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助对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创新产出关系的调节效应——来自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研究政府补助对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创新产出关系的调节效应,并深入探讨政府补助这一调节效应在不同区域环境、不同产业环境和不同内部控制环境下的差异性表现。结果发现：机构投资者不仅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产出,而且有助于促进具有战略发展意义的突破式创新产出;政府补助对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创新产出及突破式创新产出间的关系存在显著正向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东部地区、非先进制造业和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政府补助在中西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和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对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创新产出及突破式创新产出的正向调节效应更显著。研究结论为进一步优化政府补助政策,提升政府补助利用效率,增加企业创新产出具有重要意义。     

股权特征对机构投资者与创新投入的调节作用

以2010-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Tobit回归方法探讨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深入分析股权集中度与股权性质对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创新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比于交易型机构投资者，稳定型机构投资者更能提高企业创新投入；股权集中度在交易型机构投资者样本中削弱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国有企业提高创新投入的力度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最后提出企业须正视机构投资者和使股东结构多元化，政府应加大证券市场监管力度与深化国企改革等建议。     

中小股东网络监督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中小股东网络监督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网络监督显著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发挥了治理效应，并且这一治理效应通过提高媒体关注度、增加监管问询以及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公司负面网络舆论较多、散户投资者较多、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时，中小股东网络监督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本研究丰富了中小股东网络监督的经济后果研究，并为完善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机制，实现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基于差异化类别的创新补助激励效应实证研究

在创新与非创新政府补助二元分类基础上，进一步将政府创新补助细分为人才计划、项目支持和成果奖补等3类，利用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3类补助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差异。结果表明：人才计划类补助能有效促进企业创新，项目支持类补助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扭曲效应，成果奖补类补助激励效果不显著；人才计划类和项目支持类补助激励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高管特征企业间存在异质性，人才计划类补助更能激发国有企业、有研发背景和无政治关联的企业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对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创新激励效应更为突出，而项目支持类补助对企业高质量创新的激励效应在国有企业、大企业、有研发背景和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更为突出；信号传递机制是政府创新补助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人才计划类和项目支持类补助均具有信号传递功能，且前者信号功能强度大于后者。     

机构股东与控股大股东“掏空”行为的非合作博弈分析

文章基于机构股东积极主义的视角,探讨机构投资者对控股大股东"掏空"行为的策略选择问题。通过机构投资者与控股大股东之间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的构建、推导与分析发现:机构股东是否采取监督策略取决于其对公司治理状况好坏的判断概率。机构股东持股比率越高、持股时间越长越倾向于选择监督策略。但机构股东监督仅是法制监督的补充机制,其监督有效性的发挥依赖于法律制度与监管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不同来源金融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

以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就不同来源金融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发现：①内源融资与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高成长性企业表现尤为显著;②政府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研发投入负相关,且资产负债率负向调节政府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正相关关系。企业应适度控制债权融资水平,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动机,并有效发挥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的积极作用;③风险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不显著。     

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7～2010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研发投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研发投入正相关,但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持股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不同,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与保险基金持股比例同研发投入正相关,证券公司、QFII持股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反过来,研究研发投入对机构投资者的影响时,增大研发投入只能吸引部分机构投资者(社保基金)增加持股。     

不同来源金融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以中小板上市公司为例

以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就不同来源金融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内源融资与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高成长性企业表现尤为显著;2政府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研发投入负相关,且资产负债率负向调节政府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正相关关系。企业应适度控制债权融资水平,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动机,并有效发挥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的积极作用;3风险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不显著。     

政府补助方式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绩效影响研究——基于企业成长性的深入分析

以2010-2015年新能源汽车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区分政府补助方式,实证分析政府研发补助和非研发补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非研发补助对企业经营绩效有显著正相关作用,且随着企业经营绩效提升,政府非研发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起到间接正向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绩效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根据企业成长性对样本进行分组,进一步发现政府研发补助对高成长性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低成长性企业无显著影响;政府非研发补助对企业经营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高成长性企业的影响更突出。     

