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如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根本之计，公众参与作为一种“软约束”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基于公众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独特优势，系统探讨了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并立足于创新对象的不同，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空间计量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公众参与能够显著地提升绿色工艺创新，而对绿色产品创新的作用并不明显；（2）公众参与依赖于政府环境规制迫使企业污染成本内部化，进而间接影响绿色工艺创新；（3）区域异质性方面，经济较发达地区公众参与对绿色工艺创新的作用更为明显；政府环境规制在公众参与度较高的地区对绿色工艺创新或产品创新的正向促进效果更为明显；（4）空间效应方面，本地公众参与不仅会提升本地绿色工艺创新，同时这种正向效应也会辐射到经济差距较小的周边地区。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厘清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明确其作用路径，为“三方共治”治理体系的有效实施提供参考。     

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环境信息披露作为企业对外传递环境信息的重要渠道,深入考察这一新型环境规制方式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于科学评估其成效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理论分析环境信息披露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上,采用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从是否披露、披露数量以及披露质量三个维度对环境信息披露进行综合考量,实证检验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是否披露环境信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无明显影响,而披露数量与披露质量则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了这一结论。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会因企业创新类型、污染程度以及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本文结论意味着,进一步深化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强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将有助于企业的绿色转型与发展。     

环境责任视角下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环境问题是影响我国生态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而积极释放环境履责信号来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则是企业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途径,特别是在互联网传媒带来的网络舆论效应凸现的当下,媒介公众的外部舆论压力已成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的新驱动力.基于此,本文尝试从环境责任视角,探究公众、媒介外部舆论压力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内在作用机制,引入环保投资作为调节变量,构建相应理论模型,并以2012—2018年重污染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关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媒介关注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存在"倒U型"关系;公众关注与媒介关注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且在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存在替代效应;环境责任在媒介关注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环保投资强化了媒介关注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的非线性关系,但削弱了公众关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绿色信贷政策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外部商业信用与内部环境关注的视角，利用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受限制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量显著上升，且外部商业信用增加与内部环境关注提升是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两条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较之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提升更明显；较之于数字化程度较低的企业，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更显著；与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企业相比，供应商集中度较低的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性更高。总体而言，绿色信贷政策发挥了较强的“波特效应”,促进了受限制企业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     

信息透明度、环保关注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信息透明度作为一种信息与治理机制，对于缓解绿色创新投融资约束具有重要作用。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样本，基于内外双重视角分析信息透明度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信息透明度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正相关，来自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环保关注对上述关系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信息透明度主要通过降低外部融资成本和提高内部绿色创新意愿，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研究结论有助于识别绿色创新因素中的信息机制，为构建政府—公众—企业的多维环境治理体系提供经验证据和参考。     

投资者关注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将网络搜索指数作为投资者关注的代理变量,探讨投资者关注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结果发现,投资者关注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体现在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上,资产规模、杠杆率、股权集中度对绿色创新绩效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者关注通过融资约束这一中介变量影响绿色创新绩效,同时环境规制是有效的调节变量,投资者关注与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从关注属性维度看,投资者负面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非东部地区,东部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相较于高污染企业,投资者关注对非高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更显著。     

数字经济条件下环境规制工具能否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质增量”

以2013—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面板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条件变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及各环境规制工具绿色创新激励作用的影响，并对不同规模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型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命令型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提升，而对质量无显著影响，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尚不显著；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赋能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激励作用，强化命令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数量的激励作用，抑制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而对命令型规制的绿色创新质量激励作用无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规模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存在差异，大规模企业具有创新战略刚性。     

新型政商关系是否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量质齐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建立以“亲近”和“清白”为特点的新型政商关系旨在为企业经济活动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但鲜有研究关注新型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2017—2019年中国A股2 089家上市公司共5 490个样本数据,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实证检验新型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新型政商关系不仅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增加,而且可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提高,这一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更加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新型政商关系通过帮助企业获取政府创新补贴和降低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两个渠道,促进绿色创新“量质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新型政商关系有助于强化政府环境规制措施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结论可为地方政府通过积极建设新型政商关系,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提供经验证据。     

环境分权、环保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一个有调节的多重并行中介模型

“双碳”目标下，加快绿色低碳发展将给企业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通过制定合理的环境管理体制、加大环保投入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中国2011—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从环保投入视角，采用有调节的多重并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呈倒“U”型关系，适度的环境分权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过度环境分权体制下的激励扭曲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约束促使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曲线更加陡峭，适度的环境目标约束正向调节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过度的环境目标约束促使倒“U”型曲线拐点前移。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环保投入、企业环保投入在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同时，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约束会强化政府环保投入在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因此，应积极推进环境事权和管理权结构性改革，完善环境事务激励与约束机制，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     

公众环境关注度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和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企业的环保行为备受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实施漂绿行为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旨在降低企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并提高企业的社会形象。通过运用时间行业双向固定模型研究了公众环境关注度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发现公众环境关注度的提升可以减少企业漂绿行为。再通过对模型进一步检验,发现媒体报道可以增强公众关注度对漂绿行为的抑制作用,且公众关注度对企业漂绿行为存在异质性,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更为显著。研究结果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提供借鉴意义。     

战略差异、生命周期与企业创新产出

企业创新产出水平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我国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企业战略差异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对于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战略差异与企业创新产出显著负相关，随着企业战略差异的增加，企业创新产出水平显著降低；在企业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企业战略差异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呈现不同特点，相对于成熟期，成长期企业的战略差异对创新产出的抑制效应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战略差异通过融资约束路径对企业创新产出产生影响。研究结果对于企业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制定合适的企业战略具有参考意义。     

