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给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的再认识

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持续发展,世界科技进步一日千里,知识创新速度大大加快,全球跨国直接投资迅猛增长。随着各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对世界市场、资源和国际资本的争夺也将日趋激烈,这一切,既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提供了新的机遇,也给我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面对我国加入WTO,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形势,我们应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坚持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重点,继续扩大利用外资的规模,进一步完善外资政策和法规,努力保持良好的对外开放的发展势头。多年来,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利用外资的最基本方式,目前在我国的外商投…     

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有企业改革制度环境的影响

文章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原理,比较封闭和外资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制度环境的变化,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有企业改革制度环境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在提高一国国内生产能力、扩大对外贸易额、促进GDP快速增长以及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公认,但是外商直接投资是否能够提升了我国区域创新能力,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文章对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创新内涵,揭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创新的关联性原因,最后提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提升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以深圳市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一直是许多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课题。本文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影响机制,并且在此基础上以外商直接投资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深圳市为例,引入了供给因素、需求因素、对外开放因素以及技术水平因素,对其进行一系列的回归分析验证后,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深圳三大产业间产业结构演进的推动作用是比较明显的。针对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果。文章最后就如何更好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来促进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提出了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金融创新

改革开放20多年以为，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迅速加快，而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变迁，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革提供了持续的推动力。虽然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金融结构和金融制度安排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随着中国加入WTO，外商直接投资的深度与广度将得到很大发展，这将推动我国金融结构的金融制度安排和创新。     

浅议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差异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我国的对外开放实行的是从沿海到内地的渐进武开放战略.由于这种梯度推进武的对外开放政策,加上经济地理区位和软硬投资环境的差异,导致外资在我国主要集中于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本文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现状及影响其区域分布差异的原因,提出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协调发展区域经济的思路与立足点.     

浅议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差异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我国的对外开放实行的是从沿海到内地的渐进武开放战略。由于这种梯度推进式的对外开放政策，加上经济地理区位和软硬投资环境的差异，导致外资在我国主要集中于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本文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现状及影响其区域分布差异的原因，提出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协调发展区域经济的思路与立足点。     

对外开放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VAR模型分析

对外贸易、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和吸收海外人力资本是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利用国际知识溢出效应的重要渠道,其对提升中国技术创新水平、加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深入探讨了对外贸易、海外人力资本、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之间的关系,并运用VAR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对外贸易和利用海外人力资本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存在较强的正效应,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则存在一定局限性。     

外商直接投资与浙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近年来,浙江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积极招商引资,外商直接投资在浙江得到迅速发展,对浙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外商在华投资变动趋势及成因

自１９７８年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以来 ,外商在华投资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起飞阶段。经过二十年循序渐进式的开放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规模与结构均达到了一定水平 ,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机制也渐趋成熟。近两年由于受国内外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步入了调整阶段。变动趋势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年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经历了结构调整 ,同时其规模开始出现停滞甚至萎缩 ,主要表现在 :１．总量规模增幅趋于减缓。受亚洲金融危机及国内经济增长率回落的影响 ,１９９８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总量为４５５．８２亿美元 ,较１９９７…     

Australia’s 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 and the regulation of Chinese investment

Foreign investmen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ustralian economy since the country’s foundation. Part of the latest wav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 Australia has been by Chinese firms, and largely b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ith connections to the Chinese state. Despite the value it has generated for the Australian economy, Chinese FDI has been controversial and has exposed some of the shortcomings in Australia’s 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process. This article evaluates Australia’s foreign investment regime, and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 (FIRB). Questions are asked about how closely the FIRB’s role and processes resemble regulatory best practice. The article also considers whether greater fidelity by the FIRB to principles of good governance could better serve Australia’s broad policy interests and reduce Chinese perceptions of an opaque and discriminatory foreign investment regime.     

利益集团理论与国有企业制度变迁--国有企业承包制-股份制案例研究

该文利用利益集团理论对承包制-股份制这一制度变迁过程进行了分析,具体考察了这一过程中各利益集团关于新制度的预期效用,以及由此它们对这一制度变迁所施加的影响,从而揭示这一制度变迁过程产生的根本原因:在1992年之前,承包制是各利益集团一致的选择.1992-1996年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偏好于股份制,而中央政府从最大化其风险规避的预期效用的角度出发,并不偏好股份制.但因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组成了利益集团联盟,中央政府在信息与权力、财力上都处于劣势,所以最终股份制取代了承包制,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不同技术来源对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企业所有制类型视角

利用2010-2017年中国装备制造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面板数据，分析不同技术来源对各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一步考察各所有制企业对外源性技术来源的吸收效率。结果发现，不同技术来源对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所有制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其中，国外技术引进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国内技术购买对民营企业有显著抑制作用，对其它类型企业没有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作用，对民营企业没有显著影响;自主研发显著促进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而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没有显著促进作用。考察吸收效率发现，不同所有制企业对各种来源技术吸收效率整体较低且存在一定差异。     

近代外国在华投资:规模与效应分析

传统观点认为,近代外国在华投资不仅盈利极其丰厚,而且还严重抑制了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成为阻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近代外国在华投资的规模、利润率以及外国投资与日俱增背景下中资企业成长、发展情况的分析,发现传统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文章认为近代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正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不仅没有成为中资企业发展的阻碍,而且还刺激并促进了中资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当然,至于外国间接投资的效应则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授权经营的制度内涵及其局限性

授权经营是人们讨论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时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本文区分了国有企业授权经营制度和企业集团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制度,分别阐述了这两种授权经营制度形成的特定时代背景、制度内涵及其局限性。文章的第三部分探讨了由于人们对授权经营内涵的含混化理解,而造成的对国有企业的过度授权和与“授权”相配套的约束机制、监管机制供给不足的问题。     

资本错配、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

企业研发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是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动力。基于2010—2017年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检验资本错配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错配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抑制效应；融资约束不仅对企业研发具有直接负向影响，还会强化资本错配对研发投入的抑制效应，但上述融资约束的影响仅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多渠道融资体系，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和供给侧改革。     

外商直接投资地理性聚集的国(地区)别效应:江苏例证

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地理性聚集的特征,并呈现出显著的国(地区)别效应(即来源地效应)。投资者按相同来源国(地区)进行聚集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内地地理性聚集的一种主要形式。本文以江苏省的外资企业数据为样本,应用企业地理定位选择的计量模型对外资聚集的国(地区)别效应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结论显示,外资企业的地理性聚集具有高度的母国(地区)聚集(即来源地聚集)倾向,非母国(地区)的一般性外资聚集对投资者定位决策的影响力较弱。动态角度的观察显示,来源地聚集对外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吸引力显著上升,而一般性外资聚集逐渐表现出负的外部性。此外,国(地区)别效应在不同来源地企业之间存在着异质性问题,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FDI聚集,国(地区)别效应在作用程度上是不同的。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国有企业改制中的无形资产问题研究——基于湖北省国有企业改制的调查分析

因特殊的时空约束和渐进改革的制度安排,国有无形资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赖以顺利进行的重要资源。本文通过考察湖北省国有企业改制中无形资产资本化的实践,总结了国有企业改制中国有无形资产资本化遇到的结构失衡、产权模糊和披露缺陷等三大障碍,并针对上述障碍提出在国有企业改制中过程加强无形资产管理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