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6县1413个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了解农户对宅基地的退出意愿和利益诉求,对合理、有序、公正地推进农户宅基地退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安徽省6县1413个农户的问卷调查分析,文章得出以下结论:农村居民居住条件得到改善,砖混结构占大多数;宅基地以及房屋的闲置情况也较为严重,有85.5%的宅基地没有被有效利用;在一定的前提下,有90%的农户愿意退出宅基地,其中影响农户退出宅基地的因素依次为就业、养老、生活费用和农业生产;农户所在区位、年龄和参保情况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有一定的影响;远郊农民的宅基地退出意愿更强。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最后提出社保先行于宅基地退出,以及优先考虑远郊农民等政策建议。     

农户资本禀赋、参与治理与河长制治水绩效研究

沿河农户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治水有助于弥补“官方河长”的治理效能不足。基于陕西和宁夏的560份农户调研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资本禀赋→参与治理→河长制治水绩效”的内在作用机理。结果显示：农户的自然资本和文化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参与行为,物质资本显著负向影响参与行为,经济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参与意愿,社会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社会资本通过参与治理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正向影响治水绩效,且参与治理内部存在“参与意愿→参与行为”的显著正向影响;整体效应上,参与治理作为中介促进农户资本禀赋对治水绩效的影响,且治理效果存在“生态绩效→社会绩效→经济绩效”优先次序。基于结论,为提升河长制治水绩效,建议强化农村生态文明、社会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为农户参与治水资本赋权;完善农户为“民间河长”的参与制度规范,并构建农户可及的治水信息发布机制、多渠道信访窗口和对策采信投票栏。     

浙江农村“三权”改革背景下农户宅基地空间置换意愿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浙江省某自然村农户宅基地空间置换意愿的实地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排序因变量模型,从农村"三权"改革的视角研究了农村宅基地空间置换意愿与"三权"政策、"三权"确权情况、承包地流转情况和农民家庭资源禀赋的关系,探寻影响农户宅基地空间置换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宅基地空间置换意愿偏低,仅为23.33%;影响农户宅基地空间置换意愿的因素由高至低依次为对宅基地空间置换政策的了解程度、承包地是否流转出租、户主最高学历状况、房屋状况等级和家庭劳动力人口数量,五类指标均对置换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认为为了有序推进农村宅基地的空间置换,应加强对农村宅基地置换政策和农地改革政策的宣传力度;开展集中置换点选址的广泛调研,充分调动农户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将宅基地置换与承包地流转、集体资产股份权流转有机结合,建立"三权"改革的联动机制。     

农户参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意愿及其影因素分析

本文以河南省824户农户调查材料为依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参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职业类别、信贷政策的了解情况、社会保障是否完善等变量,对农户参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最后,提出了积极开展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业务,加强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等政策建议。     

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长沙市宁乡县为例

宅基地的合理流转被认为是解决当前土地资源供需矛盾的重要渠道.本文利用长沙市宁乡县101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探讨农户宅基地流转的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有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农户仅占40.6％.农户家庭年收入、收入主要来源、在外是否购置房产、宅基地流转能否提高幸福指数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有显著的影响.为了促进农村宅基地健康有序流转,政府应尊重农户自身意愿,拓宽农户就业渠道,合理分配流转后利益,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充分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农户分化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的影响分析——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的估计

笔者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以河南省4个试点县(濮阳县、杞县、固始县、汝阳县)的调查材料为依据,对影响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职业分化和经济分化程度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在可观测变量中,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宅基地使用权稳定性的认知等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效应。因此,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政策要注意区分不同阶层农户特点,积极促进农户各阶层职业结构的合理化。     

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的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研究——以微观福利为视角

通过对“武汉城市圈”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抽样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和Logistic分析方法,从福利角度研究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与宅基地功能、农户家庭属性特征、农户心理特征等的关系,探寻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当前农户流转宅基地的意愿比例为18.97％;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因素依次为户主受教育程度、庭院经营性收入、家庭归属感、宅基地区位条件和家庭非农收入比例;其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非农收入比例的影响方向为正,其他因素的作用方向为负.基于此,提出了农村宅基地流转的相应对策:开展对宅基地福利水平的评估,给予流转农户足额福利补偿;建立统筹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及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新安置点的选址与规划,使宅基地流转后农户福利水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渐得到提高.     

