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家庭异质性与消费结构升级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2017年的微观数据,构建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研究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发现普惠金融可显著促进家庭总体消费水平提升,降低生存型消费占比,提升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比,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促进效应在低收入和农村家庭更显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升家庭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潜力释放,同时金融素养会调节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因此,应大力支持普惠金融发展,针对家庭异质性特征精准制定普惠金融政策,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使普惠金融成为提振消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义务教育费用减免与农村居民消费关系研究 ——基于CHNS数据的DID模型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微观住户数据,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对农村居民消费受农村义务教育政策冲击所产生的效果进行经验研究.研究发现:农村义务教育费用减免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负向效应,主要表现在对低收入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上.这种负向效应更多地是由于农村低收入家庭增加了子女入学支出,在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减少了消费支出.这说明要想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绝非仅仅依靠减免农村义务教育费用一项政策可以改变的.     

数字经济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微观效应——基于CHFS的经验证据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造平衡面板数据，系统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微观效应。基于因子分析法构建家庭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优化居民家庭消费结构，促进居民家庭实现消费升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居民各类收入水平、降低收入与消费不确定性、缓解流动性约束以及拓宽社会网络机制推动消费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处于高数字创新要素水平、高数字基础设施和高金融可得性地区的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升级提供了微观证据，因此持续推动数字经济的普及与应用是实现消费升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经。     

数字普惠金融、夜间经济与家庭消费

挖掘居民消费潜力、提振消费信心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的移动支付和金融可得性对于消费的影响巨大且深远。本文在从理论层面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消费的机制路径基础上，将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三期微观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匹配，实证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家庭消费的经济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家庭消费总支出，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生活满意度、社会保障满意度、经济预期和经济现状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机制研究表明，夜间经济已成为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家庭消费的新机制，其具备的延时效应、协同效应和集聚效应对消费有着多重影响。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增强消费信心，不仅要挖掘数字技术在拓展消费场景、驱动供需匹配和支持夜间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信息红利，还应将有限的金融资源用于薄弱环节、重点领域和民生短板，更好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发挥好金融“活水”在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方面的作用。     

电子商务与农村收入流动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技术不断与农业农村融合,农村电商快速发展是其中典型代表之一。农村电商发展是否会促进农村收入向上流动,这对于数字经济时代提高农村收入流动性,促进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理论分析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通过创业和产业升级机制促进农村收入流动性向上流动的基础上,采用2011—2020年全国25个省1269个县的县域面板数据,运用多期DID方法,实证评估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对农民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结果发现,示范政策显著提升了农民收入向上流动,农民收入跃迁值增长2.4个百分点;示范政策主要通过创业机制和产业升级机制提高农民收入的向上流动性,其中发展农村第二产业、提高第二产业就业水平是重要的传导机制。     

数字经济能否驱动家庭消费低碳转型?——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

消费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2/3,消费端碳减排不容忽视。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以“宽带中国”试点城市政策开展准自然试验，采用三重差分模型探索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低碳转型的作用机理及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驱动家庭消费低碳转型，可以通过提高消费者环境压力认知、助推消费者偏好低碳化、促进产品绿色技术创新赋能家庭消费低碳转型，同时数字经济更容易降低南方地区、低碳电力城市和城市家庭消费碳强度，抑制了财务赤字家庭消费低碳转型，有待激发老年人低碳消费市场，对居住、医疗保健、交通、衣着消费碳减排作用依次递减，对食品类和文教娱乐类消费低碳化发展无显著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农村家庭财富差距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和推动乡村振兴是二十大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用分位回归方法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家庭财富,有助于缩小家庭财富差距。随着家庭财富由低到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不同财富家庭总资产的正向影响由大到小。由于不同财富家庭的负债结构差异较大,随着财富由低到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净资产的影响则由小到大。夏普里值分解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财富差距的贡献度近三分之一。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低收入家庭和低教育水平家庭财富的正向作用更强,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村家庭特别是低财富家庭的创业行为,而创业对于最低财富组家庭资产的正向刺激作用最强;受流动性约束可能性越大的低财富家庭,越能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中获益。因而进一步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缩小农村家庭财富差距。本文的研究说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探索农民致富路径和推进乡村振兴有积极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路径研究——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证据

基于多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提升家庭消费水平，且对享乐型和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大于生存型消费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以金融素养、支付数字化、收入水平机制促进家庭生存型与发展型消费并降低享乐型消费。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东北地区、东中部地区家庭消费水平影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改善低、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且对农村地区的消费结构升级作用更为显著。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背景下，要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大力建设服务业消费市场，拓宽服务深度、提升服务质量，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2）文章分别从需求端和供给端角度分析其作用机制,发现数字金融可通过增加家庭金融资产、提高企业创新投入的渠道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3）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对中部、西部区域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东部区域无显著影响。因此应加强数字金融建设力度,充分发挥其普惠属性,推动农村地区消费升级。     

新发展格局下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研究——基于中国消费金融现状及投资者教育调查

