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almquist指数对家政服务网络中心投资效率评价的研究

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下不同方法的介绍和比较,深入系统地介绍了拟采用的全要素生产率下Malmquist指数的计算和分解方法。本文以10个家政服务网络中心为主要对象研究,在对其七年间(2005年-2011年)各个家政服务网络中心网络中心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Malmquist指数投资效率的实证计算和分析,并由此给出了提升家政服务网络中心投资效率的可行性建议。     

创新补偿抑或遵循成本? 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双假说的门槛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下能源需求与资源约束增强的现实要求,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检验学界仍莫衷一是。在利用SBM模型测得各省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首先在环境规制视角下分析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效应;其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最后进行空间溢出效应探索。研究结果表明:(1)从全国层面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波特假说"成立而"污染天堂假说"不成立;(2)在中等水平的外商投资省市,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效应"大于"污染光环效应"。在高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省份,环境规制的"污染光环效应"大于"污染天堂效应";(3)在中等水平环境规制下的省市,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的负效应,验证了"波特假说"。在高水平环境规制省市,"波特假说"不成立;(4)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交乘项对周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表明地区污染企业只是转移而不是转型,局部污染改善将会殃及"池鱼"。     

中国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1985年～2002年)

本文采用C -D生产函数等方法对我国第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我国第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较低,而且投资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无明显相关关系,投资效益不能引导投资,需要对投资体制进行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改革。     

国际贸易活动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测算了2003～2008年我国20个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建立了基期和滞后一期的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国际贸易活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尽相同,进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弱化了全要素生产率,并且这三个变量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期关系比滞后关系更显著.     

全要素生产率的历史回顾

经济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理解经济的增长,经济学家已经就经济增长给出了很多模型和理论。其中核算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衡量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一个主要手段。然而今天常用的全要素生产率起源于对国民收入的核算,并由此形成了单位投入产出指数形式的计算方法,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处理数据的需要指数法不断地得到完善。而通常用于经济增长核算的是全要素生产率模型法,它只能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却不能直接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模型法作为一种方便的计算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伴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基础设施投资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的视角

本文利用2004~2013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并借助动态面板模型从基础设施投资角度分析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实际贡献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有效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且在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途径方面存在差异性影响。具体来说,基础设施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对自主研发产生挤出效应,弱化了自主研发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而对技术引进则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能够增强技术引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     

低碳约束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基于Sequential 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分解方法

在全要素框架下运用基于连续前沿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增长指数方法,估算了1987—2009年中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对中国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体发展、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然后,利用核密度估计,对累积相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累积相对技术进步和累积相对效率改善做分布动态演进分析。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整体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趋于上升,但上升幅度逐渐减小;东、中、西三大区域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差异,呈东高西低的增长格局;东、中部地区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共同推进的结果;西部地区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仅靠技术进步驱动,效率改善存在退步迹象;省际间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呈一定程度的"俱乐部收敛"特征,技术进步有明显的"追赶效应"。     

出口贸易、FDI与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农产品加工业12个子行业的面板数据,首先运用DEA的Malmquist方法测算了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之后重点考察了包括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在内的各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2001-2011年期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处于上升趋势,支持了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上升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出口贸易的发展对农产品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高作用并不明显;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技术溢出对于提高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较好的促进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文章得到的政策启示是:提升农产品加工业出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强化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提高农产品加工业人力资本水平;改善农产品加工业RD投入结构和市场环境;改进农产品加工业的规模经济效应。     

中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估算及分解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选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对中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计算和分解。全要素生产率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1978-2007年,中部地区TFP平均增长率为1．45％,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而规模效应和效率提升缓慢,经济增长质量有待提高。     

金融“脱实向虚”、金融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06-2016年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动态面板模型,将金融发展、金融"脱实向虚"和金融结构因素引入模型中,采用差分GMM估计方法,检验了金融发展、金融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阐释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显示: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受到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增长差异的影响,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金融"脱实向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考虑二者交互项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强于金融"脱实向虚"的消极作用,暂时掩盖了金融与实体经济非协调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金融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即资本市场比重的提升和发展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金融发展更多的是通过技术进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金融结构主要是通过技术效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金融"脱实向虚"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因此,金融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金融发展,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基础上提升资本市场融资占比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与行业差异