农户宅基地利用状况、腾退意愿及利益诉求——对河南省1105个样本农户的调查

宅基地腾退是城市化与工业化良性互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土地整理与集约利用的关键环节。了解农户宅基地利用状况、腾退意愿和利益诉求有利于公正、合理、有序地推进宅基地整理工作。该文运用问卷统计和入户座谈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河南省1105个农户的实地调研,得出以下结论:河南省宅基地闲置严重,具有整理的必要性;农户具有宅基地腾退、置换城镇住房的意愿,对城市生活成本、住房配套有心理预期;90-120平方米的城镇置换房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农户可承担5-15万元额度的住房贷款;就业技能和创业技能成为农户进城后关心的重要问题。基于此,提出了将宅基地腾退与产业发展、农民安居、培训、就业相结合,建设多位一体示范区等建议。     

基于SEM的农村居民点整治中农户意愿影响因素——潼南县中渡村实证

以重庆市潼南县柏梓镇中渡村农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建立农户家庭特征、农户居住特征、农户宅基地特征、农户意识特征等19项指标的影响因素集,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中渡村农村居民点整治中农户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43.51%的农户愿意进行农村居民点整治,47.08%的农户不愿意,9.21%的农户认为无所谓。改善居住条件、获得一定的补偿是农户愿意进行整治的主要原因。2非农务工人数、家庭非农收入、农户产权意识、宅基地利用状况和房屋结构是影响农户是否愿意进行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关键因素。     

后退耕时代农户退耕还林意愿影响因素

基于农户退耕还林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采用2012年农户调查数据,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政府强制推动的背景下,参与方式与参与程度、政策认知及政策执行力度是影响农户退耕还林意愿的主导因素,退耕还林净效用、家庭禀赋的作用弱化。其中:①政府强制参与将导致农户抵制;被征求过意见、了解补偿政策、知道退耕还林目的和按时收到补偿款的农户,退耕还林意愿强。②土地机会成本对农户退耕还林意愿几乎没有影响,但土地机会成本上升、造林营林成本高,削弱了农户退耕还林意愿,同时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的负向作用不容忽视。③林木及林地产权收益的正向作用显著,经济补偿、林业收益、结构调整收益的影响未能得到证实。④以种植业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退耕还林意愿弱。     

后退耕时代农户退耕成果维护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退耕还林是一项系统生态工程,其成果的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农户的维护意愿。文章通过二元逻辑回归法,分析影响农户维护意愿的因素,以及不同因素对农户退耕成果维护意愿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在以农户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前提下,其自身农产品供给能力、向工副业转移的能力,以及造林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是影响农户的维护意愿的显著因素。因此,政府深度参与、完善相关政策并引入市场机制有助于提高退耕还林工程的可持续性。     

多维社会资本对贫困区农户合作供给生活垃圾治理的影响研究

利用宁夏、陕西、四川部分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双栏模型,实证分析了多维社会资本对贫困区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合作供给意愿和合作供给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64.60%的农户自愿与其他农户合作供给生活垃圾治理,平均合作供给水平为每户58.18～90.06元/年,每人15.90～24.60元/年。多维社会资本变量中,互动频率、组织参与、制度信任、人际信任和社会名声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合作供给意愿有正向影响,人情参与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合作供给意愿有负向影响。互动频率、组织参与、制度信任、人际信任和社会支持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合作供给程度有正向影响,人情参与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合作供给程度有负向影响。     

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户参与和乡村治理——基于12省1447农户的调查

本文利用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农户对当前水利、道路、农技服务、农村文化活动等公共品的满意度较低。民主参与是乡村公共品提供及乡村治理的重要方式,调查发现农户在当前的乡村治理及已有公共品项目建设中的参与程度都很低。对未来公共品再建中参与意愿的调查发现,农户对项目预算管理以及监督的参与意愿很强,但是在融资和项目决策上对政府依赖度较高、参与意愿较低。通过有序Probit模型回归发现农户对项目的监督会显著提高农户对项目的满意度。本文结论认为促进乡村治理转型,提高民主参与水平尤其是扩大农户对公共事务监督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住房保障对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研究

文章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法研究农民住房保障对农民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效应,为合理引导农民退出闲置宅基地资源提供理论支撑.研究发现,农民集居意愿与宅基地流转意愿成正相关,即农民集居意愿越高,则流转宅基地的意愿就越高,反之农民集居意愿越低,流转宅基地意愿就越低;在住房得到保障的因素分析中,集居意愿、现居状况正向影响宅基地流转意愿,集居拉力、支付能力、政策认知及补偿机制负向影响宅基地流转意愿;在住房失去保障的因素分析中,集居阻力则负向影响宅基地流转意愿.基于此,本研究认为提高农民宅基地流转意愿积极性,促进宅基地有效流转应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宣传推广惠民政策、健全保障性服务.     