环境支持还是企业迎合:高管持股、企业研发投入与省际创新强度

在转轨经济国家中,制度环境究竟会对高管持股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产生何种影响一直存在争议。从环境支持和企业迎合两个视角出发,分析企业所处的外在环境及其开展研发活动的动机等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在环境的创新氛围对高管持股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企业为满足政府政策导向而采取的迎合行为也强化了上述关系,这两者同时作用于高管持股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但两者相比,创新氛围的影响更为重要。进一步揭示了高管持股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逻辑黑箱,为今后的理论研究与政策设计提供了必要支持。     

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延迟效应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1 038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2013-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延迟效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长与CEO两职兼任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研发资金投入,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研发投入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没有对研发投入带来显著的积极作用,机构持股与研发投入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薪酬激励、高管持股和在职消费对企业研发投入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具有延迟效应,对当期和后续绩效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影响。从新视角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创新活动,为构建匹配产业创新特征的治理结构提供了参考。     

监督与纾困！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

本文采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2008-2019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实证样本,探索机构投资者持股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机构投资者能够同时发挥监督治理效应与纾困治理效应,通过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缓解企业投资不足,进而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在控制潜在内生性影响以及一系列稳健性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探讨影响路径发现,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来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同样,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缓解内源融资缓解企业投资不足。进一步考虑外部信息环境的作用,发现良好的信息环境更有利于机构投资者缓解企业内部融资,降低代理成本,最终优化企业投资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在非国有企业中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力的研究,为更好的探寻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路径与机理提供了参考。     

政府补助方式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绩效影响研究

以2010－2015年新能源汽车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区分政府补助方式,实证分析政府研发补助和非研发补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非研发补助对企业经营绩效有显著正相关作用,且随着企业经营绩效提升,政府非研发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起到间接正向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绩效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根据企业成长性对样本进行分组,进一步发现政府研发补助对高成长性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低成长性企业无显著影响;政府非研发补助对企业经营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高成长性企业的影响更突出。     

机构投资者社会网络与关键审计事项信息质量

机构投资者通过社会网络连接形成的机构投资者团体能否提高企业信息披露透明度、抑制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以2016—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社会网络算法从机构投资者网络中识别出机构投资者团体持股，研究机构投资者团体持股对关键审计事项信息质量的影响后发现，机构投资者团体持股显著提高了关键审计事项信息质量，具体表现为机构投资者团体持股比例越高的企业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形式越多元、披露内容越充分、文本相似度越低、文本可读性越高。作用机制表明，机构投资者团体持股主要通过信息监督效应实现关键审计事项信息质量的提升。横截面分析发现，在无机构投资者调研以及长期机构投资者团体持股的组别中，关键审计事项信息质量更高。上述结论意味着，为提升关键审计事项信息质量，审计师应具有审计全局、宏观视角；机构投资者团体应当树立长期价值投资意识，建立核心投资理念；监管机构应加快长期机构投资者参与市场的机制建设。     

政府补助和减税降费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制造业上市企业的门槛效应分析

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政府在支出和收入两个方面实行多种激励企业创新的政策.利用2015-2017年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检验了政府补助和减税降费对提升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有效性.研究发现:第一,政府补助力度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呈正向激励,实际税费负担率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呈负向激励;第二,政府补助力度对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效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实际税费负担率则仅对高端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效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第三,政府补助力度对高端、中端和低端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效率产生促进作用时的门槛值分别为5.78％、13.14％和20.35％,实际税费负担率低于1.24％的门槛值时对高端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会有所缓解,但对中端和低端制造业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建议总体上提高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政府补助力度,降低企业实际税费负担率;针对不同层次的制造业,应逐步减少低端制造业企业创新对政府补助的过度依赖,重点降低高端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税费负担,提升政府补助和减税降费对激励制造业企业创新的有效性.     

