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楼吴简所见百姓对政府租税的直接逋欠

走马楼吴简中,百姓对政府租税的直接逋欠,是指百姓没能按时按量地将租税缴纳给政府。一般地说,佃田户的直接逋欠是以户主为逋欠主体,而自耕农的直接逋欠则是以乡为单位的集体。造成租税直接逋欠的原因,既有天灾、战乱等客观原因,也有不愿缴纳租税的主观原因。政府对租税逋欠的政策,一是详细记录百姓逋欠租税的情况,二是实行租税追征,既向逋欠者本人追征,也向其家属追征,但孙权下过“癸卯”诏书,对实在无法偿还逋欠租税的人户实行欠债免除。     

19世纪末以前为什么我国没有手工棉纺织工厂？

１９世纪末以前为什么我国没有手工棉纺织工厂？赵冈闽广的棉花种植在宋时，至迟在南宋时，已传到江南。到元明两朝进一步传至中原各省。棉花成为中国境内首屈一指的大众化衣被原料。但是棉布之纺织，在地域上颇为集中，以长江下游松江地区为中心，其棉布产品运达四方，甚...     

明代北京杂役考述

明代北京内府与各衙门使用着大量杂役 ,其应役方式分为两种 :一种是抑配一些人户承当某种特定的役 ,并将这些人户编入特殊的户籍册 ,当役者一般都要长期甚至世代承充 ;另一种是由府州县从人丁事产相应的人户中点差 ,并应按规定的年限重新审编和更替。杂役户可享受一定数量的优免待遇 ,所以有不少民户投充杂役户 ,以逃避日益繁重的差役。明代中叶开始 ,各种杂役项目陆续改为折银输纳 ,许多杂役户也纳入均徭审编范围 ,两种应役方式的区别趋于模糊化     

十九世纪初期松江地区的纺织品消费水平

十九世纪初期,松江地区棉纺织品的消费巳达到较高水平,年均棉布消费量应当在2.2匹以上,不仅明显高于十九世纪中期的全国平均消费水平1.5匹,而且也高于光绪时期乃至二十世纪初期松江地区的平均消费水平,甚至超过二十世纪中后期同地区的消费水平.     

明代杭嘉湖地区役制的演变

明代的役制很复杂。《明史·食货志》是这样记载的: “役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泛,凡三等。以户计曰甲役,以丁计曰徭役,上命非时曰杂泛。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县验册,丁口多寡、事产厚薄,以均其力”; “役法定于洪武元年。田一顷,出夫一人,不及顷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黄册成,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里分十甲,以上、中、下户三等,五岁均役,十岁一更造。一岁中,诸色杂目应役者,编第均之,银力从所便,日均徭,他杂役曰杂泛”。     

从“稽古行道”到“随时立法”——两宋乡役“迁延不定”的历时性考察

两宋期间,乡役制度在"稽古行道"的外在口号下"随时立法"①,以致前后不但有役名上的反复和叠压,也有差役、募役和名募实差等差派方式的变化.究其原因是朝廷不重视制度的彻底改革,更是与两宋州县财政运转状况以及乡间富民形势户应对帝国法制以维护私家利益等密切相关.     

明末清初杭嘉湖的里役改革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庞尚鹏按照余姚、平湖两县行之有效的均徭一条鞭法,对杭嘉湖地区的杂泛差徭进行改革。凡各县之均徭杂泛,分别核计征银,或按丁、粮(或田)分摊,或按亩订征。於是“分其银为两款:一日均平银、一日均徭银。岁入之官,听官自为买办,自为雇役。而里甲之提牌轮办,与力差之承袭,尽罢革焉”。隆庆、万历后,一切北白、绢折、南粮轻重诸差,也相继实行“贴派官解之法”,将贴役诸费,都归入一条鞭银中,作为粮银运解费用。如万历三十年(1602年)海宁县林蒙章议行“贴派官解之法”,“每年上中下各项收头,解户等役,每名估计公费若干,每亩均派毫厘,篡入条鞭,公贴官解”。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该县知县吴焕重行贴役之法,“亩出毫厘,民输之,而官贮之,官为委解,酌升道里耗羡之费,迨浚事民不与闻……夫毫厘之加,多寡一视其产,而巨室与齐民毋论焉”。“自贴解行,解户一役以免”。     

清代棉布市场的变迁与江南棉布生产的衰落

清代前期,江南棉布的生产曾长期繁荣,但它并没有萌发新的生产方式,而终于从清代中期开始走向衰落。以盛产棉布闻名的上海县,棉布的销售在道光年间已出现了不景气。流传于上海塘湾的《卖布叹》云,“缕密丝光绝点瑕,才得青蚨逞心算,稍有差池买无主,待哺嗷嗷愁心旰”,说明了织布农因棉布滞销而处于窘迫之中。这与明代商人争先预付货金以确保货源及清代前期商人夜半提灯拦卖布人于道的销售兴旺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现象发生在英国机织棉布打入中国市场之前,原因不在于外国机制棉布的排挤,而在于棉布的生产和交换的内部。由于棉布制造业本身的技术提高不足以打破家庭手工业的传统生产方     

元代北方税粮制度辨析

元代北方税粮制度极为复杂,再加上史料记载的模糊,学界对于北方民户所纳何税一直存在较大争议.现在的研究者大都认为元代北方地区的民户只纳丁税不纳地税.但<元史>以及元人文集等史料中则有大量关于北方地区民户纳地税的记载.本文通过对相关史料的重新考察,认为元代北方民户并非只纳丁税,而是或纳丁税或纳地税(只纳一种).并对于税税额进行了考订.     