院士(候选人)独董能促进企业创新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首次考察了两院院士及其候选人担任独立董事发挥的治理职能和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院士（候选人）独立董事与企业创新显著正相关，控制企业个体效应、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Heckman两阶段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院士（候选人）独董的任期越长、兼职公司数量越多，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好，女性院士（候选人）独董可以更好地促进企业创新，但具有海归经历的院士（候选人）并没有更有效地发挥作用。（3）影响渠道检验结果表明，一方面，战略风格越保守、管理层短视程度越严重的公司聘请院士（候选人）独董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大，表明院士（候选人）独董可以通过战略咨询有效缓解保守战略和管理层短视对企业创新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院士（候选人）独董发挥了“桥梁科学家”作用，增加了企业未来两年建立院士工作站的可能性，从而促进了企业的产学研合作和技术创新。（4）与其他公司治理变量的交叉影响分析发现，院士及其候选人在非国有企业、股权结构集中、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和高管不持股的公司中更能发挥促进创新的作用。本文对于充分发挥顶尖科学家作用以及推动企业创新与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具有参考价值。     

绿色信贷能否缓解银行系统性风险*——基于中国22家上市银行的证据

本文选取2009—2020年中国22家上市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就绿色信贷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与异质性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绿色信贷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具有抑制作用。风险承担与盈利能力在绿色信贷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关系中承担着双重中介作用。绿色信贷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相对于国有银行、低环境规制时期银行及经济上行期银行，绿色信贷对非国有银行、高环境规制时期银行及经济下行期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该成果将为防控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企业避税与年报可读性

避税活动加剧了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管理层在信息披露中是否会采用晦涩的文本信息掩盖避税行为？本文利用2008—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企业避税对年报可读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发现，避税活动越多，企业年报采用的复杂词汇就越多，年报可读性就越差。在运用工具变量弱化内生性问题、更替年报可读性指标与企业避税指标、考虑递延所得税信息披露和税收政策影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避税行为降低企业年报可读性的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会计信息质量在避税行为对年报可读性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避税活动通过降低会计信息质量削弱了年报可读性，信息披露中文本信息与数字信息相配合的观点从企业避税视角得到了验证。此外，在无税收优惠、递延所得税负债较多和外部治理环境较差的企业中，避税降低年报可读性的现象更为明显。因此，规范企业税收制度能够减少企业避税、限制管理层寻租行为，促进税收透明化，从而提高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     

地方政府“两手”供地与企业创新*——基于土地市场交易数据和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土地市场存在明显的低价出让工业用地、高价出让商住用地的“两手”供地倾向，这种供地策略在促进制造业大规模集聚和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企业创新行为。本文利用中国土地市场网微观土地交易数据，测算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两手”供地指标，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专利数据库和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匹配数据，分析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具有先升后降的倒“U”型影响，且多数城市“两手”供地带来过大的商住用地和工业用地价格“剪刀差”，已对企业创新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程度的不断加深，在长期内通过降低城市和企业研发投入、弱化集聚效应及抬升房价等机制阻碍了企业创新水平提升，且地方政府的增长竞争和财政最大化使“两手”供地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拐点”提前，进一步强化其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此外，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还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依赖于企业所有制类型、所在城市等级等方面。     

资本市场开放下企业创新策略选择

本文以2010—2019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应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沪港通的开通提高了标的企业实质性创新投入，但是也助长了策略性创新行为。路径分析表明，沪港通主要通过影响企业内源融资与改善外部信息环境，缓解融资约束与信息不对称性，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为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开放制度、提高政策甄别能力与扶持企业创新。     

环保舆论压力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领导环保意识与组织绿色学习的链式中介效应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新闻媒体带来的舆论压力对企业生产经营方式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对环保舆论压力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问题，现有研究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基于议程设置理论和高阶认知理论，分析环保舆论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探讨领导环保意识和组织绿色学习的中介效应。基于201家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环保舆论压力能够正向影响制造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组织绿色学习在环保舆论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关系间发挥中介效应；并且，领导环保意识和组织绿色学习在环保舆论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关系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有效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     

以产业结构为中介的创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机理*

本文基于熊彼特创新思想，借鉴Aghion创新模型分析方法，揭示创新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并运用中国1998—2015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3SLS法和联立方程模型对创新、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创新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中介作用”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是存在的；（2）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创新的影响强度较大，东部地区所处的创新阶段更加领先，进一步突破前沿技术，容易遭遇瓶颈；（3）理论和实证的政策性意义在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需要进一步突出创新的主体地位，加大对产业内部技术创新的投入，促进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作用的有效发挥。     

隐性经济如何影响绿色创新——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运用超边际分析，通过新兴古典模型探讨隐性经济影响绿色创新的机理，得出隐性经济与绿色创新具有非线性关系的结论。利用我国2000—2016年的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多指标多原因模型（MIMIC）测算隐性经济规模和DEASBM模型度量绿色创新，基于此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隐性经济影响绿色创新的非线性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隐性经济与绿色创新之间存在单一门槛，且呈现出倒U型特征。此外，环境规制、教育水平、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绿色创新。针对以上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管理层权力、内外部监督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以2005—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管理层权力的衡量指标，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越大，风险规避的倾向越明显，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良好的内外部监督机制能弱化管理层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渠道测试表明，管理层权力通过削弱企业的融资水平规避风险，而对企业投资无显著影响。本文拓展了管理层权力的经济后果及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领域的文献，对引导管理者积极承担风险、加强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体系建设、维护中小股东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