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儒家传统伦理重新鲜活起来--读《儒家传统伦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伦理在我国传统伦理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如何对待传统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是长期困扰思想界、理论界的一大难题.完全否认儒家传统伦理的极端观点已难以获得喝彩.主流观点倡导扬弃儒家传统伦理、发掘儒家传统伦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学说对传统婚育观念和家庭伦理关系影响探讨——兼论对儒学几个观念的理解和再释

讨论了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和学说对中国传统婚育观念和传统家庭伦理关系、妇女地位的影响,就儒家的“仁”与“礼”、“忠”与“孝”、“富”与“教”几种观念以及儒家提倡的和谐观与阴阳观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和认识。     

论中国传统道德的文化选择

以农耕文化为根基的中国传统道德,经历春秋战国的文化思考及秦汉的历史选择,最终确立了以儒家伦理为主体的道德体系。然而,儒家伦理的主体地位却在近代社会文化的变革中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有什么样的文化实践就会有什么样的伦理思考和道德选择。因此,思考传统文化与道德的变革关系,对我们认识当代市场经济的文化发展与传统道德的冲突和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家庭养老问题与代际权力关系变迁——基于赣中南农村的调查

以赣中南农村为例,考察了农村家庭养老与代际权力关系之间的关联。当前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赡养问题严重。其直接原因在于赡养原则的变化——从传统时代的无条件"孝道"转变为当代的有条件回报,深层原因则在于代际权力关系的变迁——家庭权力从父辈手上转移到子辈,尤其是媳妇家庭地位的急剧上升。     

先秦儒家生态文明研究

先秦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其孕育着传统生态文明的精华。文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在历史情境中具体地挖掘先秦儒家生态文明思想的合理成分和不足之处。先秦儒家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生态精神文明和生态制度文明两个部分,其特征有三：轻视物质文明;产生于生产力落后的农业文明;集中于对第一大历史形态的思考。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为当代生态意识、当代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物质文明提供了重要启示。     

企业组织的权力结构、法家领导理论与新新法家

企业权力结构是权力在复杂的企业组织之间相互作用的路径、方式、强度与机制。中国传统法家依据权力及其作用方式构筑了一个较为完善的领导规范理论。新新法家思想立基于用＂势＂的概念重新阐释＂法＂的来源,以期对原始法家思想进行改造以适应于当代之需求。     

基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市场营销伦理探讨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传统思想的核心,是古人判断自己和他人行为符合伦理与否的标准。文章分析了我国古代传统的儒家思想内涵,揭示出其中所蕴含的现代市场营销伦理,在分析我国现代市场营销伦理缺失的基础上,对其伦理失范行为进行了探讨,并以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为借鉴,对现代我国市场营销伦理进行了重构。     

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儒家伦理——对儒家伦理思想作科学哲学反思的几个问题

①孔孟认为人性本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现代生物学则认为人性由基因决定,而基因本质是自私的,利他归根结底是为了利已,故现代社会生物学继现代经济学之后,再一次证实了荀子的性恶论;②儒家的“天人感应”观包含着要将仁爱的伦理推广到自然界去的思想,发现代生态伦理学之先声;③21世纪的’电子家庭”将奉行电子的、民主的、个性解放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家庭伦理,但孔孟的偏理思想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牟宗三"新外王"中的知识问题

返本开新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思想纲领。当代新儒家在对这一思想纲领进行阐发时大多涉及到了知识问题。在当代新儒家人物当中,牟宗三对于知识问题的思考最为全面,他在这方面的论说也最具代表性。在他看来,内圣外王是儒家文化的全幅规模、全体大用,因此,他主张“本中国内圣之学解决外王问题“,要求以良知呈现作为纯粹知性的终极根据,强调知识主体是由自由无限心之自我坎陷而成,指出儒家表现道德动机,贯彻其内在目的,都得要求知识。牟宗三力求通过对于知识问题的探究来补救儒家文化中内圣强外王弱的缺点,借以确认儒学的现代意义。     

孝文化教育与大学生道德教育初探

"孝"的观念贯穿中国历史,孝道观念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在培育人们思想道德方面起到了起始和基础作用。但在当今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的变化,孝道观念淡化,孝道教育弱化,人们特别是作为独生子女的大学生群体的精神信仰和人文关怀相对缺乏现象越来越明显。大学生道德素质出现了滑坡,他们虽然掌握了高深的专业知识,却不知"孝悌"是什么。因此,加强孝道教育关系到大学生自身的健康成长,也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对提高大学生道德素质尤为重孝文化教育是解决社会诸多问题的必然选择,大力弘扬中国孝文化教育对于大学生思想教育有重要意义。     

《中庸》之“中庸”三维度释义

《中庸》之＂中庸＂持久而深刻,它是以正确性为内在精神,以恰当与适度为标志,以事物整体和谐、实现矛盾协调为目标,是振荡中维持平衡的过程及其＂得中＂这一瞬间之表象。它具有中庸之道（原则）、中庸之德（品德）、中庸之法（方法）三维度之义：既是哲学范畴,也是伦理学说,并代表了一种思想方法;既是事物运行的客观形态,又是儒家的世界观、人生观,还是＂折两用中＂的方法论。     

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企业文化

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企业文化刘宏章，唐镜一、＂道之以德＂的＂善教＂、＂治心＂原则与企业职工道德精神的塑造问题企业文化与儒家＂道之以德＂和＂善教＂、＂治心＂原则的德治管理路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或者说是相通的。儒家的管理控制理论，其着眼点主要的是对人的控...     

