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正义、数字资本与制度塑造

数字资本是资本与数据紧密结合形成的一种新资本形态，其本质是资本利用技术将数字经济的最关键生产资料（数据）私有化。经济正义正是这种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变革的必然产物，是政治国家规制数字资本的价值表达，拥有独立的存在地位和独特的价值功能，能够拓展和丰富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利种类和内容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我国既要发展数字经济、利用数字资本，又要努力推动实现经济正义。二者价值立场不同，张力客观存在，是我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须妥善解决的重大问题。以制度破解困境是一个稳健可行的方案。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表明，数字资本具有制度可塑性，其发展模式不取决于资本自身，也不是唯一的，而是取决于国家的制度塑造。据此，我国可以构建由政治基本制度、数字经济价值观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经济法治制度和政府主导的技术规范制度共同组成的“四维”制度塑造体系，不但能有效舒缓张力，而且可以使数字资本在连续的良好的制度塑造过程中回归社会主义本质。     

论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

随着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运用,传统劳动在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中衍生出了数字劳动。分析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的实质和新现象,对于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资本放大了数字劳动中劳动对象和手段的非物质性特征,但数字劳动并未改变劳动的本性,仍然从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与数字劳动相对应的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并未改变数字资本的剥削本性。数字劳动在数字资本的控制下并未摆脱被剥削的命运,反而带来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在宽度、长度、深度三个维度的新变化。只有深刻认识到数字资本主义加剧了现有劳资关系不平衡、扩展了新的阶级对立、使剥削更具隐蔽性,才能揭开数字资本主义所宣扬的劳资关系“自由化”“灵活化”假象,实现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解蔽,并验证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真理性。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批判与超越

数字经济虽是客观中性的概念,但只要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就会推动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发生变化.从价值运动视角来看,数字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体现为价值生产领域不稳定性的提升、价值实现领域隐匿性的削弱与价值分配领域不平等性的加剧.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思想表明,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劳动异化为主导的价值运动构成了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演变的本质,内在规定了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始终表现为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不平等的矛盾对立.伴随数字经济向纵深发展,资本主义劳资矛盾将持续转移深化并加剧资本主义阶级冲突.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拥有超越资本逻辑的绝对优势,有助于推动形成和谐的劳资关系.     

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特性及其数字经济效应——基于马克思的机器与异化理论

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出现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当前学术界热议的话题。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展现出来的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特性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马克思看来,新机器的发明具有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文明面。在数字经济中,它表现为推动数字技术全面升级、加速数字产业化、赋能产业数字化、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不过,新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在数字经济中也会导致劳动者技术性失业问题、“数字异化”现象以及“算法意识形态”等消极效应。在数字经济中对待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应该积极推动其社会主义应用,促进劳动力与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协同发展,培育新产业与新业态;引导新一代人工智能融合实体经济,确保技术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构建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导向的通用大模型。     

交往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资本主义向数字资本主义、交往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表明，资本剥削范围已经由传统意义的生产劳动扩展至人类日常生活交往层面，呈现出全领域、全空间、全时态的特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交往资本主义表面上通过“以数字资本为基础的数字化生产方式”进行表现，深层次上则根植于数字化生产方式的社会基础——基于数字资本的生产关系。交往资本主义所实现的剥削创新，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剥削形式实现了从传统的商品模式向“位于商品中心的社会关系”的转变。因此，数字时代的资本批判既要重视作为表现形式的数字化生产方式，更要重视人类交往活动背后抽象的社会关系——以数字资本为现实载体的生产关系。基于此，在数字社会未来发展的问题上，交往资本主义理论强调通过“新共产主义”运动走上数字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其核心关键是数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构建。构建数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方面要重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颠覆性革命的总体性、长期性政治策略;另一方面应探索以数字生产资料“共享”为方向原则的局部性、阶段性具体路径。     

数字劳动控制的策略、形式与机制：以自媒体平台为例

资本主义传统劳动过程向数字劳动过程的转变对应新的数字劳动类型，对劳动控制过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数字劳动类型与控制策略具有联动性，进而对劳动控制形式、控制机制提出了新要求。与占主导地位的控制策略相对应，数字劳动控制形式主要包括“劳动自由”掩盖下的意识形态控制、“能者多得”掩盖下的时间控制、“社区名人”掩盖下的流量控制、“美好生活”掩盖下的社交关系控制等。与占主导地位控制形式相对应，新的数字劳动控制机制包括以游戏化的任务分工实施意识形态控制、以效益化的薪酬体系实施时间控制、以弹性化的生产组织实施流量控制、以产消化的劳动方式实施社交关系控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要发挥制度优势，合理规制数字劳动中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从而使自媒体等各类数字平台充分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     

