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还是专一性更好——高管早年职业路径与企业创新关系研究

高管职业路径多元化还是专一性更能促进企业创新?基于手工整理的CEO职业背景数据,通过静态面板回归、动态DID分析以及工具变量2SLS分析得出,CEO的多元化职业路径更有助于增加企业创新投资;从劳动力市场层面的CEO外部选择视角出发,研究发现,失败容忍机制是二者关系的影响渠道;根据企业特征,将其划分为行业主导者和跟随者后发现,信息学习机制是二者之间的影响渠道。最后,通过从创新投入到产出的全过程检验发现,CEO多元化职业路径通过影响创新投入,有助于提升滞后两年的专利产出数量与质量。     

“专一”还是“多变”:高管职业路径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文章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高管职业路径划分为“专一”和“多变”类型,研究不同高管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1)高管多变型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投入存在正向或正U型影响,而专一传统型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不显著;(2)高管“多变”和“专一”职业路径都能够提升企业的原创性创新产出,且多变多元型和多变平稳型职业路径对创新产出存在非线性影响;(3)企业创新投入在“多变”职业路径与创新产出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4)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产权性质会减弱高管“多变”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投入的积极影响,增强“多变”型职业路径对企业原创性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但会削弱“专一”型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产出的积极作用。上述研究结果既丰富了高管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文献内容,又为企业培养企业家高管、提升创新力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外来的和尚念新经？CEO外部继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创新需要企业领导者发起和支持，当受到路径依赖和组织结构阻碍而难以创新时，企业可能依赖CEO继任以激发创新。作为CEO继任的核心问题，CEO继任来源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前期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结论。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人力资本专用性理论，分析CEO遴选过程，通过分析不同来源CEO继任者在继任情境下的企业创新决策机制，探索CEO外部继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前任CEO作为重要情境要素的调节作用。以2009—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OLS、PSM模型和Heckman二阶段自选择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CEO外部继任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效应；前任CEO的任期会减弱CEO外部继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负效应；前任CEO强制离职会强化上述负效应。     

国有股权参股对家族企业创新效率影响机制与路径研究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背景下，国有资本“举牌”民营企业对企业创新体系的作用机制亟待研究。基于2008-2018年上市家族企业数据，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视角探讨国有股权参股对家族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根据股东资源理论分析可能的影响路径。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发现：国有股权参股显著促进家族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并最终对创新效率产生积极影响，而获取政府补贴和提升创新管理能力是两条中介路径。该结论揭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机制，为家族企业提高创新效率提供了新方向。     

CEO继任来源、多元化职业经历与僵尸企业治理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其中处置僵尸企业显得尤为重要。僵尸企业治理需要从内外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就内部而言,CEO作为企业重大决策的参与者和执行者,对提高企业治理水平具有决定性作用。继任来源和职业经历是反映CEO管理能力和经营风格的两个关键指标,能够为主管部门或董事会提供重要参考。本文使用2004—2019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财务数据、CEO简历和个人特征数据研究CEO继任来源和多元化职业经历对僵尸企业处置的具体影响及实现机制。研究发现,来源于非内部晋升且拥有多元化职业经历的CEO使企业成为僵尸企业概率更低,影响路径主要是降低了僵尸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其中存在两个作用机制:一是提高企业薪酬激励水平;二是增加企业并购重组次数和金额。进一步分析表明,来源于非内部晋升且具有多元化职业经历的CEO对降低僵尸企业比例的正向效应在国有企业以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更加显著。本研究对于上市僵尸企业如何科学聘任CEO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能够为加快构建高效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提供理论支持。     

技术背景首席执行官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趋势愈发明显，出现企业过度金融化现象。在上述背景下，基于烙印理论，以沪深A股2010—201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理与作用效果。结果发现：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创新投入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挤出效应，且在技术背景CEO抑制企业金融化的作用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企业社会责任和数字化程度正向调节技术背景CEO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中，整体样本企业技术背景CEO依然坚持弃虚从实，但民营企业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不显著。从管理者行为视角，拓展烙印理论在企业投资决策中应用，丰富高管特征与企业金融化关系研究，防范企业脱实向虚，从而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管理启示。     

