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公司治理结构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发展——基于京津冀重污染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内容分析法构建重污染企业绿色发展评价体系,并以京津冀地区重污染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其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分析三种环境规制工具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结构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能有效促进企业绿色发展;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发展也具有正面影响;但自愿型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不显著。(2)公司治理结构的调节效应中,产权性质、高管薪酬对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发展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但独立董事比例未能在两者间起到调节效应。     

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区域性影响——以氢燃料电池技术为例

为了明确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从而为环境规制政策制定提供有力依据，以氢燃料电池技术为例，基于中国200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ys GMM法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利用SPSS软件进一步将全国样本分为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高水平地区、中等水平地区以及低水平地区，检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区域性差异。结果显示，3种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呈现出显著正向影响，且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高水平地区，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正向促进效应显著，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并未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形成有效激励；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中等水平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显著，其余两种规制工具的激励效应不显著；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低水平地区，仅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显著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且表现为负向作用。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基于环境规制工具视角的分析

西部地区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莫过于环境的破坏和恶化。文章立足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利用1999-2012年我国西部地区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基于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隐性环境规制工具等视角实证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西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隐性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技术创新投入对技术创新产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未来西部地区要完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加快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建设,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有效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提高西部地区公众的环保意识,发挥隐性环境规制的作用;继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从而充分激发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诱发作用,推动西部地区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

波特假说认为,合适的环境规制能激发"创新补偿"效应,从而不仅能弥补企业的"遵循成本",还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由于其本身的现实意义,引发了大量学者对此进行研究。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却鲜有文献提及。为此,本文在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间构建了数理模型,并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对1998—2007年中国30个省份的工业部门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初始较弱的环境规制强度确实削弱了企业的生产技术进步率,然而,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企业的生产技术进步率逐步提高,即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间呈现"U"型关系;(2)在西部地区,受到环境规制形式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的生产技术进步之间尚未形成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的"U"型关系。因此,从长远的角度看,政府应当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使企业不仅能实现治污技术的提升,而且能实现生产技术的进步,进而为中国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提供技术支持。     

不同规制工具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我国2000—2015年各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效率,并且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和传导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与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突出;不同规制工具在东部、中部地区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倒“U”型作用较为显著,但是在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此外,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都可以通过影响研发强度,进而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且命令型规制工具对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更为强烈。     

环境规制对长三角地区就业的影响——基于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视角

文章采用2002—2013年长三角地区15个城市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构建技术进步综合指数并基于技术进步视角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对就业先起促进作用,当环境规制强度到达临界值后对就业有抑制作用,即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呈倒U型的曲线关系:(2)目前长三角15个城市的环境规制水平全部处于倒U型曲线左侧,此时增加环境规制强度能促进就业;(3)在倒U型曲线的左侧,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进步促进就业。     

环境规制实现了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的双赢?

文章基于系统耦合模型测算出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的系统耦合度,并利用系统矩估计法考察环境规制对系统耦合度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有利于改善系统耦合度,意味着当前环境规制在履行节能减排职能的基础上,创新补偿效应也倒逼经济增长。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显著正向作用于系统耦合度,而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却明显抑制了系统耦合度。分阶段来看,伴随2006年节能减排政策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环境规制对系统耦合度实现了由负向到正向的根本性转变。此外,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和企业个体努力实现了节能减排与经济共同发展,而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则扩大了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中国工业绿色转型问题研究

资源环境约束下,通过环境规制设计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差异性,因而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规制政策,进而难以有效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文章在区分不同类型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并不存在,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增强,可明显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及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并未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形成有效激励,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正向促进效应明显。中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有着负向影响效应,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转型的激励效应不明显。文章对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衡量有利于未来进一步扩展和细分环境规制的类型,以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研究结论对科学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形式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启示意义。     

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绿色转型背景下制造企业如何协调环境战略，将规制约束转化为动力，提高绿色创新能力亟待研究。结合制度理论和自然资源基础观，基于双元战略视角构建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机制框架，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探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驱动机制的差异性。根据中国重污染制造上市公司2013—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与逐步回归模型发现：(1)各类规制均有利于环境双元战略实施，其中，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促进效应最显著，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分别对反应型环境战略、前瞻型环境战略的促进效应更显著；(2)各类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从强到弱依次为市场激励型、自愿参与型和命令控制型；(3)环境规制通过环境双元战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且前瞻型环境战略的积极作用更显著；(4)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机制存在差异，各阶段企业通过针对性响应异质性环境规制和协调环境双元战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节能减排、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融合路径选择