机构投资者抱团与企业金融资产动态配置：“监督”抑或“合谋”?

金融资产的收敛速度反映了企业金融资产动态配置的效果，机构投资者团体作为企业金融决策的重要参与者，对金融资产收敛速度发挥何种作用尚未明确。本文选取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Python运行Louvain算法和Bron-Kerbosch算法识别并计算机构投资者抱团持股比例，探究机构投资者抱团对金融资产收敛速度的作用。结果表明，金融资产动态配置过程中存在“最优值”,机构投资者抱团对金融资产收敛速度产生倒U型调节作用。在进行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机构投资者抱团影响了金融资产配置过程中的成本以及决策者配置金融资产的意愿，进而作用于金融资产收敛速度。效应识别表明，机构投资者抱团持股比例适度时，发挥了有效监督效应；持股比例过大时，发挥了合谋效应，排除了过度监督效应存在的可能性。进一步检验可知，在非国有、投机以及庞氏融资型企业中，机构投资者抱团对金融资产收敛速度作用更明显；机构投资者抱团的治理效应在专注型机构投资者团体中、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高时作用更强；适度规模的机构投资者抱团能加快企业金融资产收敛速度，进而提升企业未来主业业绩以及外部资本市场稳...     

数字经济与大股东掏空行为：技术治理的新视角

以大股东掏空为代表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始终是新兴市场公司治理中的关键议题，受到学界、业界和监管部门的持续关注。在新的技术和经济背景下，能否从技术治理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具有理论上的创新价值和实践上的现实价值。本文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数字经济水平越高，大股东掏空程度越低，这一结果通过多种检验后依然稳健，信息机制和竞争机制是数字经济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核心机制。市场化程度和法治环境水平越高，数字经济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作用越显著。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技术治理与制度治理之间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管理层持股和内部控制具有替代效应，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具有补充效应。本研究为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缓解第二类代理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解决方案，对数字经济时代探索新型监管模式、推动企业长远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机构投资者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兼论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异质性

机构投资者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司治理外部监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将公司治理传导效应纳入机构持股与企业创新关系及作用机理分析框架,基于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内部控制有效性、核心技术人员股权激励和管理费用控制是机构投资者促进企业创新的3个重要传导路径。另外,战略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相较于财务型机构投资者更为突出;同时,机构投资者对非国有企业创新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国有企业整体创新的影响不显著。     

我国债权人参与上市公司债务治理研究——基于现实经验数据的分析

国外对债权人参与公司债务治理的相关研究及实践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我国就此问题的研究仍然存在分歧.本文结合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因素对债权人参与上市公司债务治理的治理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债权人监督具有抑制经理人代理成本的效应;政府控制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效应;在对经理人代理成本的影响方面,法律制度环境与债权人监督表现为互补关系;银行监督与公司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内部治理与银行监督对公司绩效没有交互效应,第二大到第十大股东在抑制控股股东代理成本方面有治理效应,对银行监督有互补效应;债权人参与上市公司债务治理具有正向作用.因而,我国应在金融发达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积极推行债权人参与公司债务治理.     

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刺激企业气候转型风险信息披露吗?——基于企业年报文本的实证分析

气候转型风险信息披露是各方利益相关者了解企业应对气候风险有关作为的重要渠道，提高气候转型风险信息披露，提升企业气候风险治理水平，对推动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以2007—2020年沪深制造业重污染上市企业为样本，基于WinGo财经文本数据平台，运用文本分析方法，构建和测算企业气候转型风险信息披露指数，在此基础上研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气候转型风险信息披露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气候转型风险信息披露；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是机构投资者持股影响企业气候转型风险信息披露的中介因子；外部审计质量和内部控制水平削弱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气候转型风险信息披露的促进效应。从异质性来看，在管理层持股、股权集中度、媒体报道强度和信息透明度较低的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对气候转型风险信息披露的促进效应更加明显。气候转型风险信息披露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