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治理效应分析视角

本文基于“金税三期”工程准自然实验，以2009—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提高了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机制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治理机制降低了企业代理成本，抑制了企业关联交易(尤其是异常关联交易);通过信息机制简化了财务报告复杂度，提高了会计信息可比性，验证了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治理效应。进一步地，基于治理机制的拓展性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治理效应在征纳合谋程度高和避税程度高的公司中更加明显。基于信息机制的拓展性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治理效应在分析师关注度低和信息不透明程度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     

税收征管规范化降低了企业避税程度吗?-基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准自然实验

以往的税收征管研究鲜有基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视角考察税收征管规范化的影响,而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践为探究税收征管规范化与企业避税的关系提供了准自然实验环境.因此,文章基于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践,深入探究了税收征管规范化与企业避税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后,税收征管规范化显著降低了企业避税程度,而且这种关系尤其体现在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差、内部控制薄弱和征纳合谋程度高的公司中.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实施,税收征管规范化特别是显著抑制了民营企业和小规模企业避税.可见,税收征管规范化能够优化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环境,对法治政府建设在税收领域落实具有重要意义.     

CFO兼任董事能抑制企业极端避税行为吗?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CFO兼任董事对企业极端激进和极端保守避税行为的影响,并以2009～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分位数回归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避税极端保守时,CFO兼任董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避税程度;当企业避税极端激进时,CFO兼任董事并没有显著降低企业避税程度。进一步检验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发现:当企业纳税信用评级较高时,CFO兼任董事同时抑制了企业极端激进和极端保守的避税行为;当地区税收征管力度较强时,CFO兼任董事能够显著地抑制企业极端激进避税行为;当股权集中度较高时,CFO兼任董事同时对企业极端激进和极端保守避税行为发挥了治理作用。本文的研究表明,CFO兼任董事能够对企业极端避税行为发挥财务咨询和监督作用,一定的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加强能够促进CFO兼任董事治理作用的发挥。     

异地商会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商会组织是企业拓展社会网络和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平台,旨在推动企业之间实现资源共享和风险共担。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企业参与异地商会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参与异地商会有助于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从作用机制上看,参与异地商会不仅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同时助推了企业并购活动。进一步研究发现,异地商会对地区间社会信任具有替代效应,并且提升风险承担的作用,在传统商帮文化浓厚的地区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明显。参与异地商会有助于企业减轻供应链环节的风险。本文为验证商会的风险共担特征提供了实证依据,为理解商会组织的社会功能提供了参考。     

资本市场开放能抑制企业避税吗*——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资本市场开放作为我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深刻改变了中国资本市场交易者结构特征，可能对上市公司的自利行为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基于沪港通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能显著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资本市场开放不仅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抑制高管避税寻租动机，而且有助于改善公司信息质量、增加避税成本，从而降低企业避税水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一影响对于税收征管强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沪港通可以作为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促进企业规范自身行为，提高税收征管效率。这为后续进一步深化金融领域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     

税收征管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

税收征管作为政府税收政策以及征稽力度的集中体现，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文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税收征管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强有力的税收征管显著抑制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作用渠道检验表明，税收征管通过优化债务期限结构、抑制过度投资进而抑制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进一步分析表明，税收征管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资产可抵押性较低、股权集中度较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地区法治水平较高以及社会信任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本文丰富了税收征管和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相关研究，为我国建立现代税收制度、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引导企业合理投融资决策提供了有益启示。     

环境规制与企业避税行为——基于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的经验证据

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多维监管效力，兼顾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收入分配机制合理高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力支撑。为此，在高质量发展导向生态环境优先的背景下，从税收治理这一全新视角挖掘环境规制的附加效应。基于2015年实施新《环境保护法》的准自然实验研究背景，构造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政治成本假说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企业的避税行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立法增加了对企业的外部监督，这种外部监督产生的附加效应提高了企业避税行为的政治成本，从而遏制了企业过于激进的避税决策。经济后果分析表明：环境规制虽然增加了企业税负，但是同时也引起了企业信息环境改善和声誉增加，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因此，推进环境规制体系建设，不仅要关注环境规制促进生态环境改善的直接效应，而且应积极发挥环境规制的税收治理功能等附加效应，从而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率的共赢。     