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研究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技术进步上,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作为继原始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的新经济形态,其产生与发展必然符合这一理论逻辑.基于这一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从数字生产(环节)关系、数字交换关系、数字分配关系、数字消费关系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路径展开分析更符合马克思的理论逻辑.数字生产力与数字生产关系的不协调发展是当前制约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源,数字生产(环节)关系、数字交换关系、数字分配关系和数字消费关系中存在的突出矛盾构成了制约我国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破除制约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瓶颈:加速数字技术自主创新,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完善数字劳动相关法律法规;促进数字分配更为公平,缩小我国数字鸿沟;破除数字交换的数据孤岛与数据烟囱现象;拓展居民数字消费空间,引导正确数字消费观.     

中国式数字化之路:从跨越数字鸿沟到构建数字中国

中国式数字化先后经历起步期、成长期、转型期和引领期，跨越了巨大的数字鸿沟，创造了字化的中国奇迹，正在向数字中国迈进。中国式数字化呈“S”型演进趋势，充分发挥有效市场的源配置作用，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且相互促进，体现了世界各国数字化的一般规律。中国式字化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善用政府的“规划之手”，积极推动全球数字共赢主义，彰显了鲜的数字化中国特色。为了加快建设数字中国，需要继续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数据要化、资源化、资产化，全面推动数字技术融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尽快克关键核心数字技术，构建强大的数字安全能力，实现国家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顺承还是颠覆：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工状况的巨变与重塑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劳工状况发生了巨变。与大工业时代相比,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和劳动之间的双重效应没有顺承发展,而是被颠覆,从以“适应效应”为主演变为以“异己效应”为主“。异己效应”的凸显促使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技术”的关系出现逆转,给劳工状况带来了三方面的挑战：劳动主体被“数字技术”所肢解;算法控制替代了原有的契约控制,在剥削被进一步掩盖的同时,劳动的强度不断增强;社会分工被加剧异化,不同时空劳工组织结构被扭曲。通过对这些现象的理论溯源,本文认为,数字技术对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进行了重构,数字技术不仅增强了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而且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加剧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为了有效重塑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工状况,本文提出了两条路径：劳动者联合起来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两个建议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归,也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对具体理论的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夜间经济与家庭消费

挖掘居民消费潜力、提振消费信心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的移动支付和金融可得性对于消费的影响巨大且深远。本文在从理论层面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消费的机制路径基础上，将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三期微观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匹配，实证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家庭消费的经济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家庭消费总支出，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生活满意度、社会保障满意度、经济预期和经济现状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机制研究表明，夜间经济已成为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家庭消费的新机制，其具备的延时效应、协同效应和集聚效应对消费有着多重影响。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增强消费信心，不仅要挖掘数字技术在拓展消费场景、驱动供需匹配和支持夜间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信息红利，还应将有限的金融资源用于薄弱环节、重点领域和民生短板，更好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发挥好金融“活水”在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方面的作用。     

当代资本主义“数字—金融”复合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随着数字金融化与金融数字化的发展，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深度融合，“数字—金融”复合体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生的资本形态。在金融科技的加持下，“数字—金融”复合体基于大数据构建信用体系，利用数字化服务、智能化工具等进行资本运作，显著提升了货币资本集中的规模与流动效率。但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数字—金融”复合体的形成也强化了对大众的价值榨取和国际资本掠夺，加剧了垄断的形成。为此，应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阈下，深入考察这一新生资本形态对资本运行规律和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重要影响。     

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数字消费的内涵、困境及发展路径

数字消费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数字消费是传统消费模式于数字空间的虚拟延展，兼具双重身份的数字消费主体的消费活动是生产关系数字化时代化的现实反映。我国数字消费在生产、流通、分配等领域均发挥重要促进作用的同时，却也面临数字消费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数字消费治理体系架构不完善、数字消费群体服务培养不到位的发展困境。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要疏解数字消费发展困境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应着力从增强数字消费服务效能、营造健康数字消费市场环境、增加数字消费有机动能、加大数字消费人才供给等几个方面激发数字消费的潜能动能，为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提供有力支持。     

数字监控资本主义下劳动控制的新变化——基于“技术—制度—控制”的分析框架

考察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控制对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文本考察，“技术—制度—控制”可以作为分析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新变化的工具性框架。从技术维度来看，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空间控制由物理空间延伸至数字空间，时间控制从劳动时间延伸到闲暇时间。从制度维度来看，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工艺制度由传统的“鞭子”和“罚金薄”转变为算法控制，正式制度由传统的刚性雇佣制度转变为弹性雇佣制度，非正式制度由“制造同意”转变为“自我同意”的意识形态形塑。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实现了经济效率高但劳资关系不稳定的控制状态。     

