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税收激励有效性与影响因素——基于15%税率式优惠和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实证比较分析

基于生产函数理论抽象出盈利能力和研发程度是RD税收激励效应的两个关键因素,进而采用2012-2015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调查数据,分别检验了15%税率式优惠与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15%税率式优惠与加计扣除政策均能激励企业创新,而加计扣除激励效果显著优于15%税率式优惠;15%税率式优惠政策效应受企业盈利能力影响较大,而加计扣除政策受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较大;15%税率式优惠政策对高新制造业、服务业和文化产业创新激励效果不显著,而加计扣除对高新制造业和文化产业研发密集型行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15%税率式激励对成熟度较高企业创新具有较好的激励效应,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成熟度较低企业创新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现阶段我国企业研发结构失衡的动因与破解策略——基于马克维茨投资组合模型的应用及实证检验

如何改善企业研发结构失衡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首次将马克维茨投资组合模型应用于不同风险研发投资中，从理论上揭示风险收益不平衡是影响企业研发结构失衡的关键因素。政府研发税式支持对风险较小的试验发展具有较强的减税效应，而对风险较大的基础研究减税效应不足。政府“一刀切”的研发税式支持政策抑制了企业研发结构优化。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研发加计扣除政策有利于企业研发结构优化，而高新技术企业15%税率式优惠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企业研发结构失衡程度。政府在践行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中，应根据研发支出风险大小，实施不同支持力度的研发财税扶持，间接提升风险较大的研发支出收益率，改变企业研发支出风险收益不匹配状况。     

企业异质性与加计扣除政策研发激励：来自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

基于2012-2015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税收数据，筛选仅享受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高新技术企业微观数据，利用面板回归模型，检验研发加计扣除对研发投入的异质性激励效应。结果表明：加计扣除政策能够刺激企业进行研发投入。从地区看，加计扣除政策激励效应具有地域差异；从经济属性看，加计扣除政策对外资、民营企业研发激励效应较强；从行业看，加计扣除政策对科学技术行业激励效应最大。     

现阶段我国企业研发结构失衡的动因与破解策略——基于马克维茨投资组合模型的应用及实证检验

如何改善企业研发结构失衡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首次将马克维茨投资组合模型应用于不同风险研发投资中，从理论上揭示风险收益不平衡是影响企业研发结构失衡的关键因素。政府研发税式支持对风险较小的试验发展具有较强的减税效应，而对风险较大的基础研究减税效应不足。政府“一刀切”的研发税式支持政策抑制了企业研发结构优化。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研发加计扣除政策有利于企业研发结构优化，而高新技术企业15%税率式优惠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企业研发结构失衡程度。政府在践行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中，应根据研发支出风险大小，实施不同支持力度的研发财税扶持，间接提升风险较大的研发支出收益率，改变企业研发支出风险收益不匹配状况。     

激励创新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导向与趋势——基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修订的视角

企业所得税是税收调控经济的重要工具。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作为激励创新企业所得税政策体系中的核心优惠政策,在推动“双创”、引领科技进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立足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典型分析,意图“以小见大”,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政策沿革史,反映激励创新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导向与趋势。     

研发支出加计扣除的实施效果——基于深市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141家至少连续三年在董事会报告中披露研发强度的深市中小板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2006年修订后的研发支出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实证研究发现,研发支出加计扣除优惠强度与企业研发投资显著正相关,这表明我国研发支出加计扣除优惠政策达到了预想的效果。本文进一步建议政府应该扩大研发支出加计扣除的范围,提高中小企业研发支出加计扣除的比例。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生产要素结构：补偿还是挤出？

为回答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调整如何引起企业生产要素结构调整,在补偿效应和挤出效应两方面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利用PSM-DID模型实证检验了2018年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75%对前期已享受过50%扣除比例企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加计扣除政策调整显著提升了企业的资本劳动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政策调整对资本要素具有补偿效应,对劳动要素的补偿效应强于挤出效应,短期可以增加普通劳动者的就业岗位;创新环境好的东部地区企业、创新动力大的民营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政策的影响显著,但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创造就业岗位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助力还是阻力：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税收优惠政策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了助力还是阻力,这是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2008—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能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可以通过促进创新产出、缓解债务风险及优化融资环境的路径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将税收优惠区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这两种不同优惠方式,加计扣除与加速折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差异,加计扣除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呈倒“U”型关系,而加速折旧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两者之间没有形成“1+1>2”的协同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税收优惠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和成熟期企业较为明显。研究结论有利于厘清税收优惠政策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促进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论企业所得税优惠

