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黑龙江省农民收入及增收问题

“三农问题”其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又是收入问题。黑龙江省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一直稳步增长，上世纪90年代初曾经出现过高速增长的势头，但自1997年以来，进入缓慢增长阶段，农民收入停滞不前，2002年以来，黑龙江省农民收入走出了低速徘徊的困境，实现了较快增长。到2008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855．6元，自2004年以来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4761元），黑龙江农民收入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     

"身分+契约"——中国农民"从身分到契约"过程中的艰难特定阶段

改革开放后，农民在“从身分到契约”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独特的“身分 契约”的阶段。在此阶段，旧的身分挥之不去，新的身分不易获得。更为重要的是，在此阶段，农民在城市只能获致底层的就业机会，他们即使是与正式工干着同样的工作，甚至付出更多，其收入却与正式工有着很大的悬殊。而且，在此阶段农民要承受身为“农民”和“工人”的双重负担。随着相关制度改革的深化，农民工将进入“契约”社会，而使就业艰辛逐步成为过去。     

新时期农民公共需求的特点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取向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根本目标是满足农民群众的公共需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农村从温饱向小康社会的转变,农民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主体性和参与意识也明显提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深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改革,构建以农民公共需求为导向的农     

城镇化新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和农民市民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再次强调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般可从基本生存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两个层面来评价。基本生存条件评价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城镇就业是市民化之本。二是城镇安居是市民化之基。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评价也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二是平等享受社会保障制度。以人口转移为城镇化10阶段,进入新时代为城镇化20阶段。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我国的城镇化会在20阶段基础上进入30阶段,即没有进城的农民就地在城镇实现市民化。前一轮城镇化农民创造了在小城镇自己转移自己的城镇化模式,城镇化30阶段则是城镇在城乡融合中创造市民化新模式。城镇要完成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任,就要具有城市功能,有能力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并市民化。城镇的城市化水平则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评价指标。城镇城市化面临市民化能力建设问题,既涉及进入城镇的农民的市民化能力提升,又涉及城镇的市民化能力。新时代的市民化是政府为主导的,不能单纯靠农民自己,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和规划,主要表现在公共财政的支持和引导上。     

城市土地有效供给现状与对策

土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60多年前的"土地改革",让农民走向翻身得解放;30多年前"土地承包",让农民走向脱贫奔富裕;后改革30年,能否让"土地确权",让农民拥有土地当主人?当前,各地城市建设正进入新的阶段,如何整合现有土地资源,实行土地的有效供给,成为急需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云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分析

20世纪80年代,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村迅速发展起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发展专业合作社,对加快现代农业进程和新农村建设具有创新性。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进入法制化阶段。对云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尤其是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找寻云南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特点和趋势。     

中型城市——农民城市化的主要载体

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经济扩散效应日益明显,产业转移开始加速,中型城市由于其特殊的条件而成为这次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者,也成为农民转移的首选地,我们必须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进一步完善中型城市的软硬件环境,加速农民的城市化进程,早日实现城乡的一体化发展。     

我国进入反哺农业新时代

2006年在我国将全部取消农业税，到2007年免收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加大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等等，这一个个“涉农”措施，标志着我国进入反哺农业新阶段，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回报农民的重大战略已有了实质性启动。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有效增加农民收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较低,严重制约着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和农业综合效益的提高,从而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一大体制障碍.因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后,在尊重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推动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为重心的农村经营体制创新,是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制度保障.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有效增加农民收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特别 是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较低,严重制约着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和农业综合效益的提 高,从而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一大体制障碍。因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后,在尊重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推动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为重心的农村经营体制创新,是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制度保障。     

关于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新思考——重庆市农民增收实例研究

增加农民收入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出发点和归宿。在重庆市农村发展和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条件下,促进农民增收要有新思路,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重在建立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文章以重庆市为例,列举了目前制约农民增收的六大关键因素,重点提出了增加政府财政投入、提高农民素质、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城镇化建设、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建立农村经济组织等六大解决措施。     

山西农民收入的“六五”回顾和“七五”展望

“六五”期间农民收入的回顾 “六五”期间,山西农民实现了第一个翻番,人均纯收入由一九八○年的155.78元增加到一九八五年的358.32元,农民整体生活水平进入了温饱阶段,使千百年来农民渴求摆脱贫困的愿望和成千上万的革命者为之奋斗的日标终于变成了现实。这是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 一、“六五”期间农民收入特点的描述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有效增加农民收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较低,严重制约着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和农业综合效益的提高,从而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一大体制障碍.因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后,在尊重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推动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为重心的农村经营体制创新,是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制度保障.……     

制度创新与农民增收的路径选择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关键又是收入问题。在现阶段农业发展中，由于受到一系列制度性因素的约束，造成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速度缓慢。在农村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时。通过对农业制度的创新，可消除制度性因素的约束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源于现实 剖析现实 指导现实——《河北三农问题调查研究》书评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解决好‘三农”问题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当前,我国农村改革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必须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业增产、     

论乡村工业的未来与农村小城镇的发展阶段

应该正确认识农村小城镇在我国农村现代化中的作用,农村小城镇的发展并不能代替农村城市化。我国的农村小城镇在其发展历程中已走过了乡村集市贸易中心地阶段,乡村行政中心地阶段,现在正处于乡村工业中心地阶段,目前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只是我国农民在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下的选择。随着我国乡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并行的二元工业化模式向一元城市工业化模式的转变,农村小城镇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乡村社区服务中心地阶段。     

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乡镇企业发展

从“十五”开始 ,我国进入了全国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 ,难点在农民 ,之所以难 ,因为没有农民的小康 ,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 ;重点在农业 ,之所以重 ,因为没有农业的现代化 ,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亮点在乡镇企业 ,之所以亮 ,因为发展乡镇企业是个大战略 ,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乡镇企业的发展。　　发展乡镇企业 ,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渠道。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增加农民收入。 1997年以来 ,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已连续4年下降 ,粮食生…     

当前宏观经济增长态势分析与前瞻

进入21世纪,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进入了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在逐渐回暖的宏观经济运行中虽然我们的经济增长还将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难解之题,但就总的发展态势和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力度来看,我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强的增长势头和较乐观的发展前景。     

适应WTO要求 加速农业科技创新

中国加入WTO;中国农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农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农产品要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实现农业科技创新,从根本上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     

基于不同区域尺度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判断

本文借鉴钱纳里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与判断标准,对我国不同区域尺度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1)从全国层面看,我国自2003年进入了工业化初期阶段,2007年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从省级尺度的数据判断,2000年以前中国大部分省市未进入到工业化发展的阶段,仍然处在初级产品生产阶段;2010年,中国全部省市均进入了工业化阶段。(3)从地级尺度判断,中国地级单元发展极不平衡。1990年绝大多数处在初级产品生产阶段;2000年进入工业化阶段的城市明显增多,其中以区域中心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为主,部分沿海开放城市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2010年,中国大部分城市都进入了工业化阶段,以处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的城市为主,部分城市率先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和发达经济初期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