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都对技术溢出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创新是促进生产率增长的关键因素,而创新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而无论是产品数目的增加还是质量提升都来自于企业的研发投入.新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尤其是进口贸易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一国之外的研发活动通过贸易可以实现对本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即贸易活动存在着“溢出”的效果.     

金融创新是促进还是阻碍了经济增长——基于技术进步视角的面板分析

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一直是不明确的,本文旨在解释清楚金融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内部机制,并对其进行验证。包括金融创新对微观技术的支持,以及进一步扩展到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通过应用工具变量法对全球的面板数据进行处理,建立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为基础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金融创新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存在内生性的情况下：与金融发展不同,金融创新单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是不确定的,甚至可能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而金融创新通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并且这种作用更多地通过企业的技术进步来体现。     

科技金融创新与我国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视角

经济增长依靠科技推动,科技产业发展需要金融创新助推。阐释了对科技金融创新的理解,基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视角,运用数据图表和IS-LM模型,分析了科技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研究结果显示:适度的科技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效应;非理性、过度的科技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会出现负相效应,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科技金融创新与我国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经济增长依靠科技推动,科技产业发展需要金融创新助推。阐释了对科技金融创新的理解,基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视角,运用数据图表和IS-LM模型,分析了科技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研究结果显示：适度的科技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效应;非理性、过度的科技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会出现负相效应,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金融创新和经济增长

关于宏观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最著名的是索罗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其中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随着金融制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其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深入,甚至有些学者认为金融业开始成为整个经济的中枢。本文的研究背景是正在实施的以温州金融改革为试点的中国金融制度改革,本文以金融创新为主线,以互换合约为例,分析金融创新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     

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知识管理

一、国家创新体系是知识经济发展的产物创新与技术进步的思想由来已久。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创新概念。5 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经济增长理论以及近年来发展声势浩大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以及美国经济学家J·施穆克勒、N·罗森伯格和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弗里曼为代表,对技术进步与经济结合的方式、途径、机制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大深化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和资本一样,是一个生产要素,它是“内生”于经济活动中的,起源于企业为获得最大利润所做的投资决策努力。因此,尽管某些特定的技术突破或…     

创造性破坏、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的发展

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引入垂直产品创新,把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纳入到了内生增长理论中,并运用此理论讨论了“创造性破坏”经济动态下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失业、市场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以及制度与经济增长等一系列经济结构问题。虽然这一派理论仍未脱离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但在方法上已有所突破,有助于人们深入认识有关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数字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效应：红利还是鸿沟

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生产效率提升的关键力量,但数字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态势可能会加剧区域间的生产效率差距,数字时代下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实现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基于中国2011—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及区域异质性特征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这种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纯技术进步上,数字经济未能通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改进赋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创新驱动效应、创业激励效应以及产业升级效应等渠道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影响效应仅在东部地区显著。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数字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越明显,进而导致了区域间的生产率鸿沟。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边际效应递增特征和欠发达城市在人才集聚、金融发展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的相对不足强化了区域间的生产率鸿沟。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伟大实践走过了一条不同于传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所描述的经济和金融自由化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强调通过国有所有权来实施金融控制战略,通过金融控制来有效降低或阻隔金融市场上的"羊群效应"和"传染效应",从而最大限度地去解决金融监管始终滞后于金融创新带来的现实或潜在系统性风险难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在持续深化。在进一步寻求金融控制程度和降低金融系统性风险之间的最佳组合上,在让金融回归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本质属性上,在发展普惠金融弥补市场天生之不足、促进公平增长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践有助于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区域差异重要吗?——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1997-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及分全国层面、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三个样本对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联系及其中间渠道重新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中国金融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与区域因素有关;中国金融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中间渠道是技术进步效应而非技术效率增长效应。这意味着,加快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从而推动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     

新常态下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综合金融资本和创新创业的理论建模

在国内外形势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的阶段,放缓的经济增长步伐带来新的矛盾和挑战,经济增长模式从以往的粗放型逐渐向集约型转变,但以往的经济理论在经济新阶段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使用主流宏观经济学前沿的建模方法将现有的四大经济增长理论囊括在一个综合模型中,把人力资本投资、金融资本投资、实物资本投资、创新创业活动、纳什博弈机制有机地结合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对经济增长理论文献做出重要的概括和拓展.通过校准赋值和数值模拟,得出理论模型的基本结论:人力资本积累虽然可以通过创新和创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其效果仍是递减的,呈现出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属性.     

