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支柱调控的金融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全球42个主要经济体1991—2016年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双支柱政策框架的金融稳定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增长上具有显著作用，双支柱政策在缓解金融风险顺周期性上具有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2）盯住贷款的宏观审慎工具和针对借款人、贷款人的宏观审慎组合具有更为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3）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扩张上的作用不显著，但其宏观审慎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相较发达经济体更为显著，发达经济体双支柱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总体显著，其中货币政策效应更为突出；（4）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效应在下行周期优于上行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的交互效应在上行周期优于下行周期；（5）只有个别宏观审慎工具会对失业率、消费和物价产生微弱的负效应。     

时变乘数效应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政策效果测定

财政政策效果测定历来是国家政策制定与改革关注的重点。本文基于约束的VAR模型提出了具有微观基础的财政政策时变乘数指标,并分解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支出和政府融资的时变冲击乘数、时变累积乘数以及时变现值乘数。同时,结合中国实际,通过一个理论模型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乘数呈减弱趋势,政府消费乘数亦呈小幅下降态势。政府税收乘数显著为负且相对较为稳定,但债务发行乘数呈明显下降趋势,并于2006年起由正转负。基于模型校准和经验分析可知,目前政策当局依然可通过增加消费性支出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需要管控政府投资规模,因为随政府投资产出弹性下降和规模扩大,政府投资乘数急速下滑势必削弱财政政策效果。同时,由于中国税收并未引发大规模挤占效应,因此目前税收格局相对合理。此外,鉴于当前债务发行存在负经济增长效应,表明政策当局仍需重点盯住和管控债务规模。在此基础上,结合微观主体流动性约束强弱和结构性参数走向,本文提出了增强财政政策效果的对策建议。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影响机制和政策比较

本文基于我国财政收支与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周期性特征，分析了我国财政收入和支出政策对产出、通胀、私人消费和投资等宏观变量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测算不同类型财政政策的影响机制和政策效果，本文建模构建一个包含企业家和工人家庭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在模型中引入了政府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消费税和所得税减税以及转移支付五种类型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分别计算了五种财政政策乘数。本文的结论显示，各类型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均起到较好的总需求刺激效果，但在长期，政府投资性支出和所得税减税的政策效果更为突出；政府消费性支出、消费税减税、转移支付政策虽然短期刺激作用更为明显，但由于存在挤出效应以及削弱投资和资本积累，在长期存在一定的负面效果，政策有效持续期也较投资性支出和所得税减税更短。     

金融稳定视角下财政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三支柱调控框架研究

针对如何构建维护金融稳定的宏观调控框架这一问题,现有研究对财政政策的关注明显不足.本文从金融稳定视角出发,在同一DSGE模型框架下细致刻画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以脉冲响应图和社会福利损失函数为分析工具,深入分析各宏观政策工具的效果以及政策当局之间的协同效果,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宏观金融安全体系构建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并进一步讨论了构建三支柱调控框架的必要性.研究表明:第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显著,但也会通过土地财政与政府债务两个渠道对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第二,仅依靠双支柱调控框架应对金融风险还不够审慎,应构建包含房产税政策、财政整顿政策的宏观调控框架,以强化财政政策在金融稳定中的作用;第三,盯住房价与社会总杠杆率的货币政策并不能提升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将宏观审慎政策作为防控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是更为合理的选择;第四,与双支柱调控框架相比,纳入财政政策的三支柱调控框架在维护经济稳定、物价稳定、金融稳定方面的表现均更为出色,因此应当加强财政、货币、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     

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乘数和实际乘数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分别测算了我国的理论财政政策乘数和实际财政政策乘数.测算结果表明,这两种财政政策的乘数值都不大,尤其是实际作用乘数的值明显偏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也不明显.就乘数的影响因素来看,其可能原因在于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过低,同时消费存在很大的刚性.根据上述乘数的测算值,我们还分别估算了在两种模型下财政政策的综合乘数效应.显然,财政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的主要杠杆,其中政府购买支出是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此外,尽管理论和实际作用乘数相差很大,但两者最终形成的乘数效应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差不大,甚至财政政策的实际乘数效应在多数年份超过理论乘数效应.     

