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审慎政策效应及其与货币政策关系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以价格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并不能保证金融稳定,因而需要引入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系统的稳定进行管理。鉴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并非完全相互独立,政策制定者需要首先确定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有效地进行经济管理。本文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认为:第一,宏观审慎政策中的逆周期资本工具是福利增进的,该工具的使用对于稳定金融波动有积极的意义;第二,宏观审慎政策对于货币政策能够起到辅助作用,特别是在市场受到金融冲击的时候,辅助的效果最明显。因而我国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需要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互相配合,发挥协同效应。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关系研究

建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交互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技术冲击引起的经济波动中,货币政策效果优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在金融冲击引起的经济波动中,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效果优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并使用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因此,货币政策仍是当前宏观调控框架下的核心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是针对金融冲击设计的扩展工具,它是货币政策的补充而并非替代品。我国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经验,强化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建立金融监管部门与货币政策制定部门的信息共享与处理平台以完善我国宏观金融调控体系。     

中国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有效性研究

本文将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和可变的LTV上限作为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代表,利用中国商业银行2003-2012年的微观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这两大工具在抑制商业银行信贷扩张、杠杆率变动及其顺周期性中的作用,评估了中国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有效性。研究显示,这两大工具能够显著影响中国商业银行的信贷增长和杠杆率变动,而且通过其逆周期调节,能够有效降低银行信贷扩张和杠杆率放大的顺周期性,中国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调控是有效的。由于其传导机制的不同,准备金率的调控效率在不同类型银行间的差异相对较小,可变的LTV上限对五大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效力则要高于城商行和农商行。研究结果为构建中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科学有效地实施宏观审慎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撑。     

零利率下限、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

文章通过构建包含零利率下限约束的D SGE 模型,系统探讨了存在零利率下限时外生不利冲击对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当名义利率触及零利率下限时,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会显著增加,外生不利冲击对产出、通胀、信贷等经济变量的影响也会明显放大。(2)当存在零利率下限时,传统泰勒规则已无法有效稳定经济,最优的货币政策规则不仅应盯住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还应对资产价格和信贷给予重点关注并做出适度反应。(3)货币政策更适于保持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的稳定,但难以有效减缓房价和信贷的波动。只有将逆周期监管的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搭配,才能保证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的全面稳定。为了应对不利冲击,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并将其与货币政策有效搭配以保持宏观经济的全面稳定。     

双支柱调控的金融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全球42个主要经济体1991—2016年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双支柱政策框架的金融稳定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增长上具有显著作用,双支柱政策在缓解金融风险顺周期性上具有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2）盯住贷款的宏观审慎工具和针对借款人、贷款人的宏观审慎组合具有更为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3）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扩张上的作用不显著,但其宏观审慎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相较发达经济体更为显著,发达经济体双支柱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总体显著,其中货币政策效应更为突出;（4）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效应在下行周期优于上行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的交互效应在上行周期优于下行周期;（5）只有个别宏观审慎工具会对失业率、消费和物价产生微弱的负效应。     

宏观审慎政策与收入不平等

借助世代交替模型,得到宏观审慎政策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机制,接着基于2000-2018年59国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析宏观审慎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住房贷款价值比(LTV)上限与基尼系数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实行降低LTV上限的宏观审慎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具有扩大作用,且扩大作用在新兴市场国家更为显著.(2)当LTV上限值较低时,降低LTV上限进一步扩大了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反,当LTV值较高时,降低LTV上限却减小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宏观审慎工具的政策效果呈现异质性特征.(3)将降低LTV上限的宏观审慎政策替换为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后,实证结论基本不变.实证结果在不同收入不平等变量、不同虚拟变量和不同面板模型下均表现出高度稳健性.对于我国而言,中国人民银行在制定宏观审慎政策时,应考虑政策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从而在确保政策有效性的同时,兼顾政策公平性.     

货币政策与审慎监管的配合机制研究

本文立足宏观审慎思想将货币政策立场和资本充足率要求引入信贷传导模型,拓展剖释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及其与宏观审慎工具的配合机理,并以2001-2013年37家商业银行为样本进行经验分析.结果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会促使商业银行提高风险偏好,增大信贷投放,加剧其亲周期性,反之亦然;货币供给调整、货币政策立场转变时,“大而不倒”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响应尤为积极;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能够有效抑制银行体系的顺周期性和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高风险承担.因此,货币当局需兼顾调控目标和稳定需求,全面研判银行体系的复杂性,谨慎选配政策工具,精准操控旋钮力度,有序牵引银行信贷行为和信贷规模,提升货币政策调控的稳妥性与针对性.     