笔者在测算我国服务业细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1998年~2002年和2004年~2009年2个报告期服务业细分行业的数据,研究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SFDI)对总体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按照历年服务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状况,划分了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上升的部门和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下降的部门,分别研究了SFDI对这两类部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SFDI带来了我国总体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且S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上升行业的效应要大于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下降行业。     

资源约束、环境规制背景下中国煤炭资源型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针对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没有考虑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提出了资源约束、环境规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通过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比较,表明资源约束、环境规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与中国碳减排目标相吻合。经过进一步对资源约束、环境规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分解,结果显示:技术进步是推动资源约束、环境规制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     

中国省区TFP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依据1998 -2007年中国28个省区的相关数据,采用修正索洛模型和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中国省区历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和增长率,并利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R&D、人力资本、进口、出口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省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省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而增长率则趋于下降,并且地区差距明显.地区间R&D、出口、人力资本对我国省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的正向作用并不明显;出口对中国省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有明显促进作用,而进口则对其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R&D、人力资本及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虽有促进作用,但它们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的显著性则有所差异;另外,研究还发现,中国省区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     

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本文首先依托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构建面板数据、资本变量处理、价格指数处理等方面全面规范整理该数据库,并基于OP、LP等方法计算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详细考察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迁;接下来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讨论经济结构转型问题;最后从国有企业改革角度讨论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在2%一6%之间,年均增长3.83%,增速存在较大的波动;(2)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来源更多是企业成长,其增长的空间在不断缩小,亟待依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新的增长模式;(3)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效率差异较大,即使在"抓大放小"和资源倾斜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表现还是最差,投资效率比民营企业低43%,国企改革是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可持续性内生增长的关键。     

全要素生产率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要求,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也不断增多。首先介绍了生产率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然后介绍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之后说明其在国内外的研究历史及现状。最后作总结及未来研究展望。     

资源环境约束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从区域空间关联视角出发,将资源环境约束纳入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中,测度了我国29个省级地区2001-2011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及其区域非均衡性,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对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各省区普遍处于环境无效率状态,资源环境约束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较为明显的"增长效应"及空间非均衡性,能源消费结构、要素禀赋等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溢出效应吗

基于"营改增"改革的准自然实验,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营改增"政策提升了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税改前增值税税负越重,政策效应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幅度越大。异质性检验表明,"营改增"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溢出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中介机制分析发现,"营改增"政策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强规模效应、提升劳动产出效率以及促进研发投入这四条路径来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且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在上述路径中受益程度更显著。研究结论为减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政府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国制造业行业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CPMG估计方法

文章使用改革以来我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以及考虑截面相关性的混合组均值(CPMG)估计方法,对我国经济短期波动是否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渠道对长期增长产生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区分改革不同阶段以及不同要素密集程度行业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在改革的前一阶段,我国制造业行业短期波动通过生产率渠道对长期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对投资的影响不会显著为负;在改革的后一阶段,劳动密集型行业短期波动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渠道对长期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对投资的影响显著为负,而资本密集型行业短期波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的影响都不显著。上述结论对不同的波动度量方法是稳健的。     

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991—2008年Malmquist指数方法

本文以分析中国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为基础,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探讨。首先,根据KS和T检验筛选投入产出指标;然后,利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计算出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构成;最后利用面板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了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诸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乡村从业人员对农业生产效率值的影响较为明显;技术进步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区域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较大;财政支农的力度和农业在整体经济中的地位会显著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     

提高环境规制能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蜕变”吗——来自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证据解释

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是新时期推动国内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基于环境规制作用机理研究视角,通过分析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影响机制,引入松弛因子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2006—2017年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就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现稳定提升趋势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其直接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为非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则分别表现为"U"型和倒"U"型显著性直接影响;间接效应检验中,环境规制能够引发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其中,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