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的生态环境效应——基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视角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6—2016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和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的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考察了中国城镇化率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的城镇化率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之间存在驱动关系;城镇化率的提高将引起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的增加,即城镇化率每提高1%会引发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提高1.35%;中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的增长速度滞后于城镇化率的增长速度,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状况对城镇化进程具有约束效应。因此,在目前"美丽中国"战略背景下,应强化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顶层设计,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立科学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体系,以促进中国全面绿色发展。     

我国省际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强度的策略互动性——基于空间计量的实证测度

利用1999—2010年我国29个省级辖区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强度的空间面板数据,对我国各省级辖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强度的互动性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各省级辖区在确定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强度时,不仅考虑本辖区的工业污染水平,还会考虑相邻辖区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强度,即各省际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强度存在显著的策略互动性;相对于人均GDP和财政收入能力而言,省际环保策略是制约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强度的关键因素。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分析——基于东西部地区差异的实证研究

在绿色工业革命的时代,环境保护与区域经济增长如何兼顾,是否加大对工业污染治理的投入便会损害经济增长利益?文章选取东西部地区2003-2011年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东西部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水平不同,但投资额增加是共同趋势。同时,文章还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模型结果显示,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可以兼顾,绿色经济、绿色发展是可以追寻的未来。     

中国股市该由谁来监管

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市场失灵将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和经济不稳定等后果，需要政府进行干预。股票市场失灵将直接损害股票市场的公平和效率，导致股票市场功能失效。当股票市场自身不能克服这些失灵现象的时候，对股票市场的监管就应运而生。股票市场必须遵循公平，效率，透明的原则，更多地依靠市场来发挥作用。从成熟国家的经验来看，监管者的责任主要是规范市场，为投资者营造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投资环境，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但是，从各国的实践来看，政府的监管理念是随着市场的发展而变化的，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遵循着不同的监管理念。一般而言，成熟股市的监管者侧重于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新兴股市的监管者更倾向于政府干预，中国股票市场监管体系就存在此方面的问题。     

环保投资与工业污染减排关系的进一步检验——基于治理投资结构的门槛效应分析

环保投资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工业污染减排,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尚未形成共识。为此,本文运用广义矩估计法测算出环保投资的工业污染减排效应及地区差异性,并基于不同治理投资结构检验了环保投资与工业污染减排的非线性关系。结果显示,环保投资对工业污染减排存在正向影响,但不同地区的污染减排强度对环保投资的反应存在差异性。此外,环保投资和工业污染减排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具有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即环保投资对工业污染减排的效应只有在特定的治理投资结构区间内才能发挥作用。本文政策涵义明显:加大环保投资规模,优化治理资金配置水平以提高环保投资的使用效率。同时,政府切忌走人盲目加大环保投资规模的误区,应根据各地区的现实情况改善治理投资结构,积极引导社会资金融入工业污染源治理这一领域。     

西部工业经济增长与污染治理效益分析

“九五”时期我国及西部的大部分工业污染物没有随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同步增长；我国及西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相对不足；西部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但是，部分污染的比重却上升，尤其是西部地区单位工业总产值的污染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二到三倍。西部地区工业污染问题严重，治理难度较大，治理技术要求较高，西部工业结构急需调整，升级，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新疆工业污染治理有效资金来源的实证研究

工业污染治理已成为新疆经济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处理好工业污染问题的首要困难在于资金来源.为此,本文通过对新疆2000～2009年主要工业污染物的治理投资总额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各来源进行线性回归与时间序列混合模型的拟合,来探究新疆工业污染治理的有效资金来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次通货膨胀解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通货膨胀都与食品价格的上涨密不可分，尤其是政府投资的快速增长促使了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是导致通胀的主因。因此，应采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市场发育和间接化宏观调控手段来治理通胀。     

宁镇扬工业污染治理现状比较及对策分析

防治污染、改善环境是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之一,工业污染作为宁镇扬大气污染的主要成因,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了三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本文通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特征与现状两个方面对宁镇扬工业污染及治理情况进行描述分析,从投资规模、资金来源及投资结构对宁镇扬工业污染治理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找出宁镇扬三市工业污染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对策.     