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

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货币政策无法保证宏观经济稳定,需要引入宏观审慎政策加强金融稳定管理。宏观审慎管理侧重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并维护金融稳定,货币政策侧重维护价格稳定并促进经济增长,二者并非完全独立而且相互影响。为了更好地提高宏观政策配合有效性和实施好经济管理,要把握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目标定位、执行和测度的兼容性,加强宏观审慎工具和货币政策工具在种类设置、使用规则、使用时机上的配合,统筹实施主体的权责设置、激励机制、约束机制、政策边界及国际合作,在政策目标、操作工具、组织安排、微观机制等方面促进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实现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持金融稳定。     

宏观审慎政策及货币政策效果探讨:基于DSGE框架的分析

文章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框架下,通过将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贷款价值比动态化,以及引入对家庭和企业进行区别调控的思想,探讨了4种政策组合下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1)在传统冲击下,宏观审慎政策不会影响货币政策的目标;在非传统冲击下,遵循泰勒规则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相互配合,对于通胀目标还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2)宏观审慎政策会改变各部门的资产配置,从而部分改变经济体的格局,但不会对经济体的总体运行状态产生结构性影响,因而具有中立性特征。     

宏观审慎框架下的央行独立性检验

本文通过建立四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探讨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互动机制,深入研究了我国央行在宏观审慎框架下的独立性问题。通过引入1992-2012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模拟,结果显示:(1)目前我国央行在执行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时,两种政策并未完全隔离,即央行的宏观审慎监管并不独立,这与预期相符。(2)在以总产出和通胀作为目标变量时,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分别独立执行可使经济体的稳定性更优,但鉴于我国长期的"央行监管"模式,在央行监管体系之外单独建立权力部门执行宏观审慎监管并不现实,因而可在央行之下设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监测系统性风险并执行宏观审慎政策,以实现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双重稳定的目标。     

宏观审慎体制下的金融摩擦与房地产市场

本文构建了引入金融摩擦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运用1992-2012年的季度数据研究宏观审慎体制下金融摩擦强度与房地产市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金融摩擦是宏观审慎政策抑制房价效果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冲击下,所带来的房地产价格波动最大,这也显示出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货币政策当局的判断,对于房价的作用举足轻重。方差分解结果也再次印证了上述结论。     

“双支柱”调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异质性作用：基于CoVaR 模型的实证分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双支柱”调控框架逐渐成为中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作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指示剂,防范银行风险溢出已成为政策调控的重中之重,但“双支柱”调控框架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尚不明晰。因此,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的CoVaR方法度量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研究“双支柱”调控框架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性和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基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能够抑制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而且该抑制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从银行特征来看,“双支柱”调控对规模较大、资本充足率水平较高、盈利水平较低的银行的调控效果更显著;从经济周期来看,“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因经济周期具有明显不对称性,经济下行期政策效果明显高于上行期;从宏观政策工具类别来看,各类工具与货币政策配合结果不同,使用信贷类宏观审慎工具会使得“双支柱”调控的风险抑制作用失效。本文基于微观和宏观的异质性视角,为货币政策工具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协调搭配并实现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双目标提供政策建议。     

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研究 ——基于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分析

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是我国金融领域改革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本文将资本缓冲率纳入DSGE模型对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实体经济风险与金融风险存在显著的互动关系;从政策效果看,同时考量实体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的政策搭配最优,仅考量金融风险的政策搭配次之,中央银行仅执行货币政策效果最差.因此,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应同时将实体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纳入政策视野.     

