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点整治区农户农地利用收入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江苏省沭阳县、靖江市两地的调查

研究农村居民点整治区农户农地利用收入影响机制,为提高农村居民点整治区的农地利用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通过实证分析法和计量模型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整治区农户农地利用收入受到农户上年家庭总收入、农地经营规模、非农就业比例和家庭消费支出等因素影响,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因此,促进农地流转、改善农民就业结构和提高农户农业投入能力是增加农村居民点整治区农户农地利用收入的重要途径。     

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的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研究——以微观福利为视角

通过对“武汉城市圈”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抽样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和Logistic分析方法,从福利角度研究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与宅基地功能、农户家庭属性特征、农户心理特征等的关系,探寻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当前农户流转宅基地的意愿比例为18.97％;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因素依次为户主受教育程度、庭院经营性收入、家庭归属感、宅基地区位条件和家庭非农收入比例;其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非农收入比例的影响方向为正,其他因素的作用方向为负.基于此,提出了农村宅基地流转的相应对策:开展对宅基地福利水平的评估,给予流转农户足额福利补偿;建立统筹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及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新安置点的选址与规划,使宅基地流转后农户福利水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渐得到提高.     

农村居民迁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居住是反映居民基本生存状态的重要指标之一。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因素的变化导致了人们对其居住需求的改变和居住区位的再选择,进一步影响着各种居住空间结构的变迁。文章基于1 234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选择Logit模型对影响农户迁居选择的影响因素和迁居意愿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总人口、现住宅改造时间、出路交通、房屋面积及结构、地形是影响农村居民迁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农村居民迁居意愿的产生是农户考虑主要影响因素后,家庭进行综合决策的结果。随着农村大家庭的逐渐消解,家庭结构的日趋小型化,人口较多的大户家庭还面临着进一步迁居的可能;山地农村居民更愿意迁居;出路交通和现有住宅结构还是居住环境中引起居民居住不满的主要因素。今后的农村居民点建设应适度从农户角度出发,合理引导居民迁居,不断完善居民点规划。     

农户移居中心村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湖北二县市的农户调查研究

农村居民点浪费土地现象非常严重,提高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水平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弄清楚农户是否愿意移居中心村及其受哪些因素的影响等问题,对提高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水平、推进新农村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利用湖北二县市的农户问卷调查资料,对农户移居中心村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农户移居中心村的意愿不是很强烈,农户理想的中心村主要是交通方便的地方和设施配套齐全的地方;农户是否意愿移居中心村,要受到农户家庭属性、家庭资源禀赋、目前居民点的基础设施和区位条件、农户对有关政策的了解和消费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并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因此,在进行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归并零散村庄、推进中心村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农户意愿,大力改善中心村的交通条件和生产生活服务设施状况,增强中心村对农户的吸引力;同时,应针对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以约束农户建房行为、引导农民合理选择居住区位。     

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驱动机制——基于湖北省孝南区农户调查的研究

以地处江汉平原的孝南区为研究区域,利用对农户的问卷调查资料,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驱动机制进行研究。得到如下结论:①显著影响农户是否新辟地基建房的因素包括:家庭规模、家庭收入/信贷水平、对子女教育的支出、攀比心理等因素;②农户新辟地基建房面积的大小受到家庭规模、非农就业人口比例、家庭收入/信贷水平、对子女教育的支出、消费的攀比心理等因素的影响。     

浙江农村“三权”改革背景下农户宅基地空间置换意愿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浙江省某自然村农户宅基地空间置换意愿的实地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排序因变量模型,从农村"三权"改革的视角研究了农村宅基地空间置换意愿与"三权"政策、"三权"确权情况、承包地流转情况和农民家庭资源禀赋的关系,探寻影响农户宅基地空间置换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宅基地空间置换意愿偏低,仅为23.33%;影响农户宅基地空间置换意愿的因素由高至低依次为对宅基地空间置换政策的了解程度、承包地是否流转出租、户主最高学历状况、房屋状况等级和家庭劳动力人口数量,五类指标均对置换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认为为了有序推进农村宅基地的空间置换,应加强对农村宅基地置换政策和农地改革政策的宣传力度;开展集中置换点选址的广泛调研,充分调动农户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将宅基地置换与承包地流转、集体资产股份权流转有机结合,建立"三权"改革的联动机制。     