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基点。基于中国消费金融现状及投资者教育调查数据，探析了新发展格局下居民消费潜力释放机制与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普遍较低且呈现典型结构性异质性特征；金融素养主要通过消费借贷、风险规避和资产配置机制影响居民消费行为；在较低消费水平上金融素养对消费的促进效应呈现增加趋势，而在中高水平上表现出逐步衰减态势；进一步地，低收入群体金融素养提升有助于释放更大消费潜力，且金融素养对消费结构中通讯与医疗保健支出呈现出更强效应。因此，应通过有效拓展普惠金融服务边界和构筑金融知识常态化普及机制等措施，切实提升居民金融素养水平和优化结构，以期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形成国内强大市场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益启示。     

数字金融能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吗——基于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效率提升视角

利用数字金融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2011—2018年中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并以国内大循环效率提升为视角,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了国内大循环效率,进而畅通了国内国际双循环。并且,相较于贫穷地区,这种畅通作用在富裕地区更为突出。同时,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将会强化数字金融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显示,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和创业活力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据此,从推动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数字金融中心建设、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出政策启示。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的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

在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在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方面具有天然的技术优势,同时,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助力下,数字经济通过重塑中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能,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有力助推器.本文首先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概括出数字经济的理论实质,并提炼总结数字经济的四个基本内涵:通用技术性、范围经济性、平台生态性、融合创新性;其次,从经济运行系统、经济效率、经济创新力等三个维度分析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再次,从超大规模经济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费升级、新基建等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后,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推动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的相关政策建议.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税收激励与居民消费扩容提质——来自“营改增”的经验证据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促消费扩内需将发挥基础性作用。减税是降低市场主体税收负担、扩大内需的重要政策选择。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采用“营改增”准自然实验的证据，考察减税对我国居民消费扩容提质的作用机理和政策效应。结果表明：“营改增”显著地促进居民消费，提高了家庭平均消费倾向和消费升级指数，具有扩容提质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营改增”从供需两端刺激居民消费，遵循价格机制和收入机制，收入机制的消费升级效应更为持久；“营改增”政策在不同收入组别家庭间的消费效应具有异质性，对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扩容提质效应更大。因此，建议降低企业负担，助力居民就业和增收；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激发社会消费潜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可及性，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促进现代生活服务业发展，优化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供给。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契机。本文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轮调查数据，以及2012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门槛效应，并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未达到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在超过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初期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受限于数字鸿沟，增大了代际收入关联性，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农业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双循环战略下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研究——以江苏扬州玩具业为例

实施国家双循环重大战略部署，推动经济向高层次、高质量发展，需要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文章针对扬州玩具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数字经济赋能扬州玩具业自主创新研发、智能制造、孕育可持续消费业态、开辟无障碍贸易模式的转型升级机理，探讨数字经济赋能扬州玩具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以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数字技术畅通了中国国内大循环吗

在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测算了2012年、2015年和2017年中国30个省区市数字技术投入量、地区内以及区域间增加值贸易数据，据此探讨了区域内价值链和区域间价值链的特征事实和发展趋势，并探讨了数字技术影响国内价值链循环的理论机制和实证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技术的使用降低区域内价值链嵌入度、提升区域间价值链的嵌入度，有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这个结果通过多项稳健性检验；其次数字技术通过促进消费升级和降低成本畅通国内循环，但存在数字技术来源的差异性。应进一步发掘数字技术在发展新消费和促进区域融合、提高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提升国内区域间价值链嵌入程度。     

数字金融如何改善中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基于家庭正规信贷配给视角

本文基于微观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正规信贷配给视角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发展显著缓解了城乡家庭正规信贷配给,且相较于城镇家庭,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对农村家庭的供给型信贷配给与需求型信贷配给产生更大影响,改善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第二,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农村家庭贷款期限匹配度,提升农村金融市场服务效率;第三,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城乡家庭借贷渠道正规化,改善中国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的二元金融结构;第四,现阶段,数字金融发展对降低农村家庭生产经营贷款的融资成本、促进其生产经营借贷渠道正规化的作用有限。本文为改善中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发展与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差异

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正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经济行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数字金融发展在给家庭带来“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很可能导致家庭债务风险的累积。因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城乡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差异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债务风险具有正向影响，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其次，数字金融发展对中西部地区、金融素养低和收入差距高的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最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升家庭信贷可得性和家庭支付便利性从而加剧了家庭债务风险，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上述结论对于防范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和推进我国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农村居民消费政策影响机制及政策效力分析

本文旨在分析农村居民消费政策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机制、影响程度及政策效力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以"家电下乡"政策为例,本文通过构造四组准实验,运用匹配双差法和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和2009年的数据,评估该类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政策对农村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策实施的时间越长,对消费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而且这一作用随家庭净收入的增加而减弱。此外,基于宏观数据的分析表明,该类政策并未进一步引发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     

“双循环”视域下区域产业结构变化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路径

现今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经贸摩擦导致对外贸易不确定性风险增加。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发展要求，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文章以此为视角，通过资本、劳动力、消费、对外贸易和政策因素，分析我国2012—2018年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区域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分析发现，东北地区第一和第三产业仅受到国内循环的促进，第二产业仅受到国际循环的促进，而地区消费则阻碍了第二产业发展；东部地区第一产业仅受到国内循环的影响，而第二和第三产业则已完全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中；中部地区产业发展未能有效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中，仅第三产业受到资本的促进，消费和对外贸易对其产业发展没有明显的影响；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已基本参与到“双循环”之中，但较弱的消费潜力对产业发展造成了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