粮长之役与明中前期社会风气的崇黜奢

明中前期社会风气的崇俭黜奢与这一时期粮长制度在社会上的广泛推行有着密切关系.文章认为,朱元璋创设粮长制度内含"右贫抑富"以及崇俭戒奢的政治意图,加之明前期整个社会的政治敏感度较高,致使这一时期的社会风气几乎成了政治风气的翻版,这是明前期粮长制度影响社会风气的基本特征.进入明中期,随着粮长制度的政治色彩日渐消退,粮长之役的经济负担转而成为人们的一大敏感话题;为了逃避粮长之役,隐匿资产就成了人们的无奈之选,并使得怯于露富成了普遍的社会心态,整个社会由此进入了隐形消费时期,这便构成了明中期社会风气的一大典型特征.     

宋代免行役钱论析

唐宋之际,中国古代城市中在空间上相互分离的坊市制度逐渐崩溃,形成了坊市合一的近代型城市结构。与此相适应,工商业组织——行会的作用大大增强。宋代的行会不仅是构通商品流通的基本组织,而且承担着向官府供纳物品、提供工役等责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北宋中叶王安石创立的免行役钱(也叫“免行钱”),是当时争议最多、斗争最烈的一项改革。王安石变法虽是我国史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关于免行役钱却几乎完全被忽视;日本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专门研究,但又极少涉及免行役钱与行会内部不同阶层的利害关系的问题。本文将从行会的内部结构入手,对免行役钱再作研讨,以求对免行役钱的历史作用作出恰切的评价。     

从纳椽与应役看西夏赋役与籍帐制度——兼与唐宋籍帐制度的比较北大核心CSSCI

西夏春季修渠徭役出工日数从5日至40日不等,这不仅与西夏计田出役的徭役科派制度有关,同时也和西夏每年一交之租税簿册的编制与呈递过程有关。这种税账内容不仅包含赋税数据,还有徭役日数,税账在下一年的二三月递交中央,中央根据此账制定春季修渠、科派徭役事宜。同时,春天修渠“百伕免一伕”的纳椽免役制中,“百伕”和西夏迁溜掌百户的籍帐制度有关。西夏税账分为几种类型不同、用途不一的文书,但相互间联系紧密。西夏除了独有的民族籍帐制度与唐宋有所不同外,也继承了两税法以来以土地为中心的中原籍帐制度这一历史特征。     

从王府庄田到更名田:明清州县赋税演变新探——基于黄陂县的分析

明代王府庄田与清代更名田存有前后相继的关系,并影响到州县的赋税演变,需要前后贯通加以考察。以湖北黄陂县为例,明代潞藩和楚藩在该县拥有庄田,入清以后均相应转化为更名田,但二者对州县赋税演变产生的影响不同。具体言之,潞藩庄田并纳国赋与王租,黄陂县以"改派"、"分摊"的措施加以应对,改变了县际及县内的赋税派征,并为清代的更名田改革完全继承;楚藩庄田仅纳王租,其租谷田地征收本色,入清以后折征谷价,且在更名田改革过程中出现重赋问题,黄陂县则以"均摊"的方式实现均赋,亦调整了县内的赋税派征。以州县层级为视域,探讨王府庄田与更名田的实践过程及其引起的赋税演变,不失为深化明清赋役制度史研究的有效路径。     

南宋时期福建经济的地域性与米谷供求情况

福建地区的自然条件不太好:山区多,可耕地不足。南宋政府基于福建的这种经济条件,在役法和专卖制方面给予特惠。当时普遍把福建的建宁府、南剑州、汀州、邵武军称为上四州,而把福州、兴化军、泉州、漳州称为下四州。但汀州、漳州属于与上四州、下四州的其它地区完全不同的经济圈。所以,南宋时期福建经济似应划分为建宁府、南剑州、邵武军,福州、兴化军、泉州,以及汀州和漳州三个区域。南宋时期福建地域的食粮问题极其恶劣。除汀州之外,上四州其它地域大体上达到了自给米谷的程度。下四州内部存在相当的地域差异,粮食供应很困难。汀州和漳州粮食可能不足,但该地区依靠本地的土产仍能勉强自给。     