文章对新企业所得税法条文中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包括所得税税率优惠、企业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优惠、安置特殊就业人员的税收优惠、税额抵免优惠、创投企业优惠等,对这些税收优惠政策的领会将对新税法的实践和应用起到重要的作用,并对企业的纳税筹划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软件信息业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企业绩效实证研发

选取上海、深圳证券市场软件信息业171家高新技术企业2012-2015年的相关数据,针对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企业绩效三者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加计扣除政策实施效果较好,政府应给予企业更多的加计扣除优惠;根据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存在非线性关系,研发投入对当期绩效的抑制作用不明显,对滞后一期绩效有显著抑制作用,对滞后两期绩效正向作用不明显。研发投入经济效益回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根据分位数回归结果,处于50%分位点的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最大;分组回归结果显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江苏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现状及对策研究

近几年来,江苏省各级政府采取各项措施,加大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力度,鼓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可为全国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基于江苏省税收减免的统计数据,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分析,阐明了政策落实的效果和存在的不足,综合分析了政策参与主体及影响因素,构建了政策实施流程模型,并结合江苏省具体现状,针对政策实施中的不足,提出了对策建议,以便进一步提高政策实施效果。     

R&D税收激励、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的专利产出

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为样本,运用能克服样本自选择性的计量方法估计R&D税收激励的专利效应,并以知识生产函数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与没有获得R&D税收激励的厂商相比,获得R&D税收激励的厂商并不具有更高的专利产出.从作用机制上看,尽管R&D税收激励产生了显著的额外研发支出效应,但该效应并未直接增加企业的专利产出,中国的R&D税收激励面临类似"欧洲悖论"的困境.仅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下,R&D税收激励引致的额外研发支出能间接增加专利产出,知识产权保护缓解了R&D税收激励政策失灵的风险.前述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未来,为改善我国R&D税收激励的创新效应,走出"欧洲悖论"困境,需要优化R&D税收激励政策设计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激励功效.     

税收激励与政府资助对企业R&D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面板数据

以2007—2009年中小企业板67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税收激励与政府资助对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的影响效应,并对这两种政策工具的激励效果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税收激励与政府资助对企业R&D投入都有促进作用。与政府资助相比,税收激励的作用更大。     

产业异质性、税收激励与自主创新

以2007-2016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从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两个维度,考察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①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企业自主创新具有激励作用,有效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②基于企业所属产业异质性视角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创新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业、节能环保等产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具有激励作用,但对新能源产业的创新投入、生物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专利产出具有抑制作用。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有研究关于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效应”和“抑制效应”的争议,也对完善中国创新税收激励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企业行为约束下技术创新所得税激励政策效应研究

技术创新所得税激励政策效应的发挥不但取决于政策本身的制度设计,还取决于企业投资行为对税收政策的敏感性。技术创新所得税激励政策作为制度驱动,既受到企业自身行为的约束,又与企业内部研发驱动机制相互作用。在企业行为理论框架下,运用随机效应模型,以2009—2013年中国Ａ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对企业行为约束下中国技术创新所得税激励政策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形成的税收补贴通过转化为企业内部资源、降低研发投资风险,使得企业内部驱动机制对研发支出的积极作用增强;所得税激励政策本身并未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生显著的激励作用。     

研发激励型产业政策具有两面性吗——来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经验证据

“产业政策之争”发展至今,研究“如何更好地推行产业政策”比继续争论“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更具有现实意义。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作为研究对象,以2008-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发现,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会带来积极效应,表现为政策能够促进企业长期价值提升;另一方面也存在消极效应,表现为政策会引发研发操纵等机会主义行为,同时,消极效应会对积极效应产生替代作用。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可以抑制政策的消极效应,并放大政策的积极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消极效应的产生源于企业借助政策开展研发操纵,提升短期财务绩效和短期市场绩效。     

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来自民营科技型企业规模与生命周期的诠释

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政府补贴是提升企业创新强度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主要形式有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选取2013-2017年在我国中小板上市的民营科技型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创新强度的影响效应，进一步考察企业规模特征对两种政府补贴工具效应的影响，并引入企业生命周期模型，考察政府补贴在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活动中的最佳投入阶段。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对研发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税收优惠能显著提升创新强度；企业规模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强度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企业规模越大，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强度的激励效应越弱。通过采用纳入企业生命周期因素的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补贴对成长期和成熟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具有显著激励作用，对初创期和衰退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