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国企业研发结构失衡的动因与破解策略——基于马克维茨投资组合模型的应用及实证检验

如何改善企业研发结构失衡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首次将马克维茨投资组合模型应用于不同风险研发投资中，从理论上揭示风险收益不平衡是影响企业研发结构失衡的关键因素。政府研发税式支持对风险较小的试验发展具有较强的减税效应，而对风险较大的基础研究减税效应不足。政府“一刀切”的研发税式支持政策抑制了企业研发结构优化。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研发加计扣除政策有利于企业研发结构优化，而高新技术企业15%税率式优惠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企业研发结构失衡程度。政府在践行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中，应根据研发支出风险大小，实施不同支持力度的研发财税扶持，间接提升风险较大的研发支出收益率，改变企业研发支出风险收益不匹配状况。     

政府科技支出影响企业R&D投入与 产出的动态轨迹探析 ——基于广州市2004-2014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广州市2004-2014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政府科技支出与企业研发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广州市的政府财政科技支出和企业专利授权项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而政府财政科技支出与企业R&D投入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广州市政府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研发产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广州市政府财政科技支出存在明显的结果导向.据此,我们提出从结构上优化财政科技投入比例;从政策上引导全社会加大研发投入的政策建议.     

政府补贴和市场竞争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

政府研发补贴是政府引导企业技术创新、提升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政策工具。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忽视市场竞争因素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本文研究了市场竞争和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市场竞争和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均具有促进作用,企业面临不同的竞争程度将会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差异化的效果,只有中等程度的市场竞争才能对企业科技创新投资产生显著正向的激励效应。     

税式支出绩效、问题与对策研究——以重庆市“十五”增值税先征后返为例

文章以重庆市"十五"期间增值税先征后返为例,从定量的角度研究了税式支出的绩效。发现税式支出促进了受益企业固定资产的更新,扩大了企业资产规模,优化了企业融资结构,加快了企业收入的增长,并且存在较高的税式支出成本——收益比。同时分析了税式支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和建议。     

基于投资溢出的研发联盟政府补贴政策研究

考虑研发存在投资溢出与技术风险,建立了合作研发博弈模型,研究了在政府研发投入补贴与产品补贴方式下,企业不同的研发和生产策略,通过理论和数值仿真,分析了不同补贴政策下的企业最优策略和相应的社会福利。研究表明,在溢出效应较大时,政府宜采用研发投入补贴来提高社会福利;当创新难度和技术风险较大时,政府宜采用产品补贴方式提高社会福利,但两种补贴方式都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减税政策提升了政府支出效率吗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经济内循环为主体的新的发展格局,"十四五"时期,中国将继续实施减税政策.本文利用中国内地31个省份数据,研究了减税政策对政府支出效率的影响,同时研究了减税政策影响政府支出效率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减税政策的实施能够促进政府支出效率的提升,其内在逻辑为,减税政策的实施增加了财政压力,地方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就必须精打细算、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从而提高政府支出效率;在给予相同的减税政策时,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越大、财政透明度越高,则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越高.     

政府认定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

以2011-2015年我国内地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数据为样本,发现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强度具有普遍扎堆3%、且围绕3%动态调整的独特现象,即阈值效应。分析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支出可能只是为了迎合当前政府认定政策的门槛值。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企业这种普遍集中于3%的实际研发支出水平,与能给企业带来最大绩效的最优研发支出水平相差甚远,最终会给企业带来绩效损失。以兆驰股份为案例,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分析案例公司产生阈值效应的根本原因及具体形式,并提出高新技术企业应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政府应调整优惠政策力度,监管机构应健全认定政策,国家应改善外部研发环境等建议,以有效遏制研发支出的阈值效应,切实促进高技术企业创新活动。     

新形势下企业创新动力的激发路径与 风险控制研究

近期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贸易战、科技战形势严峻，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遭到美国技术禁令。在关键尖端科技领域实现研发突破并掌握 自主权成为我国现阶段亟需解决的问题。创新应发挥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应，以企业为重心。首先要立足培育企业创新氛围，加强政策引领、金融 市场配合、产业链完善等多方式综合运用；其次要优化企业高管创新机制，如要优化高管激励机制、优化高管团队组合效应等方式；第三，要提升企 业创新绩效，对此要优化研发支出结构、构建研发指数、加强研发预算管理；第四，由于创新活动的高风险性和高资金需求，要谨防研发可能带来的 系统性金融风险，具体措施可通过企业层面防范控制创新风险。     

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

为推进军民融合创新发展、优化政府资源配置,研究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现实价值。选取2007-2018年127家军民融合企业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纳入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作为调节变量,以企业寻租变量作为政府补贴的外生工具变量,构建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投入影响的动态面板模型。使用差分GMM法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显示,军民融合企业往期研发投入对当期研发投入有影响,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政府补贴的正向影响具有放大效应。在实证研究基础上,为促进军民融合协同创新提出政策建议。     