孝文化在农村家庭养老中再构建

探究河北农村孝道衰落的根源，加强传统孝文化的自觉意识，推进孝文化的再生与创新，为家庭养老提供坚实的文化伦理基础就成为必需。对于解决目前河北农村养老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承吸纳、兼收并蓄与企业文化创新——略论近代东亚公司对儒家与基督教精神的融摄

儒家思想对我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思想根基。近代外国宗教大规模传入中国,对近代民族企业及其文化塑造也产生重要影响。东亚公司汲取儒家的优秀思想和基督教义的基本精神,并结合科学管理理念,成功塑造了"和谐""服务""人本""共赢"的企业文化,是中西方伦理精神完美对接的成功范例,其中的优秀思想和宝贵经验对当代的企业文化塑造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管理文化中的"儒家命题"探析

在文化研究、特别是世界跨文化比较思潮中，儒家管理文化锋芒渐露、迅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表明，新儒学文化的发展对于东方管理文化价值观的崛起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它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必然内在要求与主要组成部分。以儒家管理文化的国际性历史比较为研究视域，本文尝试分析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杜维明对于管理文化理论的历史传统与现代继承、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等重要关系问题的有关思想．以揭示管理文化中的“东方改制”及其作为核心论旨的“儒家命题”之当代意义。     

中国传统诚信伦理思想与当代会计诚信

诚信是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 ,也是封建社会通行的生存准则。但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 ,却正面临着十分严重的会计诚信缺损问题。本文在回顾中国传统诚信伦理思想及其发展演进之余 ,着重分析了导致我国当代会计诚信缺损的主要原因 ,认为中国传统诚信伦理思想作为一种精神文化财富 ,在当代会计诚信的重塑中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建议 :重塑当代会计诚信应注重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两种手段的并用 ,除加强制度建设和法治的硬约束外 ,通过伦理、道德教育 ,培育当代诚信意识等软约束手段亦不容忽视。     

巴金新型家庭伦理关系探究

巴金是一位具有浓厚的伦理意识的作家,这种伦理意识与巴金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的教育有很大的关联性。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巴金,对传统的家族伦理观念进行了重新的审视,既批判了它的不足之处,又继承了其合理的内核,并融入现代的自由、平等观念。巴金的家庭伦理观对当今和谐家庭伦理建设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儒家德育思想对中国当代大学德育教育的借鉴价值

中国古代的儒家德育思想,迎接新世纪诸多挑战,是构建中国当代大学教育可资借鉴的一个重要宝库.纵观当今大学,大学生的道德现状呼唤儒家德育养成教育,儒家的德育思想是大学生德育养成教育形成的重要思想渊源.儒家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儒家德育思想对中国当代德育教育的价值让人们意识到中国当代大学的德育教育需要积极借鉴儒家德育思想,以提高大学生道德修养,培养德才兼备的大学生.     

传统家居陈设艺术的当代转换——以屏风为例

＂实用为本＂与＂道器相宜＂是中国传统造物思想中与现代设计理念相切合的部分。以传统家居陈设艺术中的屏风为例,阐明屏风的当代转换设计应营造适于当下生活方式之＂用＂,合乎当下思想文化之＂道＂。     

儒家伦理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逻辑

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既有文献见仁见智。本文的分析表明，儒家伦理起初内生于保证家庭组织运行效率的实际需要，而后长期充当国家与个人的调适角色，促成了家族制与官僚制的制度妥协，并由此形成独具特色的市场制度基础，汉唐盛世便奠基其上。中国未来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要害是政府因素与其他市场因素能否达成制度均衡，儒家伦理的作用自当不言而喻。不仅如此，儒家伦理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逐步完成了商业转向，具有了丰富的市场涵义，加上东亚经济奇迹佐证凿凿．因此其对市场经济发展有利无害当成定论。本文的讨论发现，儒家伦理的宏观功能与微观功能存在内在冲突。它在宏观上具有很高的财富门槛与道德条件，但却疏于微观层面的财富创造，因此，既有经济改革过程注重汲取基于新教伦理的欧美制度优势以促进财富积累，具有显而易见的合理性。但是这种进程缺乏稳定性与包容性，极易导致财富与道德的偏离，而儒家伦理恰好具有纠正此种偏离的比较优势。这就意味着，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衔接”在所难免。本文的结论是，财富积累长期疏离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当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面对日益凸显的深层社会经济矛盾．唯一正确的制度选择是使经济改革与发展进程重返中国本土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