战略差异、生命周期与企业创新产出

企业创新产出水平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我国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企业战略差异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对于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战略差异与企业创新产出显著负相关，随着企业战略差异的增加，企业创新产出水平显著降低；在企业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企业战略差异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呈现不同特点，相对于成熟期，成长期企业的战略差异对创新产出的抑制效应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战略差异通过融资约束路径对企业创新产出产生影响。研究结果对于企业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制定合适的企业战略具有参考意义。     

外地CEO与企业创新投入:文化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地方依赖理论和区域文化差异的"学习效应"假说,本文实证检验了外地CEO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地CEO会促进企业创新投入,较低的CEO原生地风险文化偏好和较好的CEO企业所在地创新文化环境均会加强外地CEO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而CEO的多元文化经历则会削弱外地CEO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较高的风险偏好和较强的创新意识是外地CEO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两条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外地CEO在提升企业价值、抑制企业社会资本维护支出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为市场监管部门引导上市公司主动披露高管原生地等个性化信息、上市公司不断创新选人用人机制和战略重视企业内外部文化环境的影响等提供了管理启示。     

金融分权、区域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基于面板门限模型的实证研究

分析金融分权对区域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以及金融分权背景下区域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的作用路径，并通过构建面板门限模型进行相关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第一，金融分权程度对区域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在金融分权程度低于门限值时，随着金融分权程度的提高，区域研发投入也随之增加；在金融分权程度高于门限值时，随着金融分权程度继续提高，区域研发投入却随之减少。第二，在金融分权的背景下，区域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门限效应。在金融分权程度低于门限值时，区域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微弱；在金融分权程度高于门限值时，区域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显著。基于实证研究结果，讨论了更好发挥金融分权和区域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赋能效应的公共政策。     

工业互联网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验证

在信息技术与产业融合发展的数字化时代，如何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转型升级及价值创造是企业创新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工业互联网作为优化资源配置、强化产业协作配套对接的重要载体，为实现企业数字创新提供了可行路径。基于2013—2019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工业互联网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工业互联网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创新，但其对于创新投入端的影响大于创新产出端。进一步异质性检验分析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工业互联网对民营企业的影响更显著；相对于低市场化水平城市的企业，工业互联网对高市场化水平城市企业的影响更显著。研究结论可为国家完善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充分发挥其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提供经验证据。     

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促进了企业创新吗——创新数量与质量视角

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是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主导路径，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分析，采用2008—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嵌入式服务化数据与专利数据，实证检验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对企业创新数量、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现代服务嵌入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具有提升效应，传统服务嵌入仅对创新数量具有促进作用；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创新效应具有行业异质性和发展阶段异质性特征，传统制造业和成长期企业能够从服务化转型中获益更多。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主要通过调整企业要素结构和优化企业创新行为影响企业创新表现。其中，创新要素投入和探索性创新是主要作用渠道。     

企业集团能否改善政府补贴对创新产出的激励作用——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0—2017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研究样本和手动匹配的企业集团信息，对政府补贴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产出进行研究，并进一步考察企业集团在该影响路径中的作用。研究表明，政府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企业创新总产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依据研发及技术难度，将创新产出划分为高质量创新产出和策略性创新产出，发现相同情况下政府补贴仅能促进企业策略性创新产出增加，无法对高质量创新产出发挥显著作用。将企业集团纳入分析框架后发现，企业集团通过内部市场优势使得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总产出激励作用更显著，还使得政府补贴在企业高质量创新产出方面发挥显著促进作用。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政府透明度的调节作用

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在股权多元化带来资源优势的同时也会诱发异质性资本冲突，以2014-2019年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为样本，基于研发投入视角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①国企混改带来的股权多元化有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②股权多元化有利于延长企业债务期限，进而强化债务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支持作用；③政府透明度有利于强化股权多元化对债务期限结构的正向影响，从而有利于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股权多元化的资源效应有助于改善企业融资期限与研发投入期限匹配度，且政府透明度越高，投融资期限匹配效果越好。该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政府透明度在影响企业研发投入方面存在互补效应，通过股权多元化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因此，就因地施策而言，当前应重点推进政府透明度较低地区国企混改。     

