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指标而竞争*——来自中国煤矿企业的证据#br#

中国矿难治理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但总结其成功经验的研究尚显不足。本文认为安全生产的总量指标控制是一种降低中国煤矿企业矿难死亡人数的有效方式。笔者手工搜集了2002—2006年中国煤矿企业矿难死亡人数和省级安全生产控制考核数据，并与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发现单个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和同地区其他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之间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间存在指标竞争现象。广义双重差分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指标越少的省份，企业间指标竞争越激烈。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超标省份或者主管官员晋升的关键时期，指标竞争更加激烈。最后，单个煤矿企业死亡人数与异省邻市矿难死亡人数不相关，排除了矿难导致监管加强的“威慑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煤矿安全生产总量指标控制对企业安全生产有显著作用。     

为了指标而竞争*——来自中国煤矿企业的证据#br#

中国矿难治理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但总结其成功经验的研究尚显不足。本文认为安全生产的总量指标控制是一种降低中国煤矿企业矿难死亡人数的有效方式。笔者手工搜集了2002—2006年中国煤矿企业矿难死亡人数和省级安全生产控制考核数据，并与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发现单个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和同地区其他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之间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间存在指标竞争现象。广义双重差分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指标越少的省份，企业间指标竞争越激烈。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超标省份或者主管官员晋升的关键时期，指标竞争更加激烈。最后，单个煤矿企业死亡人数与异省邻市矿难死亡人数不相关，排除了矿难导致监管加强的“威慑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煤矿安全生产总量指标控制对企业安全生产有显著作用。     

监管模式、政治体制与矿难——基于跨国数据的证据*

煤矿安全生产问题不仅是中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本文首次利用1982-2014年九个产煤大国的跨国面板数据,从经济学的角度检验了煤矿监管模式和政治体制对矿难的影响。结果表明：（1）煤炭安全生产的集权监管有利于减少矿难死亡率。一个国家的煤矿安全监管模式由分权改成集权,可以减少近一半的死亡率。（2）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不会直接影响矿难的死亡率。这说明煤矿安全生产问题主要是一个监管体制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3）在发展中国家,集权监管模式对降低矿难死亡率的效果更明显。（4）在转型国家,监管集权和改进政府问责都能降低矿难死亡率。本文的结果对于矿难的跨国比较分析以及遏制矿难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政企合谋视角下的环境污染:理论与实证研究

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乃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文章从政企合谋的视角,根据企业的逐利性以及地方政府官员对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双重考量,构建了动态博弈模型来刻画导致地方环境污染的内在机制:即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企业具有向地方政府行贿以寻求环境规制的放松,从而扩大生产的动机;而地方政府则出于政治和经济两种利益的考虑,均有放松环境规制以帮助企业扩大生产的动机,由此形成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政企合谋,加剧环境污染。进一步地,文章运用中国28个省份1991-201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普通面板和空间面板模型加以验证,结果均证实了文章的核心结论:政企合谋将加剧地区环境污染。因此,缓解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通过监督机构或公众的双重监督,解决中央和地方的信息不对称,防止政企合谋。     

中美矿难比较分析及警示

中国既是产煤大国,又是一个煤炭消费大国,中国对煤炭的需求量远远大于美国.本文通过中、关两国煤炭行业矿难比较分析看到,美国矿工远离血泪,而中国煤矿成了"死难"的代名词.中国矿工死难数字以及死亡率必须引起中央、地方政府以及各个部门的重视,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不制定有关煤矿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不惩治"官煤勾结"无视矿工生命的利益熏心者,对于那些草管人命、无视安全生产、置矿工生命于不顾的矿主以及有关人员不绳之以法,那么中国煤炭行业的发展史就是煤矿工人和家属的血泪史.     

政企合谋与企业逃税:来自国税局长异地交流的证据

本文以1998年实施的国税局长异地交流制度为自然实验,利用此次改革导致的局长任职经历差异度量了地方的政企合谋,基于1998—2007年间的制造业企业和国税局长的匹配数据,研究了政企合谋对企业逃税的影响。我们发现:本地晋升的局长(相比外地调入局长)政企合谋更严重,由此导致的企业平均税负相差17%;外调局长的效应在任期8年后完全消失;由于政企合谋根源于引资竞争,因此合谋导致的逃税仅存在于流动性足够高的企业类型,如外企和私企;政企合谋的逃税效应与税种的监管难度正相关,如企业所得税逃税较多,而增值税则没有显著影响。     

美国煤矿安全管理制度借鉴

美国的煤炭储量占世界第一位。19世纪末美国的煤炭产量超过英国,开始位居世界首位。到了20世纪后期,美国的煤炭产量始终维持在10亿吨左右,仅次于中国。美国在生产大量煤炭的同时,煤矿矿难死亡事故却很少,在20世纪最后10年,平均每年死亡仅49人,真正实现了＂安全与生产并不矛盾＂的最佳状态。但纵观美国煤炭生产历史,在20世纪前30年也曾矿难频发,每年死亡人数在两三千人左右,重大恶性矿难事故接连发生。借鉴美国治理矿难的经验,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通过对生命权观念的强化、监管部门独立有力的监督、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及新技术的开发,尽量减少事故甚至避免事故是可以实现的。     