中国应对信用膨胀的政策选择

信用膨胀即便不以危机告终,也会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潜在威胁。通过全国31个省域的经济、政策数据对信用膨胀的影响因素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发现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会促使信用膨胀尤其是恶性信用膨胀发生和危险增加;赤字财政政策会促成恶性信用膨胀的形成;紧缩货币政策会遏制恶性信用膨胀的形成。但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政策有效性分析表明货币政策缺乏效力、财政政策效力有限、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有效,故在当前信用扩张机制初显端倪的情况下,短期内应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长期则应寻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配合,以使得恶性信用膨胀能够得到有效抑制,实现宏观经济内外均衡。     

央行：进一步强化宏观管理 提高宏观调控有效牲

央行在目前发布的2011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谈到下一阶段主要政策思路时强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在总量适度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调节好货币信贷供给，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随后，央行宣布了今年的首次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业内专家分析讪为，审慎政策框架，把货币信贷和流动性管理的总量调节与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结合起来，并根据经济景气变化、金融机构稳健状况和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等对有关参数进行的适度调整，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宏观审慎政策及货币政策效果探讨:基于DSGE框架的分析

文章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框架下,通过将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贷款价值比动态化,以及引入对家庭和企业进行区别调控的思想,探讨了4种政策组合下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1)在传统冲击下,宏观审慎政策不会影响货币政策的目标;在非传统冲击下,遵循泰勒规则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相互配合,对于通胀目标还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2)宏观审慎政策会改变各部门的资产配置,从而部分改变经济体的格局,但不会对经济体的总体运行状态产生结构性影响,因而具有中立性特征。     

我国财政政策是否起到“自动稳定器”作用——基于区制转移DSGE模型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区制转移特征的DSGE模型,考察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在不同时期联合动态效应,回答我国财政政策在不同时期是否起到"自动稳定器"作用,并对我国在不同区制下静态和动态财政政策乘数进行测算,同时对我国2008—2010年的四万亿财政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1)区制转移模型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反应系数结果说明我国在经济高涨期和经济衰退期采用货币政策调控主要目标是产出,对通货膨胀容忍较高,我国财政政策对政府发行债券收入反应非常不敏感,税收与政府支出及产出间关系密切;(2)模型脉冲响应结果说明在不同体制下我国政府支出影响均衡的传导是相同的,我国财政政策实施能够使主要经济变量受到冲击后回到均衡状态;(3)对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测算结果小于以往学者测算结果,我国四万亿财政政策实施效果模拟显示政策拉动了产出,四万亿投资较好地熨平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意外冲击,对经济产生了积极的正向影响,负面效应则是同时挤出了私人消费,通货膨胀加剧。     

宏观审慎政策效应及其与货币政策关系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以价格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并不能保证金融稳定,因而需要引入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系统的稳定进行管理。鉴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并非完全相互独立,政策制定者需要首先确定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有效地进行经济管理。本文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认为:第一,宏观审慎政策中的逆周期资本工具是福利增进的,该工具的使用对于稳定金融波动有积极的意义;第二,宏观审慎政策对于货币政策能够起到辅助作用,特别是在市场受到金融冲击的时候,辅助的效果最明显。因而我国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需要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互相配合,发挥协同效应。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关系研究

建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交互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技术冲击引起的经济波动中,货币政策效果优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在金融冲击引起的经济波动中,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效果优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并使用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因此,货币政策仍是当前宏观调控框架下的核心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是针对金融冲击设计的扩展工具,它是货币政策的补充而并非替代品。我国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经验,强化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建立金融监管部门与货币政策制定部门的信息共享与处理平台以完善我国宏观金融调控体系。     

零利率下限、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

文章通过构建包含零利率下限约束的D SGE 模型,系统探讨了存在零利率下限时外生不利冲击对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当名义利率触及零利率下限时,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会显著增加,外生不利冲击对产出、通胀、信贷等经济变量的影响也会明显放大。(2)当存在零利率下限时,传统泰勒规则已无法有效稳定经济,最优的货币政策规则不仅应盯住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还应对资产价格和信贷给予重点关注并做出适度反应。(3)货币政策更适于保持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的稳定,但难以有效减缓房价和信贷的波动。只有将逆周期监管的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搭配,才能保证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的全面稳定。为了应对不利冲击,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并将其与货币政策有效搭配以保持宏观经济的全面稳定。     