互惠共生:村干部领办型合作社的成长模式——以山东省南小王合作社为例

村干部领办型合作社能够充分发挥村干部双重身份的优势作用,实现合作社与村集体的资源互补及利益加成,提升治理水平与效率,是合作社成长发展的有效路径之一.文章基于共生理论,从村干部领办型合作社与政府、村集体、农户、农业企业互惠共生的视角,解析其成长模式,并以山东省南小王合作社为例进行了案例验证.研究发现,在政府的支持引导下,村干部领办型合作社通过信任、互惠等共生动力机制实现了各农村经济主体间的利益共生,有效缓解了合作社发展中农户参与意愿不高、治理规范性差、凝聚力低等问题,促进了农户增收及村集体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中部农村地区雾霾污染治理的农户支付意愿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际调查

借鉴条件价值评估法,基于安徽省农户雾霾治理支付意愿的实际调查,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与决策树模型对农户的支付意愿进行了实证研究。剖析结果显示:农户对于雾霾治理的支付意愿较高,其中68.9%农户表示愿意支付。影响农户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并按照重要性排序依次为文化程度、农业收入比重、健康状况、雾霾治理现状评价、地理位置、政府治理能力的满意度以及年龄。根据农村地区雾霾治理的公共物品特征,应从重视政府的驱动作用,增加农村地区教育投入,优化收入结构,界定支付领域等主要方面来促成农户雾霾治理支付意愿的提升,同时亦可为各级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启示与参考。     

产权认知、组织信任与农户入股意愿——成都市统筹城乡改革的实证研究

基于成都市150户农户的调查,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了农户的产权认知水平、对组织的信任度与入股意愿的关系。研究表明:农户土地产权认知水平、对集体经济组织的信任对农户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另外,当地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及政府支持力度对农户的入股意愿也有一定积极影响。为此,政府应从提高农户土地产权认知水平、健全集体经济组织的监督机制、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等方面提高农户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参与意愿,从而提高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效率。     

宅基地产权认知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研究

在定性分析集体建设用地产权和宅基地退出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运用农户调查数据,建立宅基地产权与宅基地退出意愿的Logistic回归模型。根据模型运行结果对宅基地产权与宅基地退出意愿之间的关系、宅基地产权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宅基地产权的稳定性、转让权以及宅基地收益权均对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各个因素对于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是不同的。     

多元化投融资下绿色公路建设动力机制与推进路径研究

文章以绿色公路建设标准与建设目标为导向,分析多元化投融资模式下影响参与主体行为的项目属性因素、绿色公路技术经济政策因素、组织制度因素、经济影响因素、社会信用影响因素;提出绿色公路推进的内外动力机制,从组织制度、利益分配及市场机制等维度建立激励约束机制。以构建绿色公路技术标准体系、制定绿色公路节能减排标准规范为基础,营造有利于社会资本参与绿色公路建设的政策环境为平台,构建多元化投融资模式绿色公路产品有偿使用与成本补偿制度为激励手段,构建不同类型绿色公路治理机制为政策手段,为多元化投融资模式绿色公路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农户对农村公共品的自愿供给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地区农民为例

文章对北京地区702个农户进行了调研,探讨了农户对农村公共品的自愿供给意愿和自愿供给水平的影响因素,并运用计量方法进行了验证。结论显示:农户对农村公共品的自愿供给意愿与其自愿供给水平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别。具体而言,影响农户自愿供给意愿的因素包括现有公共品供给指数、农户对公共品的需求、农民的自愿供给认知、村民的参与程度、村委会财务透明度以及年龄,其中年龄是负向影响,其他因素均为正向影响。而对于农户自愿供给的水平,公共品供给指数、农户对公共品的需求、村委会财务透明度的影响均不再显著,农民的自愿供给认知、村民的参与程度也仅对个别公共品存在显著影响,年龄的负向影响则得到了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