本文从节能减排与产业发展的困境出发,通过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分析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影响节能减排的内在机制并探究其融合路径.研究发现,技术进步能够促进整体行业的节能减排,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交互作用.然而,这一影响机制存在行业异质性:重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并没有显示积极的规制效果,其交互作用显著存在;轻污染行业则相反,环境规制得以有效发挥,但其交互作用并不存在.笔者建议应根据行业特征调整规制政策,从规制工具类型转变、独立规制环境等方面创造条件推动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共同发挥节能减排作用.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有效反映一个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的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引入GML指数方法测算了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改进Super-SBM模型实证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向增长,其驱动力来自绿色技术进步;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以及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差异显著;命令控制型及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呈现倒“U”型关系,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为正向线性关系;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创新路径不显著。进一步提出提升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环境税征收、社会责任承担与企业绿色创新*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的约束问题愈发凸显,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传统工业企业实现绿色创新转型升级,而环境税征收和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分别作为一种基于外部市场激励型和内部自主激励型的重要工具,两者能否有效发挥激励协同效应？本文以2010—2018年我国沪深A股工业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环境税征收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环境税征收与社会责任承担发挥着显著正向激励协同效应,环境税征收强度越大则越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且该正相关关系将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提升而得到增强。（2）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越高并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但该负相关关系将随着环境税征收强度增加而受到抑制。（3）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上效应主要存在于大规模企业、高成长性企业、研发能力较强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和东部地区。（4）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环境税征收及其与社会责任承担的正向交互效应显著存在于国有企业之中。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驱动因素和环境税征收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于新时期如何有效发挥企业绿色创新激励协同机制,以助推我国传统工业企业顺利实现绿色创新转型升级等有重要启示。     

环境税制与绿色发展:基于技术进步视角的考察

征收环境税能够激励企业增加治污投入并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有利于减轻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强度.本文运用2005-201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环境税影响企业技术进步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不管是全国还是东、中、西部地区,环境税收强度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都显著为正,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这一效应的影响系数越大.短期来看,实施环境税收制度可能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一定的负面冲击,但从长期而言,由于环境改善、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从而会提高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     

数字经济条件下环境规制工具能否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质增量”

以2013—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面板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条件变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及各环境规制工具绿色创新激励作用的影响，并对不同规模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型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命令型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提升，而对质量无显著影响，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尚不显著；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赋能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激励作用，强化命令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数量的激励作用，抑制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而对命令型规制的绿色创新质量激励作用无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规模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存在差异，大规模企业具有创新战略刚性。     

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技术进步路径——自主创新还是技术引进?

本文基于企业环境规制的微观识别，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两种技术进步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受到强制性环境规制后，企业技术进步路径会偏向技术引进；从异质性分析看，当受到环境规制时，东部地区企业会偏向技术引进，而中西部地区企业不仅不会增加技术引进，还会降低自主创新，以消极方式应对环境规制；从机制分析看，技术引进能够更好地改善企业环境绩效，稳定其生产规模，但对于企业生产率提升作用不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导致的企业技术进步偏向会产生路径依赖，使得企业长期偏向技术引进。本文研究表明适度环境规制能够增强企业技术进步动力，但也要注重引导企业自主创新，增强企业技术进步内生能力。     

GVC嵌入、环境规制与制造业行业技术进步研究

新发展格局下,研究GVC嵌入、环境规制与制造业技术进步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引领中国制造业绿色与集约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的GVC嵌入程度和嵌入地位不利于制造业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进步偏向型存在长期呈“U”型关系,存在GVC嵌入地位影响环境规制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门槛效应,GVC嵌入地位跨越第一道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作用显著提升,强化环境规制措施可以导致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性;GVC上游环节参与度越高,更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核心技术研发,要素禀赋结构与技术进步影响方向相适宜进而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下游环节嵌入受依附GVC行业领导者的全球战略影响,依附型生产率增长路径困难。     

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关系——基于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

该文运用2003-2010年江苏省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利用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和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之间既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也不存在"波特假说"中的U型曲线关系,而是一种折线对应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阻碍生产技术进步;当环境规制强度越过门槛值后,阻碍作用递减,但并未呈现正向促进作用。     

不同环境规制工具触发“波特效应”的异质性分析——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

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基于2005—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背景下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未考虑地方政府竞争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能够促进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触发"波特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表现为抑制技术创新,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无法发挥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当考虑地方政府竞争时,三类环境规制工具均表现为抑制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说明地方政府官员在面临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选择时,更多选择后者,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基于此,应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以发挥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充分利用公众的力量和完善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以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研究——基于我国30个省份数据的实证研究

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如何处理好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关于企业创新与环境规制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一直存在不同见解。基于2001-2009年30个省市的数据,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显著,相对而言,经济规模以及政府促进政策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更显著。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异质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经济绿色发展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目标,在数字金融发展背景下探讨其绿色价值并健全环境规制,在经济供需两端形成绿色发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1—2021年1597个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利用中介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异质型环境规制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技术、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路径驱动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随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的裁量空间增大,上述驱动作用会产生“减损”“补偿”和“分化”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绿色发展实力较强的企业,应重视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路径的作用,并主要实施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绿色生产成本较高的企业更应依靠技术路径,并重点实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从而基于市场和政府的协同合力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