新型货币政策与地方经济增长：隐性债务渠道

地方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积累了大量的隐性债务，释放被隐性债务占用的信贷资源，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与提振地方经济。本文借助2018年6月央行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范围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抵押品扩容政策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将符合规定的城投债纳入抵押品范围能够显著促进地方的经济增长，该结论不受变量设定和干扰性因素等影响，并通过了平行趋势与安慰剂检验。进一步研究表明，抵押品扩容通过释放隐性债务占用的信贷资源，能够显著提高地方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能力，促进企业的投融资，提高企业劳动力雇佣数量和员工薪酬，并有助于扩大内需，改善居民的就业、收入和消费。本文的启示在于，抵押品框架下的新型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地方隐性债务渠道，促进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发挥促进经济增长与稳定就业的作用。     

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

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货币政策无法保证宏观经济稳定,需要引入宏观审慎政策加强金融稳定管理。宏观审慎管理侧重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并维护金融稳定,货币政策侧重维护价格稳定并促进经济增长,二者并非完全独立而且相互影响。为了更好地提高宏观政策配合有效性和实施好经济管理,要把握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目标定位、执行和测度的兼容性,加强宏观审慎工具和货币政策工具在种类设置、使用规则、使用时机上的配合,统筹实施主体的权责设置、激励机制、约束机制、政策边界及国际合作,在政策目标、操作工具、组织安排、微观机制等方面促进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实现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持金融稳定。     

宏观货币政策和企业金融生态环境优化——基于企业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2-2010年期间深沪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基础,从投资内部现金流敏感性的视角考察了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和融资约束的影响效应,据此评估了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功能。文章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了企业扩张投资,通过降低企业投资内部现金流敏感性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了企业金融生态环境。(2)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3)非国有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对宏观货币政策的弹性更显著;宽松的宏观货币政策能够更大程度地缓解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更有效地改善非国有企业的金融生态环境。本文的研究发现为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金融环境优化功能提供了企业投融资层面的微观证据。     

新常态下宏观审慎工具的有效性--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框架

本文分别选取贷款价值比率( LTV)上限与资本充足率( CAR)下限作为我国信贷类与资本类宏观审慎工具的代表,并以此建立了一个包含各类金融摩擦因素在内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DSGE)模型。模型紧密联系新常态下我国货币政策导向,通过宽松型利率政策冲击的数值模拟,拟合分析了LTV上限与CAR下限两类宏观审慎工具对稳定我国金融系统运行与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信贷类与资本类宏观审慎工具,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抑单一利率型货币政策冲击所引发的信贷激增和银行杠杆骤升等失衡性金融波动;两类宏观审慎工具的运用能够与传统的利率政策工具形成有效的配合互补,在保证经济总产出的前提下,抑制金融顺周期效应,实现我国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     

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作用机制与实施效果

本文试图从机会成本渠道、资产替代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及逆向选择渠道对货币政策影响民间借贷利率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解释,论文运用回归分析模型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以"宏观货币政策实施→信贷市场变化→民间借贷利率调整"为分析路径,实证考察我国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利率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立场将引导民间借贷利率上行,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效果存在差异。与存款准备金政策有所不同,贷款基准利率调整未能显著影响民间借贷利率。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在货币政策立场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传导路径中,以信贷利率、信贷规模及银行风险承担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显著,表明信贷市场通过机会成本渠道、资产替代渠道及逆向选择渠道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     

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研究 ——基于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分析

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是我国金融领域改革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本文将资本缓冲率纳入DSGE模型对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实体经济风险与金融风险存在显著的互动关系;从政策效果看,同时考量实体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的政策搭配最优,仅考量金融风险的政策搭配次之,中央银行仅执行货币政策效果最差.因此,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应同时将实体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纳入政策视野.     

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与效应分析——基于凯恩斯理论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加深,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逐步显现。为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2008年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产业振兴政策等。从2009年的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形势看,这些政策是合理的,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本文在对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概览的基础上,运用凯恩斯理论对我国当前采取政策及其效应进行分析,认为应对金融危机,财政政策更为有效,货币政策可以配合财政政策进行,并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资产价格的非平衡溢出效应

本文采用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美联储QE对采用不同货币政策框架、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管理制度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影响。“货币政策钉住货币供应量+宽松钉住汇率制度+资本账户可兑换”的国家其货币政策应兼顾本国物价水平稳定，同时加强宏观审慎政策对资产价格的逆周期调节，避免出现实体经济紧缩而金融繁荣的现象。“货币政策钉住通货膨胀+浮动汇率+资本账户可兑换”的国家应强化宏观审慎政策对资产价格的调节以应对金融资产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