探讨了该群体的市场表现、福利状况和个体特征,并对自雇佣活动的进入机制进行初步考察。研究发现,近年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从事自雇活动的农民工比重维持在四成左右,自我雇佣已成为农民工进城就业的重要形式。即使与正规受雇就业相比,农民工的自我雇佣行为依然存在明显的收入优势,但自雇农民工的劳动条件及享有的就业福利都要显著差于其他就业类型的农民工。同时,初步的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的自我雇佣行为存在明显的自选择性,一旦无法进入正规部门或正规岗位实现就业,农民工更有可能会选择自我雇佣,而不是无奈接受非正规受雇。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尽管自我雇佣常被看作非正规就业,但一刀切式的正规化可能并非最优策略,甚至会带来效率和福利的双重损失。     

农民工工资与大学生工资的比较分析

当前,农民工工资高涨而大学生工资却一再低迷,这一现象引发社会热议。"大学毕业生工资不如农民工工资"并不真实,它具有一定的现实客观原因。从这一事件出发,对当前的大学教育进行反思。     

建筑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原因及解决途径

文章简述了建筑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状,分析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原因,提出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途径。     

雇佣关系的交换关系平衡

雇佣关系的实质是交换关系,归根到底是雇佣双方利益的反映和交换。因此,雇佣关系可以从交换平衡的视角寻求治理机制和路径,关键在于找到雇佣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标准,基于雇佣关系交换平衡的微观框架,雇佣关系治理的核心在于雇佣双方利益目标维度的内在统一,以及各自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维度。     

基于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对农民工工资的分析

系统阐述了包含一般的、平均的劳动力价值构成及其变化界限、工资变动等方面内容的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以此为理论基础,分析了乡镇企业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工资的形成机理,初步估量了2004年中国农民工在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试图探究农民工工资低的原因并提出提高农民工工资的相应对策.     

农民工工资决定的圈层结构:一般性分析框架

农民工工资决定存在诸多因素。其中,人力资本等因素属于农民工自身层面,劳动力价值、供求状况等因素属于农民工市场层面,最低工资制度、歧视因素等属于社会环境层面。三个层面分别构成了农民工工资决定的内部、中间和外部三大圈层。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农民工工资决定的圈层结构。这是农民工工资决定的一般性分析框架。     

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与工资合约——引入不对称信息的敲竹杠模型

经典的不完全合约理论认为,当事人的专用性投资会引发敲竹杠行为从而导致专用性投资的无效率。本文通过在经典的敲竹杠模型中引入关于雇员能力的不对称信息,构建一个新的模型来分析企业工资合约的刚性与灵活性,以解决敲竹杠所导致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分析表明:从保护雇佣双方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看,固定工资合约优于灵活工资合约;且在固定工资合约下,雇员虽然仍可能面临敲竹杠风险,但敲竹杠未必妨碍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效率。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个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与实证分析

工业化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腾飞的重要性,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道路所证实。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世界各国都曾经或必将面对的重要课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因和机制是十分复杂的,本文运用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个人微观决策机理及其影响因素,并采用2003-2006年国家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建立Probit模型对纳什均衡的结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是理性的,他们是以收益最大化来决定自己的转移行为,只有用工企业的工资估价大于农民工的工资估价,雇佣才可能发生,农村劳动力才能实现顺利的转移。     

农民工工作经验和工资相互关系的人力资本理论解释——基于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研究

本文试图从人力资本形成效率的视角研究农民工工资与其工作经验的关系。在构建了一个简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之后,本文提出了两条待检验假设,即工资随经验上涨,以及培训对经验的工资回报有显著作用。通过对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经验研究,发现随经验增长的农民工工资,呈速度递减的上升态势;不同分位上的分位数回归显示,农民工工资内部差异随经验增长而不断扩大;接受更好教育的农民工工资增速较快,培训只有水平作用没有增长作用,即培训不能显著提升工作经验的工资回报。     

新生代农民工在职培训的工资效应

本文基于2014年海口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马氏距离匹配以及偏差校正方法,估计在职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职培训比未参加在职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月工资高496.91元,使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提高21.5％;在职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的贡献高于教育回报率,但在职培训与教育水平的交互项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呈现负向效应;新生代农民工在职培训参与率不高,教育程度、跨区就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在职培训参与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经验的影响呈现"U"型,性别影响不显著.     

