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两山”转化水平了吗？——来自西部民族地区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利用数字金融打破“资源诅咒”效应,提升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将“生态高地”转变为“经济高地”,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11—2020年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从分项指标来看,数字金融发展对“金山银山”的提升作用显著大于其对“绿水青山”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市场一体化程度更深、人力资本水平更高和资源禀赋更好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两山”转化水平。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提升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决策参考。     

试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

<正> 社会生产力是一个由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生产力有机组合起来的综合体,它们互相制约,互相关联。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往往包括若干不同结构、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生产力系统。如果对我国生产力的地区结构作一个大致的解剖,就可以发现,无论是采用“二分法”(东、西部)或“三分法”(东、中、西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状况,基本上代表了我国西部不发达地区的生产力水平。研究我国西部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实质上主要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这是我国的民族分布和生产力的地区分布状况所决定的。     

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资源效应及对策思考

“资源诅咒”指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比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更慢的现象。相关数据显示,中国西部地区出现了自然资源储量及开采量高于全国其它地区而经济增长水平却低于全国其它地区的现象。那么,中国西部地区是否存在“资源诅咒”呢？针对国内外争论的焦点,首次从概念上把自然资源区分为点资源和散资源,并运用西部12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西部地区的确存在“资源诅咒”,最后结合挪威解决“资源诅咒”的成功案例与我国具体实际,提出了政府解决“资源诅咒”的政策建议。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中国政府当前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点投资方向，其将如何影响地区收入分配格局已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2004—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将“宽带中国”战略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进一步考察城市区位、互联网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发达程度的异质性。研究发现，第一，“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有助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宽带中国”战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第三，在东部、互联网发展水平高、交通基础设施发达地区，“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对地区经济差距的缩小作用更明显。本研究有助于厘清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经济差距之间的关系，并为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提供决策依据。     

从"中部凹陷"到"中部崛起"

我国中部地区二十多年来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战略屡次失之交臂，经济综合实力、发展水平与东南沿海地区差距拉大，甚至增长速度还落后于一些西部省份，出现“中部凹陷”现象。中部地区经济崛起关系到全国经济发展的大局，如何崛起是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中部崛起”的思路。     

中国种植业生态经济双效益综合比较研究

本研究首先测算了2013年我国31个省(市/区)种植业的净碳汇量,然后采用等权重赋值法综合评估各地农业发展水平,最后构建种植业产业类型发展矩阵,分析各地种植业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性.结果表明:山东、北京、河南居于全国综合发展水平前3位,贵州、江西、重庆则依次排在后3位.山东、北京等5地分布在“双高型”地区;河南、新疆等6地为“生态主导型”地区;陕西、海南等7地为“经济主导型”地区;贵州、江西等13地为“双低型”地区.     

黄河流域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

基于2010—2020年黄河流域沿线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利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相关性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演变趋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2010—2020年,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由濒临失调阶段上升为勉强协调阶段,空间分布从高到低依次是下游地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各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现扩大态势。(2)空间相关性分析表明,两者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关联特征不强,空间外溢效应较弱。耦合协调度“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下游地区,“高—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上游地区。(3)绿色技术创新对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对黄河流域上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人力资本水平对黄河流域中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     

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时序全局主成分析法测算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探究其数字经济的空间特征,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计算其数字经济的空间效应,识别影响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关键因素。结果发现：从空间演化格局看,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失衡发展问题较为严重,数字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中心—半边缘—边缘”圈层结构和“内高外低”特征。从空间相关性看,北京、天津和廊坊呈现出“H-H”型空间聚集特征;邯郸、邢台和衡水表现为“L-L”型空间聚集特征。从空间影响效应看,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对本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而人均GDP、城镇就业人数、产业结构则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教育水平与技术进步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从空间异质性检验看,城市规模异质性显著影响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据此,提出推进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与地区绿色创新：负担还是赋能？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的新型经济形态，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也可能对地区绿色创新发展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在采用全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量化分析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绿色创新先抑制后促进，整体呈现U型影响特征。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会给地区绿色创新造成一定负担；当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赋能效应”才有所显现，开始有利于地区绿色创新发展。考虑变量衡量误差、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问题后，研究结论依旧稳健。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主要经由地区融资约束和政府环保重视度这两个渠道对绿色创新产生U型影响。研究结论可为中国更好地利用数字经济发展契机推动地区经济绿色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进而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去工业化的碳排放脱钩效应——来自黄河流域县域经济体的经验证据

工业化过程对化石能源的消耗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脱钩,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研究基于黄河流域县域经济体2010—2019年的数据,与通过卫星灯光测算得到的碳排放数据相匹配,实证检验“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脱钩的影响,比较“正常去工业化”与“过早去工业化”影响的差异,并探讨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调节效应和地区的路径依赖效应。研究发现：“去工业化”有助于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脱钩;“过早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脱钩的影响弱于“正常去工业化”;“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脱钩的影响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密切相关,并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效应。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越强,“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脱钩的正向效应越明显;“碳脱钩”水平越高的地区,“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脱钩的影响效应越强。因而,对于发达地区,去工业化与低碳发展是内在统一的,而对于欠发达地区和资源依赖型的地区,去工业化并非低碳发展的良方。     