数字经济、消费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日新月异，数字经济逐渐成为优化消费结构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之一。为了探究数字经济、消费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内在关系，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三者的内在关联与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数字经济产生了显著的“消费激励”效应，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促进地区消费结构优化，但激励作用效果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相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呈现出更强的消费激励效应，这也为中、西部地区促进消费、优化消费结构提供了新的路径。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地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消费结构优化，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促进：“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辩证思考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强调“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辩证统一。本研究聚焦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两大发展战略，构建省际共同富裕指数，利用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与“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内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做大蛋糕”,并能在“分好蛋糕”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蛋糕”做大；数字经济能够“分好蛋糕”是以“做大蛋糕”为前提的。机制分析表明，产业结构调整是数字经济促进“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中介变量，创业活跃度仅是数字经济对“做大蛋糕”的中介变量，对“分好蛋糕”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同时，数字经济对于“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内部构成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既需要推广数字技术，打造创业平台，调整产业结构，也需要完善房地产政策和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     

“数字技术趋同”的内涵及影响

“数字技术趋同”的技术内涵数字趋同的技术基础是计算机工业、电信工业多年以来开发的新技术专业，如数字微电子，数字软价，数字转播。计算机技术目前是电影业、广播电视业在媒体内容制作中的关键技术。“内容工业”已经成为一个行业。内容制作、转送、分发、消费正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计算机技术的MPEC系统（电影专家组）就是对于成像的数字编码。一旦编码，电视电影的图像就可以任意修改、操纵、转换。这个系统的数字技术所形成的产业正在追求规模经济，即是说，无论是音频润像，还是文字，“数字化”是一样的工艺程序，可以扩而广之…     

数字经济对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效应视角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及差距背后的机制。利用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且通过空间计量方法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第一，我国居民文化消费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依赖性，该效应随地理距离增加而衰减。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但对毗邻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却产生了明显的虹吸效应和抑制作用。第二，数字经济与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距之间呈现“U”型关系。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距并未得以改善反而扩大，跨过拐角后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距才得以改善。第三，从区域特征来看，东部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距的改善效应更明显。因此，加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文化消费数字化和文化产业数字化，提升数字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是缩小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距、促进城乡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数字化转型的无锡实践与优化路径

数字中国建设，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加速推进具有重要意义。无锡市积极探索以推进“数实融合”为导向，以“数字经济”“数字生活”“数字治理”“数字协作”和“数字生态”为抓手的无锡模式，为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加速推进提供无锡经验。文章在梳理数字化转型实践和成效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存在的短板，从优化落实数字经济顶层设计、培育数字生态的良好格局、持续激发数字经济产业活力和强化创新性政策优势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加快数字人民币有序发展的难点和着力点

与传统货币相比，数字人民币将大大提升货币流通速度，并依托央行建立“一币、两库、三中心”为架构的数字人民币系统和“央行—商业银行/其他运营机构”的二元运营模式，提升整个金融业甚至社会的效率，助力数字经济实现新飞跃。虽然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能促进信息安全、金融科技、电子支付行业迎来新增长，但数字化创新还存在诸多未知，数字人民币释放增长潜力仍面临技术成熟度不足、监管政策不完善、生态链各环节接受度不高等难点。为促进数字人民币稳步落地、加速普及，更好地维护金融稳定和激活产业发展活力，需要在以下方面着力：加快数字货币金融制度建设，以加快数字货币立法为出发点，成立数字货币监管部门；推进数字货币流通环境建设，加强政策资金支持，加强终端市场和应用场景建设，促进模式推广创新；从技术层面不断研发创新，强化技术自主性、数据安全性，提升可扩展性。     

试析数字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新变化

数字技术以数字化智能化的劳动资料和信息化数据化的劳动对象提升劳动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数字技术对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没有也不会改变资本主义追逐剩余价值、无偿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时间的本质属性。资本凭借数字技术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以直接和间接方式通过任务企业和众包平台,对劳动者在时间层面的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以及在物理空间的本区域和跨区域等两维度进行双重剥削。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劳动主体被碎片化、劳动内容被标准化,劳动过程同时受到传统监督和算法控制,加深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数字资本主义以资本为核心,束缚人的发展、强化资本势力、加深去工业化和全球数字鸿沟,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