工业污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基于中国1998—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1998—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取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污染排放等五类工业污染指标,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污染指标得到的环境——收入曲线形状不同,包括倒U型、N型、U+倒U型等。就本文选取的污染指标而言,只有北京、上海、天津等少数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环境拐点,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的关系在不同的经济区域差异显著。     

基于DEA视窗分析的中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研究

环境保护投资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一环,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的提高对改善我国环境状况,促进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文章通过构建DEA-CCR模型,对中国2005~2010年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进行DEA视窗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大部分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仍然存在着"高投入、低效益"的问题,并且投资效率地区差异呈扩大趋势。最后,提出通过加大环境投资力度、提高环保技术水平、构建地方政府间生态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等路径,提高我国环境保护投资效率,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财政分权、政府激励与环境治理

本文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了在财政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激励模式对环境污染和治理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以GDP为考核指标的激励下,财政分权显著地提高了各种工业污染的排放量,降低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同时,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剧了环境污染程度和治理难度.环境问题的改善需要相关部门对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做出适当调整,地方政府应在其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新常态下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实证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是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文章基于湖北省近十多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发展状况,并通过建立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可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长远协调发展,同时也存在投资规模不稳定、投资力度不足、以"末端治理"为主等问题。结合新常态下宏观经济变化和湖北省域情特征,文章提出了改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政策建议:包括优化政府的统筹规划,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提高投资主体积极性,创新投资渠道;以"两型社会"试验区为牵引,在产业转型升级中转变投资重点;发挥域内科技优势,以创新驱动提高投资效率。     

论市场机制在中小企业污染治理中的作用

中小企业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也造成我国资源的巨大浪费和污染物的过度排放,导致严重的环境问题.当前,中小企业在工业污染负荷中所占份额迅速上升,已成为我国工业污染治理的重点和难点.     

新经济形势背景下的通货膨胀再研究

美国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试图通过二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作用于经济而解救失业;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后,经济快速复苏的同时也遭受了通货膨胀的侵扰,促使其积极治理通货膨胀。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国政府对待通货膨胀的不同态度,不仅会关系到全球经济的复苏状况,还将使世界各国面对更加复杂的经济形势。因此,有必要对通货膨胀进行再研究,尤其是对其中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再研究。     

竭泽而渔则无鱼

前不久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刊文称,如果不采取治理措施,过度捕捞和工业污染将导致人类到2048年就很难在海洋中捕到鱼类,市场上也将难以见到海产品。     

乡镇工业污染的经济原因分析

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表明，乡镇工业的经济利益驱动造成乡镇工业污染治理的市场机制失灵。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外部性引起的环境污染；另一方面，环境具有公共物品属性。而乡镇工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所以乡镇工业会尽可能多的利用资源，不会主动采取有效措施来治理工业污染，结果造成资源的滥用和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国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分析

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规范上市公司虚假信息披露行为。但在实际的监管操作中,部分法律法规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经常是监管者依据不同的情势,有意识地、主动地选择放松监管或过度监管,甚至运动式监管。本文发现,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证券监管者除了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还担负着帮助国有企业融资解困的重任,然而这两个目标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证券监管者只能根据不同的情势,选择一段时期内工作的侧重点,实行选择性监管。但是,随着国有企业逐渐解困,证券监管目标转向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文将探究中国证券市场形成与发展的特殊背景,给出证券监管者特定的目标函数,进而根据这一目标函数,分析监管行为的变化。这一系列工作最终将着眼于解释证券监管者对于国有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进行监管时,为什么会出现选择性监管的现象,并对其后果进行分析。     

非理性的博弈:行为金融学视角的证券监管

现代行为金融学对传统证券监管理论"理性主义"和"市场至上"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挑战:不仅投资者可能是非理性的,监管者自身也可能是非理性的。本文对最近10年来基于行为金融学视角的证券监管理论进行了梳理,对"(监管者)非理性博弈(投资者)非理性"的行为命题进行了说明。我国目前很少有文献研究投资者非理性对证券监管的意义,更罕见对监管者非理性的研究,因此,本文最后呼吁我国证券监管的理论研究引入行为金融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另外,中国股市向来暴涨暴跌,特别是在当前中国股市深幅下跌之际,我们也同时呼吁监管者重视对"监管非理性"的重视。     

我国工业环境制度的变迁及其绩效分析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由工业企业污染排放引发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完善的环境制度是解决工业污染问题的关键。我国的工业环境制度建设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在我国不同的发展时期,工业环境制度在实施手段、作用机制和设计理念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借助工业污染排放统计数据,对随着制度变迁我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行为的变化进行研究,是判断环境制度的绩效高低,进而优化我国今后的环境制度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