征管模式、征管技术与税收治理——来自取消税管员固定管户的证据

税管员固定管户作为中国基层税收管理的基本制度,在确保税收征管效率的同时也加剧了弹性征管和税务部门执法风险,推动“管户”向“管事”转变成为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本文从征管激励与征管能力角度分析取消税管员固定管户对税收治理的双重影响,并利用手工整理的地级市取消税管员固定管户政策和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取消税管员固定管户在总体上会降低企业实际税率,加剧企业避税,这一效应在与税务机关征纳联系较低的企业中表现更明显,改革前业务招待费越高、距离税务局越近的企业其避税会相应减少;信息化征管技术会降低取消固定管户造成的征管效率损失,在取消固定管户的同时上线“金税三期”会显著提高企业纳税遵从,并且对低业务招待企业的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表明,取消固定管户的征管效率损失主要体现在国税局,但会提高地税局征管企业的纳税遵从,改革对民营企业的影响更大。本文不仅为推进基层税收征管制度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通过形成更加规范的基层税收征管体系促进税收治理现代化和企业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投资者实地调研与管理层在职消费粘性

本文利用2013—2018年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数据,深入探究投资者实地调研对管理层在职消费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基准回归表明,投资者实地调研能够抑制管理层在职消费粘性.采用分组回归方法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者实地调研的治理效力会受到内外部治理环境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在董事会独立性较强和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少的情形下,投资者实地调研对管理层在职消费粘性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投资者的异质性会影响投资者实地调研的治理效果,代表调研机构的投资者人数越多,管理层在职消费粘性越低.采用基于企业信息质量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投资者实地调研会通过提升企业信息质量发挥对管理层在职消费粘性的抑制作用.本文将投资者实地调研的研究内容拓展到隐性契约视角,有助于丰富投资者实地调研的治理作用和管理层在职消费粘性的研究内容,完善管理层在职消费外部治理的框架,为监管部门加强监管和约束管理层行为提供有益参考.     

监督与纾困！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

本文采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2008-2019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实证样本,探索机构投资者持股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机构投资者能够同时发挥监督治理效应与纾困治理效应,通过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缓解企业投资不足,进而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在控制潜在内生性影响以及一系列稳健性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探讨影响路径发现,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来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同样,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缓解内源融资缓解企业投资不足。进一步考虑外部信息环境的作用,发现良好的信息环境更有利于机构投资者缓解企业内部融资,降低代理成本,最终优化企业投资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在非国有企业中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力的研究,为更好的探寻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路径与机理提供了参考。     

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企业费用粘性——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

在数字化赋能企业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以“金税三期”工程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政策效应、作用机制及其在不同情景因素下的差异。研究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企业费用粘性，且这一结论在排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其他相关政策影响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能通过“改善信息环境”和“优化公司治理”路径实现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此外，从政府调控、市场环境和企业行为三个维度，分别选取税收征管强度、行业竞争程度和内部控制质量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政策效应进行拓展性分析。异质性研究发现，税收征管强度和行业竞争程度强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而内部控制质量弱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反映了两者作为内外部治理机制之间的替代关系。     

大数据税收征管能抑制企业违规行为吗——基于“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企业违规行为是阻碍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防范治理企业违规行为，对于营造良好的资本市场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大数据税收征管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其能否以及如何抑制企业违规行为是一个急需关注的问题。基于此，借助“金税三期”税务稽查系统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能显著抑制企业违规行为；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进而抑制企业违规行为；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在法律制度环境较差地区、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建议夯实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数据基础，提高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数据整合能力；完善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提升大数据税收征管的精准治理作用；完善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机制和市场监管机制，提高企业违规行为成本。     

公司避税影响审计定价吗?