21世纪以来中国省会城市人口首位度变动及相关性分析

省会城市首位度是衡量城镇规模结构的集中与均衡程度，反映省会城市地位的重要指标。文章利用第五、六、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省会城市首位度的空间差异及变化特征，进而揭示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省会城市首位度省际差异大，首位度均值呈持续上升趋势，西部地区提升幅度最大，东部地区有所下降；省会城市首位度及变动与省域经济水平、城镇化水平相关性不大，与经济集聚度呈正相关关系，与省域经济水平存在着“N字型”的关系。在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应科学认识城市首位度，走出片面强调“提升首位度”的误区，避免“一城独大”，应加快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以充分发挥首位城市的辐射效应、带动效应。     

包容性金融发展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包容性金融模式是促进金融可持续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现有的包容性金融指标集中评价“金融发展的普惠性”.但是,经济金融化加剧金融投机行为,助推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背离,并且金融发展不应排斥金融创新性.因此,包容性金融发展应涵盖“金融发展的普惠性”、“经济与金融的耦合性”、“金融发展的创新性”三个维度.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包容性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效应,并随包容性发展水平提高而增强,但该效应的发挥主要通过金融发展的普惠性来实现.政府应重点加强经济与金融的耦合性、提升金融服务创新能力,并加快中西部市场化建设,探索“政府诱导、市场参与”的包容性金融发展模式.     

西部地区应对"数字鸿沟"的策略分析

信息化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信息化水平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在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呈现差异的情况下,信息化水平对区域空间结构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我国地区间的“数字鸿沟”现象。本文就在西部大开发的信息化中怎样缩小“数字鸿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国家高效生态经济战略区“垃圾围城”引致的社会风险评估

选取黄河三角洲国家高效生态经济战略区为研究区,利用SBM模型测度“垃圾围城”引致的社会风险水平,并引入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检验社会风险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表明:黄河三角洲“垃圾围城”引致的社会风险水平总体上呈倒“U”型变化;地区之间的社会风险水平存在“收敛”特性,而在社会风险水平的层次聚类结果中,不同类型的聚类区域社会风险水平的驱动诱因存在差异性;空间尺度下,地区间社会风险水平的空间相关性由负转正,区域失衡性明显,冷热点变化趋势揭示出“垃圾围城”引致的社会风险水平具有“渤海湾极化”现象,虽然冷点与次冷点总体数量相对稳定,但呈从冷点向次冷点转变的趋势,形成了由渤海湾向内陆梯级递减的空间辐射结构。     

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的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新思路

西部大开发战略过去10多年里,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总体水平并未随着对外开放规模的扩大而快速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与西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快速上升的经济地位不相符.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西部地区需要新的对外开放思路.传统对外开放思路对西部地区发展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已经难以适应西部地区未来的发展.在新的对外开放形势和条件下,西部地区需要采用东向开放与“西向拓展”并重、“引进来”与“走出去”并行、西北开放与西南开放并进的思路,构建沿边开放与内陆开放并举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关于黑龙江省城市经济发展问题的思考

城市作为地区政治、经济和人民文化生活的中心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中心地位日益突出,城市济的快速发展,在引起城市自身大规模扩张、促进城功能的不断完善的同时,也对周围地区社会和经济发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力和示范效应,促进了整个地区的会文明和经济繁荣。黑龙江省是国家从“一五”时期点建设的老工业基地,有较高的城镇化水平,曾经是国工业化的先锋和摇篮。     

“两型社会”建设中武汉市工业发展战略的实证研究

随着武汉城市圈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全国“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该地区在环保、节能方面的现状和发展战略逐渐成为了全国关注的焦点。通过对“武汉城市圈”的“龙头”——武汉市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的环境状况、单位工业产值能耗、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发现,武汉市已经进入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互促进的发展阶段,环境水平和能耗状况都随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步改善;武汉市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虽然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总体上质量不高;外商直接投资对武汉工业的知识溢出水平很低;武汉市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国际“污染避难所”。     

大力实施名牌战略 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正>企业兴衰靠市场,市场竞争靠质量,质量动力在效益;而效益的实质则要靠牌子,特别是名牌作为中介.一、深刻认识实施名牌战略对发展地方经济的现实意义第一,实施名牌战略是加速发展规模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的重要基础.名牌产品是科学技术、管理经验、营销策略、市场信誉、企业文化等诸方面综合素质的凝结,对于企业来说,名牌就是商誉,是无形的财富,而对于地方来说,名牌产品的多少,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实力大小的重要标志,目前,许多地区巳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往往以创名牌为突破口,推动规模和外向战略的实施,江苏省苏州市近年来通过培育“春花”、“孔雀”、“长城”、“香雪海”等一批名牌产品,促进地区规模经济和外向     

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规模效应与拥堵效应视角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本文从微观理论着手将面板模型拓展至空间维度讨论了中国产业协同集聚的规模效应和拥堵效应，并深入探讨了产业协同集聚的作用途径。研究发现，中国产业协同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且与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间也存在先促进后阻碍的非线性关系。机制研究证实了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和市场潜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因地区间差异明显，东、西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呈倒“U”型关系，而中部地区则呈线性关系。基于上述结果，本文给出了推动中国产业协同集聚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对进一步优化中国产业结构布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基于弱可持续性的中国区域环境资本转化效率研究

在弱可持续性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弱可持续性的相对效率准则”。对2005-2013年我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可持续发展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4种类型的环境资本转化效率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经济发展水平与可持续发展水平并不同步,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经济开放度和政府支出对可持续性的影响不显著,教育状况和固定资产投资与可持续性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与可持续性呈负相关关系。与此同时,在区域上存在“资源诅咒”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