煤矿安全事故博弈分析与政府管制政策选择

中国煤矿安全管制是一种典型的监管博弈。现实煤矿安全管制体制必然导致当前煤矿安全事故频发的结局。政府管制机构的责任心和对煤矿不安全行为的惩罚有效地遏制了煤矿安全风险,加上煤矿企业安全培训与安全投资加大,有力地保障了大多数煤矿的生产安全。但是,地方政府利益保护和管制官员与矿主的合谋,导致了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     

区域环境治理中的政企合谋及其防范研究

"政企合谋"行为增加了环境治理的成本,抑制了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动力,加剧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路径依赖"并形成了无效率的"锁定效应",最终降低了全社会福利并延缓了"美丽中国"的建设进程。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两层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地方政府与企业环境污染规制中企业隐藏自身污染信息的逆向选择以及与地方政府合谋的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并研究遏制这种不良后果的实现机制。通过对惩罚、补贴、考核、巡查以及第四方公众的监督等规制工具的综合分析表明,首先,中央政府的惩罚能够有效实现政企合谋的防范,从理论上解释了新环保法中中央政府加大对企业和地方政府惩罚的法律规范条文,并对现实中环保部约谈地方政府行政首脑的行为给予理论支持;其次,对污染治理成本较高行业的企业或者产污量较高的企业需要增大治污补贴,减少对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经济建设的权重比例,加强第四方媒体公众的监督效率以及加强中央政府主动获取信息渠道的建设等,均可防范合谋。     

城市化、结构变动与农业发展——基于城乡两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谋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和高事故率并存的原因。我们刻画了最优的防范合谋契约,在该契约下地方政府和企业拥有正的信息租金,防范合谋将给中央政府带来额外的成本。在临界值以下,赔偿金具有部分地替代监督和惩罚的作用。以最优的防范合谋契约为基准,我们解释了造成当前政企合谋大量存在的若干重要原因:中央政府防范合谋的成本太高、地方政府缺乏长远预期、企业被过度抽税、第四方监督失效和惩罚不可置信等。     

国有资本管理体系的完善及财务问题探讨

本文根据产权理论,构想国有资本管理体系,建议设置中央和地方人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对中央、地方的国有资本管理实施监督.建议设立国有资本的非执行董事制度,并对国有资本的财务运行机制进行了深人地探讨.     

军工行业管理体制改革与军民融合产业创新

从我国军工行业管理体制改革视角出发,探讨军民融合产业创新内在机理和动力机制,运用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当前军工行业相关主体博弈策略与行为得益,基于“国企-政府-国资”之间的利益联系,总结出有助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制度条件和政策建议。具体包括：引入园区化管理模式,实现地方军民融合领导机构与军工国企激励相容;借力国资投资运营公司试点,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强化产业链协作与共享;体现“轻审批重监管“原则,通过“干中学、学中干”杜绝懒政作风,完善市场秩序。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cycle: Evidence from coalmine accidents in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cycle on coalmine accidents in China. The political cycle is formed by the major local meetings of legislative bodies held every year in all provinces of China. This is because the government has a strong incentive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during the meetings and to focus on economic growth in other times. We test how such cycles affect coalmine fatality using monthly data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between 2000 and 2010. We find that the number of accidents and casualti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ed during the local events of “two sessions” after controlling for other time fixed effects. The temporary reduction of accidents seemed to have been achieved by controlling production rather than by improving safety measures. The magnitude of the cycle for accidents is enlarged in provinces where media exposure is stronger and where the vice governor in charge of safety is faced with a possible extension to another term in the current post.     

国有企业存在双重效率损失吗——与刘瑞明、石磊教授商榷

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发展壮大与独立商品生产者地位的确立,表明刘瑞明、石磊教授提出的国有企业存在双重效率损失的两个重要假设——国有企业效率相对低下和政府对国有企业存在软预算约束,是不符合实际的。本文利用中国2000—2008年29个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证明了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不是增长拖累。据此提出,就研究方法而言,不能简单套用过去的研究结论作为今天的研究起点;就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而言,不要片面强调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不能把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对立起来。     

政府监督与矿产业安全投入的经济分析

中国矿业事故多发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监督不足导致的矿产业生产安全低投入。本文研究表明:一定水平的政府监督是诱导矿业企业安全投入的必要条件。在政府监督者与当地政府合二为一的背景下,政府监督的目标为税收收入与监督投入和矿业企业安全事故补偿支出之差的最大化;政府监督和矿业企业安全投入之间存在正向强化关系,但出于对自身税收收入的考虑,导致政府对矿业安全投入的监督不足;政府监督的缺失使得矿工意外事故补偿在诱导矿业企业安全投入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监督不足的制度性根源在于监督者的败德行为、委托代理关系错位和监督者激励不足等。因此,如何摆脱政府监督和矿业企业安全投入低水平均衡是破解中国矿业生产事故多发难题的关键。     

What leads to official corruption in China? A politico-economic analysis of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government corruption across China’s provinc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official corruption in China. We construct a cross-province sample of corrupted officials to analyse the effects on official corruption of mineral reserve, coal production, real estate and road construction, while including control variables such as population, GDP per capita, economic growth rate, private assets, provincial government capacity, fiscal transparency and distance of the province from Beijing. Spanning from December 2012 to November 2015, our sample contains 526 high-level government officials who worked in various provinces in China. We find through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that economic opportunities represented by coal, minerals, real estate and road construction all have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 on official corruption in China at the levels of provincial department director or deputy director; meanwhile, capacity of political extraction, road construction and coal production are better indicators of official corruption at the level of governor or deputy govern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