企业ESG表现与创新——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近年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增强，企业的ESG表现逐渐受到了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并对企业长期经营产生持续影响。在新发展阶段，ESG表现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值得深入研究。论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了ESG表现对企业创新可能的影响及机制，利用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的创新效应。研究表明：ESG表现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创新产出，这一促进作用在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ESG表现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员工创新效率和风险承担水平等机制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ESG表现不仅提高企业创新产出数量，还有助于提升创新质量；但随着ESG评级不确定性程度提高，ESG表现对企业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相对减弱。为此，应进一步鼓励企业加强ESG建设，加快构建ESG信息标准化和强制披露制度，提高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推动企业创新，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国防科技融资方式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军工上市企业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运用SFA对军工上市企业2009—2016年的创新效率进行实证测量，探讨了国防科技融资方式对其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国防科技创新效率逐年提升，但上升幅度较小，研发费用与科技人员数量对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不同行业之间创新效率存在较大差异；内源融资、债券融资以及政府补助对国防科技创新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股权融资则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银行贷款的影响并不显著；多元化的融资方式能够提升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为产出变量的创新效率，而融资渠道的扩展会抑制外观设计为产出变量的创新效率；通过交互作用检验，发现盈利能力和行业垄断程度会对融资方式与国防科技创新效率的关系产生影响。     

融资约束下CEO过度自信是否会导致企业R & D投资扭曲

从融资约束角度出发,以我国2003-2014年沪深上市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企业为样本,通过对R&D动态投资模型和投资扭曲模型进行面板分析发现：与固定资产投资相比,CEO过度自信对企业R&D融资约束影响更明显,从而导致其对R&D投资扭曲的影响也更显著。通过企业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易受融资约束的中小企业,CEO过度自信会造成其投资不足,而对于不易受融资约束的企业,CEO过度自信并不会造成其过度投资。因此,CEO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只在企业不受融资约束时才成立。     

创业企业何以提高创新绩效——基于创业学习与商业模式创新协同联动视角的QCA方法

以150个创业企业为样本，基于创业学习和商业模式创新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究经验学习、认知学习、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和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及机制。研究发现，存在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等4条创新绩效产出关键路径；相较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在关键路径中更容易提高创新绩效；利用QCA方法证实了影响创业企业创新绩效的组态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替代性。结论丰富了创新绩效产出内部机制，可为创业企业提高创新绩效提供指导和借鉴。     

“她力量”崛起: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创新战略的影响

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高管团队中，她们逐渐成为推动企业创新的重要力量。本文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方法，探讨企业中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创新战略的影响及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机制，并利用工具变量处理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结果显示：第一，女性高管参与比例提升，有助于企业提出创新战略，即能提高企业创新投入；第二，女性高管拥有的权力对两者之间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第三，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女性高管比例的增加更有利于企业创新，但是这种调节效应在高科技行业和非高科技行业中未能得到体现；第四，机制分析发现，女性高管参与程度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部分是通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实现的。研究结论充分说明女性高管的选聘和培育是企业不容忽视的一环，突破当下女性就业中存在“性别壁垒”和职业发展中遭遇“玻璃天花板”的现状，有赖于政府、企业和女性自身的共同努力。     

数字经济、市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

将数字经济、市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利用2013-2018年沪深A股高新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和市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及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和市场整合都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并且数字经济对市场整合的创新激励效应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市场整合主要通过促进创新要素流动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对技术多元化的影响不显著,而数字经济则主要通过技术多元化渠道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此外,企业特征差异并未改变数字经济和市场整合的创新效应,但数字经济和市场整合对非国有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的边际效应更强.     

CEO权力强度与企业双元创新投入决策——市场化水平及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

如何选择合适的创新策略,是企业管理者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以市场化水平和内部控制为调节变量,基于2014—2017年中证高新技术企业指数成分股数据,研究CEO权力强度与企业双元创新投入决策关系,结果发现：CEO权力强度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相较于利用式创新投入,结构权力对探索式创新投入的抑制效应更显著,所有制权力、专家权力和声誉权力对探索式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更显著;相较于探索式创新投入,市场化水平对CEO权力强度与利用式创新投入的调节效应更显著;相较于利用式创新投入,内部控制对CEO权力强度与探索式创新投入的调节效应更显著。结论拓展了CEO权力与双元创新研究领域,可为企业利用CEO权力调节双元创新投入水平提供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