公司避税降低公司透明度,弱化会计信息质量。审计师需要咨询税务专家,实施额外审计程序,以控制公司避税可能产生的审计风险,因此,要求获取更高的审计收费。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虑企业性质差异、审计师执业能力差异、法律环境差异等制度因素,对这一命题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民营企业避税程度越高,被要求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当审计师具有行业专长时,民营企业避税程度与审计定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当处于较好的法律环境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避税程度越高时,均被要求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具有替代的治理作用,公司避税与审计定价的关系存在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企业中;未享受税收优惠的公司避税程度越高,支付的审计费用越高。     

信用如金:纳税信用评级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

本文以纳税信用评级披露为准自然实验,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角度,考察作为社会信用体系重要组成的纳税信用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后,评级高的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显著降低.纳税信用评级披露通过发挥监督效应,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发挥声誉保险效应,增强投资者信心,避免企业出现负面新闻时投资者因恐慌情绪抛售股票,从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研究还表明,高纳税声誉对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作用对于民营企业和位于税收征管力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更为显著.为此,应进一步完善包括纳税信用管理在内的社会征信体系,使健全的征信体系成为保障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稳定有效的重要基础.     

审计委员会能抑制企业避税吗?

国内外相关学者研究表明,审计委员会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手段,在监督财务报告质量、强化内部控制、管理内外部审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对同样是重要治理内容的税收规避问题却着墨甚少.本文选取2000—2014年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以双重差分的方法检验了审计委员会对于企业避税的治理效果.结果表明,审计委员会与企业避税显著负相关,且在设立之初治理效果显著,后续年度则不明显,抑制作用的持续性有待提高.双重差分的结果表明,相较于未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企业,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企业在设立之后对避税具有显著的抑制效果.本文的结论补充和拓展了审计委员会治理作用与代理避税观的相关研究,对企业实践和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机构投资者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机构投资者能够改善企业治理效果,进而积极影响企业绩效,但该类研究都是基于成熟企业情境,未考虑新创企业情境的特殊性。基于新创企业研究情境,构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从战略决策视角探讨机构投资者、创业导向及环境动态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显著抑制企业创业导向;创业导向正向影响企业绩效;创业导向在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研究还发现,环境动态性不仅负向调节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还正向调节创业导向在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及边界条件。     

浅论新税制与避税

随着新税制的实施,各种新的征管问题和税法问题不断出现,在各种问题中,税收流失与税收征管这对矛盾尤为突出。本文从税制出发,讨论了新税制下的避税条件,引导企业应合理避税。     

公司避税不足之谜:国际研究与启示

公司避税不足之谜的提出对公司避税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该问题的解决必须突破原有的研究框架和研究假设,由此对相应的研究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如公司税系统的重新界定、公司治理变量的引入以及税收征管系统的调整等等。文章从公司避税不足之谜出发,分析了目前国际上,尤其是国际学术界对公司避税动因、参与避税以及相应的税收影响方面的最新研究,并分析了对我国公司税政策的意义和影响。     

不同监督情境下政府创新支持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农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三农”问题受到极大关注。为了应对外部资源、环境、科学技术等多重压力对农业升级与发展的影响,政府出台了诸多政策支持农业企业的技术研发与创新。本文从政府干预视角分析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两种形式的政府创新支持政策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重点分析机构投资者与大股东参与公司内部治理以及社会审计事务机构参与公司外部治理这两者所发挥的不同监督作用。研究发现：第一,不同形式的政府创新支持（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不一致。政府补助产生替代效应,税费返还则产生互补效应。第二,持股监督（机构投资者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上升）能增强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也能增强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第三,审计监督（社会审计事务机构的审计意见）会减弱政府补助支持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也会减弱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政府制定适宜的创新支持政策,以及合理发挥持股监督与审计监督的内外部治理作用,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持。     

离岸金融税收征管法制及其在中国的构建

离岸金融税收征管法制主要涉及税收征管原则、国际避税和税收管辖权冲突等问题。实行优惠税制,是全球各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在税收征管方面奉行的一项普遍原则,但各离岸金融中心在税收优惠程度上存在差异。在构建中国离岸金融税收征管法制的过程中,中国在税收征管原则上可以采取中等程度的税收优惠政策,在避税问题上也应采取适中的容忍态度并可以尝试通过预约定价（APA）机制来调整关联企业在离岸市场上的转移定价行为,在离岸金融税收管辖权冲突的解决上应积极参与国际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