The Financial Sector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Mankiw–Romer–Weil (1992) augmented Solow–Swan ( Solow 1956 ; Swan 1956 ) model is extended to incorporate the financial sector in this stud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financial capital, physic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the research attempts to identify, in particular,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capital on economic growth.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sector efficiency on economic growth are also examined. The financial sector augmented model is tested on a cross‐section of 35 economies. Strong support is found for the model.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基于1997-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

本文分析了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效应,并利用我国31个省（市）1997-2008的面板数据,对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社会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却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的互动效应对经济增长起着推动作用。最后本文从政府应注重投资社会资本的角度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资本积累与内生增长:一个评述

本文以资本外溢AK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对金融发展、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作了一个文献综述.理论研究表明:金融发展通过提高储蓄转化为资本比率、改善投资配置效率和改变储蓄率等途径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互相促进、互为因果的双向关系,并形成金融发达、经济高增长和金融欠发达、经济低增长的双重均衡.经验分析显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证实了金融发展与内生增长理论的预测.     

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基于企业视角的分析

社会资本对宏观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影响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它可以通过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金融部门的发展以及企业技术革新等方面来刺激宏观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然而,本文尝试从中微观角度出发,以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构建社会资本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模型,并对其进行探讨和分析。但是,有关二者关系的实证性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The influence of capital controls on long run growth: Where and how much?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East Asia generated a revival of interest in the merits of financial openness. The ensuing debate on the benefits of openness has focused more on short and medium run issues than on the long run effects. Within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economic growth, little or no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openness. Contrary to the orthodox position, the few results that exist suggest that capital controls have no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is conclusion emerges from a failure to account for underlying differences across countries with similar degrees of capital controls. We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ethnic and linguistic heterogeneity in a countr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explaining the effects of controls on economic growth. For countries with relatively higher degrees of ethnic heterogeneity, the effects are particularly adverse whereas for countries with high degrees of homogeneity, capital controls actually have a net positiv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On balance, more developing countries suffered due to controls than not. Within the sample of 57 non-OECD countries that did implement controls for the period 1975–1995, as many as 39 saw a reduction in their growth rates. This result is robust to a number of variables commonly used in the economic growth regressions.     

经济增长、金融深化与全球经济失衡

文章建立了一个囊括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等诸多因素的全球均衡模型,并采用ECM模型实证检验了这些因素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亚洲新兴国家和美国之间存在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和非对称的金融市场,导致全球经济失衡.解决全球性经济失衡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现有的资产组合的供求关系,降低亚洲新兴国家对美元储备资产的需求,而美元贬值则并不能纠正全球经济失衡.     

中国金融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效应的区域差异及地方政府宏观调控的异质需求

把金融效率分为资金聚集效率和资金分配效率,采用2001—2015年中国八大经济区域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资金聚集效率和资金分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别验证了政府干预对上述相关性的影响。全国整体层面的检验结果显示:资金聚集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资金分配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资金聚集效率和资金分配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作用效果,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加入政府干预变量后的检验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影响了区域金融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效应的释放,且这种影响同样存在区域差距。这表明,具有不同发展初始条件的区域对金融政策的实施和调控具有异质需求,地方政府应根据区域发展的实际需求,结合经济增长转型及政府职能转变,选择合适的金融领域实施相应政策,有效提高区域金融效率,支持经济长期良性增长。     

资本回报率增长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研究——基于82个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

基于制度层面分析资本回报率变动的动因有助于探索经济增长新动力。计算82个国家的资本回报率，并基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对其变动机制进行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资本回报率增长存在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但发展中国家的理论最优强度小于发达国家；②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以远离最优强度状态促进资本回报率提升，发达国家则以接近最优强度状态促进资本回报率提升；③金融危机后，知识产权保护的促进效应在发展中国家更加明显，在发达国家有所弱化；④机制分析显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提升资本回报率。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农村金融发展作用于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机理是农村金融发展通过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推动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实证研究表明,农村金融发展通过规模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渠道是有效的;农村金融发展通过提高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渠道是无效的,也即当前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不能促进农村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