央行担保品框架下银行贷款的违约风险外移效应——兼论担保品扩容对宏观经济波动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近年来,基于担保品的结构性货币政策频频亮相,已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文章对传统金融加速器模型进行拓展,构建了包含央行担保品框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着重探讨了提高信贷资产抵押率所产生的银行贷款违约风险外移效应对宏观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提高信贷资产抵押率可以通过违约风险外移效应而降低借款企业的融资成本,但也会提高借款企业的违约风险,降低社会福利；第二,经济面临负面冲击时,提高信贷资产抵押率所产生的违约风险外移效应可以抑制金融加速器效应,从而稳定宏观经济；第三,信贷资产抵押率与总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系取决于政策工具,提高信贷资产抵押率在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下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但在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下对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影响较小；第四,担保品扩容之后,扩张性借贷便利操作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显著增大,并使通胀率显著下降。文章的研究结论对基于担保品框架的借贷便利工具操作具有指导意义。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资产价格的非平衡溢出效应

本文采用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美联储QE对采用不同货币政策框架、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管理制度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影响。“货币政策钉住货币供应量+宽松钉住汇率制度+资本账户可兑换”的国家其货币政策应兼顾本国物价水平稳定，同时加强宏观审慎政策对资产价格的逆周期调节，避免出现实体经济紧缩而金融繁荣的现象。“货币政策钉住通货膨胀+浮动汇率+资本账户可兑换”的国家应强化宏观审慎政策对资产价格的调节以应对金融资产泡沫。     

金融稳定视角下财政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三支柱调控框架研究

针对如何构建维护金融稳定的宏观调控框架这一问题,现有研究对财政政策的关注明显不足.本文从金融稳定视角出发,在同一DSGE模型框架下细致刻画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以脉冲响应图和社会福利损失函数为分析工具,深入分析各宏观政策工具的效果以及政策当局之间的协同效果,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宏观金融安全体系构建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并进一步讨论了构建三支柱调控框架的必要性.研究表明:第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显著,但也会通过土地财政与政府债务两个渠道对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第二,仅依靠双支柱调控框架应对金融风险还不够审慎,应构建包含房产税政策、财政整顿政策的宏观调控框架,以强化财政政策在金融稳定中的作用;第三,盯住房价与社会总杠杆率的货币政策并不能提升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将宏观审慎政策作为防控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是更为合理的选择;第四,与双支柱调控框架相比,纳入财政政策的三支柱调控框架在维护经济稳定、物价稳定、金融稳定方面的表现均更为出色,因此应当加强财政、货币、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     

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建的国际借鉴与中国的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如何构建一个有效的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是世界主要国家金融体系改革的重点议题。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对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进行了介绍,并对近年来中国在宏观审慎监管领域的探索进行了梳理。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中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方式。本文认为,建立高水平的金融稳定办公室,建立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的联系机制,开发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构建中国与其他国家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机制,是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建的基础。     

中国货币政策和资本监管的协同作用——基于银行业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我国货币政策和资本监管是相对独立的两个体系,有必要讨论二者在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上的配合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后危机时代尤为重要。本文通过一个简单的信贷模型分析了货币政策和资本监管协同作用的微观基础,并用1998—2012年我国商业银行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我国严格执行资本监管之后,对信贷的扩张确实有制约作用,而且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有显著影响;资本越充足的银行信贷规模扩张越快,资本充足率低于监管要求(8%)的商业银行即使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下也放缓信贷增速。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和资本监管联合操作的微观机制是存在的,在逆周期调控和控制金融风险上应充分发挥二者的协同作用。     

渐进式改革、双支柱调控转型与财政政策效果研究

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促进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是中国宏观调控关注的重点，本文以实证为基础，构建了嵌入双支柱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分别评估家庭和企业两类信贷约束变化的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研究表明，基于不同微观主体的信贷约束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而宏观审慎政策由强变弱和货币政策盯住产出系数变小能够增强政府消费和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但同时也会导致所得税和广义消费税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变大。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以信贷约束为代表的宏观审慎政策+混合型或价格型或数量型货币政策”等双支柱调控转型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效应，认为家庭信贷约束由弱变强对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的影响极小，但是，如果针对企业的信贷约束由弱变强则必将极大削弱财政政策效果。     

跨境资本异常流动下双支柱政策的有效协调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9年数据,运用动态溢出指数的方法,实证研究在不同跨境资本异常流动情形下双支柱政策的有效协调问题.结果 表明,相对于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者对我国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更加频繁.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总溢出指数和二者间的定向溢出指数均呈现明显的时变特征.在不同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情形下,双支柱政策交互影响中的主导地位不同:当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时,货币政策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中起主要影响;反之,宏观审慎政策处于主导地位.价格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平均交互影响水平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总溢出指数.本文契合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背景,为改进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和操作提供支持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