我国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原因及解决办法——以建筑业为例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近几年来,在我国的各行业特别是在建筑业领域里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相当严重,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犯.要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首先要在建筑业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体系,在开发商和建设单位申办开工手续时,向社会劳动保障部门交纳建筑造价金额1%～2%的工资保障金,不交保障金不允许施工;其次,由开发商或建设单位直接给农民工发放工资,减少中间环节;最后,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严格规范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行为,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给本人.     

社会关系网、朋友圈效应与农民工收入

基于中国珠三角地区实地调查数据,文章分析了农民工社会关系网以及朋友圈对其工资的影响。在研究农民工社会关系网对其工资影响的基础上,文章探讨朋友圈中的教育网差效应和职业网差效应对其工资的影响机理和程度。研究发现:整体上看,农民工个人社会网络对其工资有正向影响;农民工最好朋友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对农民工工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更进一步,朋友圈内教育网差效应的表现跟农民工与该朋友的社会距离有关,社会距离越近,此种效应相对越大;而职业网差效应的表现跟农民工与朋友的社会距离关系不大。在排除自选择因素以及考虑教育的内生性问题、工资与教育网差及职业网差的联立关系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中国非农自雇活动的转换进入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微观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非农自雇活动转换进入的决定因素。本文把初始状态区分为工资雇佣和失业,最终状态则划分为无雇工自雇和有雇工自雇,另外,对无雇工自雇转入有雇工自雇也进行了剖析。结果显示:不管初始状态如何,代际人力资本传递在自雇进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年龄和性别变量只对失业转入自雇有影响;由失业转入自雇的概率比由工资雇佣转入自雇的概率高;工资雇佣转入有雇工自雇的概率与失业转入有雇工自雇的概率相差不大,但工资雇佣转入无雇工自雇的概率与失业转入无雇工自雇的概率之间存在巨大差异;高等教育在无雇工自雇转入有雇工自雇的工作岗位创造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合同异质性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

目前,合同对农民工工资影响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是否签订合同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上,忽视了不同性质合同可能对农民工工资造成的影响。本文采用2008年珠三角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在对合同进行详细分类的基础上,根据Mincer收入方程,分析各类合同对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经检验分析后发现,有农民工参与协商的长期性个人合同的签订,农民工工资水平显著提高。因此,只有重视合同的内容和性质,才能有效地维护农民工权益。     

农村社会保险对农民工生计决策异质性的影响研究——从外出务工到返乡创业

当下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及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在一定时期内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而农民工作为特殊弱势群体在此危机中受到的冲击可谓首当其冲。寻求农民工多种渠道稳定就业成为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纾困举措。基于一系列支民创业政策和农民工创业实践,本文以农村社会保险为突破口,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无序多项Logit(Mlogit)模型分析了农村社会保险对农民工生计决策(从外出务工到返乡创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总体上,新农合在推动农民工向创业转变尤其是自我雇佣型创业转变的促进作用高于新农保,且不同类型农村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向创业转变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年龄与收入差异。在作用机制方面,农民工参与新农合会降低风险偏好,抑制自我雇佣型创业转变意愿;新农保则会增强风险偏好,促进自我雇佣型创业转变意愿;新农合和新农保均能够缓解金融约束,提高农民工从务工向自我雇佣型创业转变意愿。本文研究结论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用工需求量降低和农民工外出务工受阻,找到了以完善农村社会保险为抓手的解决方案,为相关决策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