明代府县吏典社会危害初探

一 府县吏典在经济事务中的巨大危害 黄梨洲云:“盖吏胥之害天下,不可枚举,而大要有四:其一,今之吏胥,以徒隶为之,所谓皇皇求利者,而当可以为利之处,则亦何所不至,创为文网以济其私”。吏以求利为最大目的,而国家经济事务直接与“利”有关,自然是吏典们干预的主要对象。 所谓经济事务,当以征派赋役为主,吏书由此得利亦最厚。洪武初朱元璋建立粮长制度,就是因为“郡县吏每遇征收赋税,辄侵渔于民”,现在设粮长督其乡之赋税,是“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矣”当然这达不到除弊的目的。吏典在赋役征派上作文章,有多种途径。比如造册。赋役之征派依据土地及人口册籍,已见前述,吏书可任意涂改,从而改变征派之额。永乐初福建巡按张翥上书,说“近在外诸司每阅四月造册,各遣人进缴。然仓场、库务、水马驿、织染、军器局衙门额设官吏二人,或一人有故,一人进册,所管钱粮造作,委之吏胥,欺诈百出”。洪熙间又有浙江参议戴同吉上言,说嘉兴、湖州、海宁等地的闲吏、粮长之类,“有征其税丝粮草、侵用不纳官者;有假造作横敛无度者”。     

论欧阳铎的赋役制度改革

一、“计亩均输”官民田一则起科 江南是明朝的财赋基地。降至嘉靖年间,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官田,已被地方缙绅与豪强兼并殆尽。“田居富室,粮坐下户”,给明朝财政征收带来了严重困难。嘉靖十六年,礼部尚书顾鼎臣第三次恳切陈词,要求清理江南田赋,改变“小民税存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害及民生,大亏国计”的局面。这次,世宗皇帝终于采纳了顾鼎臣的建议,责成右副都御史应天等十府巡抚欧阳铎实施。 欧阳铎在田赋方面的改革,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是清理税源,确定“计亩均输”的田赋征收原则。二是整顿地方财政,建立以“八事定税粮”的田赋收支原则。 经过调查,欧阳铎认为,江南田赋积弊有三:一、斗则纷繁混乱;二、官民田界限无从分别;三、金花银原来的派征原则受破坏。他说:     

从“雅集”到“市集”——松江园林与明清社会经济的变迁

明清松江地区园林的兴废,不仅是中国古典园林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自明中叶以来松江经济,尤其是市镇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经济发展带来人文蔚起和大族兴旺,加上苏州的影响,松江园林在兴起的同时,也在渐渐地发生重要变化.其始为士大夫雅集胜会之所,而渐为商品化之市集.在这一转型过程之中,士大夫们的生活消费、文艺活动,及松江社会经济的变迁,皆可窥得一斑.     

南宋的折帛钱与淮衣再探——以庆元府、临安府为例

折帛钱为南宋重要的杂税窠名，指将夏税、和买绸绢绵的一部分折变纳钱。南宋庆元、临安府两地的折帛钱均以绍兴十六、十七年的诏令为基础，按“绢折三分、绸折八分、绵折五分”折变比例和“绢绸正税7贯/匹、和买6.5贯/匹；绵0.4贯/两”的价格折纳折帛钱，这一折变比例、价格延续至宝庆乃至南宋末年。临安府承袭北宋的高额和买绢在南宋初年虽然被摊派到两浙其他州府，但以北宋和买绢数为基准折纳的折帛钱却并未随之摊派，被摊派各州府的“认临安府和买绢”只纳本色，折帛钱与“摊派的和买绢”相分离。此外，“淮衣”至迟至乾道五年，在庆元府需要折纳“折帛钱”,折变比例、价格与夏税相同。乾道以后，“夏税折帛”“淮衣折帛”并未随着税额的增长而增长，呈现出“定额化”的特征，而“和买折帛”则仍旧随着和买数额的增长而增加。     

可乐背后，真实的事情

能让苏妮塔·纳拉因说不出话来的事情不多。但2006年8月22日,看电视时的纳拉因在听到印度卫生部长安布马尼·拉姆多斯向议会描述她是一个“好朋友”时,纳拉因无语了。当时拉姆多斯正(礼貌地)抨击纳拉因的研究和游说机构科学和环境中心一份有争议的报告。8月2日,科学和环境中心称,     

试论康熙初年东南诸省的“熟荒”

自明末崇祯至清初顺治年间,由于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纷乱,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等多种原因,使得全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延续多年的严重饥荒,粮食价格普遍上涨.就东南诸省来说,这一时期粮食价格的上涨率是以倍数计算的,叶梦珠叙述当时松江府一带的白米价格云:“崇祯三年庚午年荒,谷贵,民多莱色,……然越二载壬申夏,白米每斗价钱一百二十文,值银一钱,民间便苦其贵,……自是而后米价大约每以千文内外为率,至十一、二年间,钱价日减,米价顿长,斗米三百文计银一钱八九分,识者忧之,然未有着十五年春之甚者,……白米每石级银五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