农户土地退出风险认知及规避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重庆市l 829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户土地退出风险认知及规避能力进行分析,并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宅基地、承包地退出风险规避能力的因素及方向.结果表明:①多数农户认为土地退出风险较高,同时农户对于退出承包地较宅基地存在更大的顾虑,农户更倾向退出宅基地;另一方面,多数农户规避土地退出风险能力较弱,相比承包地,农户具有更强的宅基地退出风险规避能力.②宅基地风险规避能力来看,户主年龄、家庭有无稳定城镇住所、本村是否在进行农民新村建设、退地后能否享受高水平城镇社保对农户宅基地退出风险规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有无养殖经营对退出风险规避存在显著负向影响.③承包地风险规避能力来看,户主年龄、户主是否购买商业保险、家庭有无稳定非农收入、退地后能否及时获得就业培训与援助、退地后能否享受高水平城镇社保对农户承包地退出风险规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有无养殖经营对农户承包地退出风险规避存在显著负向影响.④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风险规避能力的因素少于影响农户承包地退出风险规避能力的因素,同一因素也可能对农户宅基地、承包地退出风险规避能力产生不同的影响.     

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6县1413个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了解农户对宅基地的退出意愿和利益诉求,对合理、有序、公正地推进农户宅基地退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安徽省6县1413个农户的问卷调查分析,文章得出以下结论:农村居民居住条件得到改善,砖混结构占大多数;宅基地以及房屋的闲置情况也较为严重,有85.5%的宅基地没有被有效利用;在一定的前提下,有90%的农户愿意退出宅基地,其中影响农户退出宅基地的因素依次为就业、养老、生活费用和农业生产;农户所在区位、年龄和参保情况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有一定的影响;远郊农民的宅基地退出意愿更强。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最后提出社保先行于宅基地退出,以及优先考虑远郊农民等政策建议。     

农村居民点用地选址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点用地选址影响因素是指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选址的主要自然环境因素、经济环境因素、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和制度政策环境因素。农村居民点用地选址一方面受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的直接限制,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及文化传统因素的作用机制及大小都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一、自然环境宜居的自然位置与条件是农户选择居住地的前提。比如关系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以及生物、矿产、土地资源等的丰富度及其比重,都将阻碍或指引农村居住区位的选择。农村居民点自古就是在不断的使用与改造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形成的,高程与坡度等与地质安全相关的自然条件对农户居住选址更具有显著影响,     

城乡统筹发展中农户生活污物处理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成都试验区”农户行为的实证

农户生活污物处理行为对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具有重要影响.文章以城乡统筹“成都试验区”农户为例,利用Logit模型对农户生活污物处理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居住方式、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环保意识、污物处置收费、非农收入比重等因素对农户生活污物处理行为都有正向影响作用,会引导农户妥善处理生活污物,其中影响最显著的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居住方式,而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对农户行为影响不明显.     

农户分化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的影响分析——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的估计

笔者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以河南省4个试点县(濮阳县、杞县、固始县、汝阳县)的调查材料为依据,对影响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职业分化和经济分化程度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在可观测变量中,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宅基地使用权稳定性的认知等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效应。因此,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政策要注意区分不同阶层农户特点,积极促进农户各阶层职业结构的合理化。     

基于IAD模型的空心村治理农户参与意愿分析

基于IAD分析框架,系统考察宅基地确权与相关管理政策、空心村治理配套政策、整治目的与整治模式等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参与意愿强度为78.92%,对资金补偿政策的利益诉求,以及立足于实现土地节约利用,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和促进乡风文明的治理目的,能显著提升农户参与意愿;拆旧复耕(还林)、拆旧建新的整治模式最为农户所接受。职业、经济水平、超面积有偿使用制度等因素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年龄、耕地资源禀赋、宅基地空心化率、交通基础状况等存在负向影响。应尊重农户意愿选择与利益诉求,鼓励参与意愿强烈和有条件地区率先开展空心村治理,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积极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与自愿有偿退出机制。     