政府研发资助理论、资助效果与评价研究述评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研发活动的正外部性导致企业研发投入低于社会最优水平,金融市场不完美带来融资约束则使企业研发投入水平低于无市场摩擦时的企业最优投入水平。政府资助研发活动是降低外部性和研发成本的重要方式之一。政府研发资助对于私人研发投入具有激励效应或者是挤出效应。政府研发资助强度、资助项目选择方式、信息不对称程度等因素均会影响政府研发资助实施效果。从理论上探讨政府研发资助与研发活动市场进入和退出障碍、风险资本缺失、不同主体合作研发等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上研究如何完善政府研发资助知识共享体系和知识产品的交易机制。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结构选择模型或者配对等方法,揭示影响政府研发资助实施效果的因素及其关系。在此基础上针对具体情境因素,改善政府研发资助资金使用效率和企业研发活动决策弹性,提高政府研发资助的实施效果。     

研发激励型产业政策具有两面性吗——来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经验证据

“产业政策之争”发展至今,研究“如何更好地推行产业政策”比继续争论“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更具有现实意义。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作为研究对象,以2008-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发现,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会带来积极效应,表现为政策能够促进企业长期价值提升;另一方面也存在消极效应,表现为政策会引发研发操纵等机会主义行为,同时,消极效应会对积极效应产生替代作用。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可以抑制政策的消极效应,并放大政策的积极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消极效应的产生源于企业借助政策开展研发操纵,提升短期财务绩效和短期市场绩效。     

R & D税收激励有效性与影响因素

基于生产函数理论抽象出盈利能力和研发程度是R&D税收激励效应的两个关键因素,进而采用2012-2015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调查数据,分别检验了15%税率式优惠与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15%税率式优惠与加计扣除政策均能激励企业创新,而加计扣除激励效果显著优于15%税率式优惠;15%税率式优惠政策效应受企业盈利能力影响较大,而加计扣除政策受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较大;15%税率式优惠政策对高新制造业、服务业和文化产业创新激励效果不显著,而加计扣除对高新制造业和文化产业研发密集型行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15%税率式激励对成熟度较高企业创新具有较好的激励效应,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成熟度较低企业创新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研发模式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将企业研发模式分为自主研发、合作研发和双重研发三种，使用世界银行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探究不同研发模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及其在异质性企业中的差异情况。全样本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双重研发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最好，合作研发的激励效果次之，自主研发的激励效果最弱。企业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自主研发对高成长性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最显著，合作研发对低成长性企业和小微企业的激励效果最显著；对于无融资约束的企业，双重研发模式是提升创新绩效的最佳选择，但是对有融资约束的企业，其提升效果最弱。     

基于R&D经费筹集来源的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

从效率的角度出发,采用基于串联的两阶段DEA模型测算2011-2015年30个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整体效率及其子阶段（技术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效率,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R&D经费筹集来源对工业企业创新不同阶段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整体效率2011-2014年呈上升趋势,并在2014年达到峰值,其中,转化效率起到很大推动作用;按区域划分,东部地区平均研发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工业企业成果转化效率明显高于其它地区;从R&D经费筹集来源看,政府以税收补助的方式更能促进企业技术研发效率提高,而在技术成果转化阶段则企业自有资金能显著促进转化效率提高,政府直接补助对企业总体效率和各阶段子效率都起到负向作用。     

金融发展、企业特征与研发融资约束

基于2008-2014年沪深A股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金融发展能否缓解企业R&D融资约束、促进企业R&D投入,并进一步考察这种作用在规模、区域、所有权、行业等4种因素影响下的差异性。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够显著缓解企业面临的R&D融资约束,并且这种缓解作用对小规模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加明显;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而中西部地区则未能有效刺激企业R&D支出;与高科技行业相比,非高科技行业能够从金融发展中获利更多,其R&D投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政策“目标—工具”视角下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军民融合企业发展对制度环境具有高度依赖性，政府支持和引导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重要作用。政策目标是政策工具实施效果的评判基准，并且导致政策工具发挥不同作用。利用国泰安数据库213家军民融合板块上市公司2008—2016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对产业扶持和技术创新型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产业扶持型补贴对于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技术创新型补贴政策对国有及非国有军工企业研发活动均具有显著激励作用，且对非国有企业研发活动的激励作用更明显。     

企业研发管理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

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广东省3 214家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R&D投入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研发管理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R&D投入对企业绩效有显著影响，同时企业研发管理制度对企业R&D投入与其绩效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其中，研发管理制度对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人员投入总量、研发人员投入强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但是对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调节作用。据此，从企业、政府两个层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