农村居民点现状调查及整理潜力测算——以山东文登侯家镇为例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是开展居民点整理的必要环节.也是居民点整理项目投入的依据,对居民点整理顺利开展意义重大。文章以山东省文登市侯家镇为例,对其38个农村居民点的宅基地利用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在对数据统计分析后得出:居民点中宅基地比例较小、户均宅基地宗数偏高、单宗宅基地面积较大、宅基地隐性交易突出以及闲置状况严重等特点,并根据上述特点归纳了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存在四个层次,即闲置宅基地潜力、一户多宅潜力、户均宅基地潜力和宅基地密度提高潜力。最后,在分别计算出各层次潜力基础上,汇总得侯家镇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为81.37公顷。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微观环境分析——对天津农村劳动力的调查

文章利用天津农业课题组的调查数据资料,采用probit模型从农户家庭特征、个人特征以及就业环境三个方面分析了天津农户非农就业选择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非农就业选择除受农户农业生产率、非农工资收入等传统要因以外,工作技能以及工作环境的安全性等微观就业环境也对农户非农就业的选择起到重要作用。     

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长沙市宁乡县为例

宅基地的合理流转被认为是解决当前土地资源供需矛盾的重要渠道.本文利用长沙市宁乡县101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探讨农户宅基地流转的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有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农户仅占40.6％.农户家庭年收入、收入主要来源、在外是否购置房产、宅基地流转能否提高幸福指数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有显著的影响.为了促进农村宅基地健康有序流转,政府应尊重农户自身意愿,拓宽农户就业渠道,合理分配流转后利益,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充分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农户转入土地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三峡库区42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基于三峡库区427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目前农户转入土地的行为特征,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对农户转入土地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甄别,并对农户转入土地行为的主观解释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农户自身及家庭特征、土地资源特征、环境因素和政策因素对农户转入土地行为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中,非农收入所占比重、耕地面积和地理条件是影响农户是否转入土地的主要因素。     

农户住房层数消费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湖北省二县市的农户调查研究

住房层数消费本质而言属于住房质量消费的范畴。研究农户未来住房层数消费对提高农村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程度将有重要的意义。实证研究表明,农村传统消费观念、农户家庭非农收入、家庭人口规模对农户未来住房层数消费产生重要影响;从区域上来看,相对于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经济较落后的丘陵山区农户未来改善住房质量的愿望较强烈,未来农户住房层数的区域差异将缩小。政策建议,全面实施农村住房中心村规划,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转变农村发展方式。加强相关政策宣传力度,促进农村居民点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     

城市边缘区农户宅基地腾退动机影响因素研究

依据农户的理性、生存性、商品性、社会性特征,选取河南省新乡市、安阳市、鹤壁市边缘区27个自然村为样本,基于对751户农户的调研数据,建立宅基地特征、农户特征、理性和生存预期、社会性行为特征20项指标的影响因素集,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城市边缘区农户宅基地腾退、置换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有宅基地腾退动机的农户比例接近50%。按照作用程度,影响农户宅基地腾退的因素依次为腾退政策的满意程度、社会保障问题、房屋使用年限、家庭成员的赞同、腾退成功者的赞同意见、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宅基地距城镇距离、人均住房面积、农户的文化程度等。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的农村宅基地流转风险评价

农村宅基地功能的特殊性及对农民的重要性,决定了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敏感性和风险性。如何让改革的风险最小化,利益最大化,是该项制度改革成功的关键,因此研究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风险问题十分必要。文章在界定农村宅基地流转风险内涵的基础上,从农户的"经济、社会、环境和保障因素"四个维度构建宅基地流转的农户个体风险评估体系,然后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广东省翁源县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评估,得出农户个体风险处于"中警"级别,应重点关注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家庭自我发展能力和新环境适应能力等具体微观的敏感性指标带来的风险问题。     

家庭非农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因素分析

非农劳动供给在家庭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利用四川和安徽12年12乡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影响家庭非农劳动供给的因素做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轻、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高、家庭初始经济能力有利于家庭非农劳动供给决策和非农劳动时间的增加;家庭中男女劳动力的比例对非农劳动供给时间具有不同的影响,土地资源匮乏是家庭从事非农劳动供给的重要原因。文章认为,政府应当在教育培训、信贷支持、通讯设施建设方面加以完善,以增加农户家庭的非农劳动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