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创新要素流动与共同富裕

选取2005—2021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系统GMM、门槛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创新要素流动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包括经济协调发展、公共服务均等、绿色发展平衡在内的子维度均有正向推动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要素流动融合发展可推动共同富裕发展，且存在创新要素流动的门槛效应。另外，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要素流动二者融合对不同地区精神共同富裕和物质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表现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依次递减规律。据此，提出激发数字普惠金融新活力、构筑创新要素流动新格局、打造区域协同发展新局面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吗?——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评价体系，使用熵权法进行测度，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是否存在促进作用，运用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和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非线性作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门槛效应，且正向影响随门槛值的提高逐渐增加；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发展间存在显著门槛效应，随着传统金融不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出“倒U型”关系。     

金融科技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赋能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构建中国省际金融科技指数与共同富裕指数的基础上，利用中国2013—2020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系统GMM模型，就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机制、区域异质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金融科技与共同富裕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且数字普惠金融在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非线性效应中起调节作用。同时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另外，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存在非线性边际效应递减，且数字普惠金融能够调节该非线性边际效应。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应通过促进金融科技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来实现共同富裕。     

社会保险如何影响代际收入流动

优化收入分配、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代际收入弹性和代际收入百分位排序关联系数测量代际收入流动，实证检验社会保险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医保显著抑制代际收入流动，新农合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低收入父代家庭和城镇地区更加显著。采用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后的研究结论依然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社会保险通过人力资本、财富资本和借贷资本三种渠道影响代际收入流动。基于实证结论，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增强社会保险的反贫困和收入再分配功能，进而夯实代际收入流动的物质基础，助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吗?

本文运用2013—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看,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从各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西部受影响程度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这种影响还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在门槛临界值前后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进一步从空间角度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皆显著.本文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居民消费水平稳定增长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广东省为例

根据金融深化理论,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门槛效应、缓解排除效应和减贫效应来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基于广东省20个市2013-2017年的数据测算泰尔指数,用以衡量收入差距,通过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 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     

共同富裕特征视域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及门槛效应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特征表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这对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实现城乡和区域资源优势互补具有重要意义。数字普惠金融的迅猛发展正好为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缩小城乡差距，破解城乡融合发展难题开辟了新路径、注入新动能。本文从数字普惠金融角度入手，从理论机制和实证检验两个层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以及如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面板回归和门槛检验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对城乡融合发展程度提高具有较强影响；当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从全国层面来看，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由弱变强，其对城乡融合发展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门槛特征，且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呈现出较强的空间异质性。     

农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

选取2009—202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借助门槛模型实证探析农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农业高质量发展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且该作用具有持续增强的动态规律特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促进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表现为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影响分别呈现出边际递增非线性、倒“U”型以及正向线性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公共财政支农偏向对农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关系的调节作用呈“N”型特征，数字农业生产力对二者的调节效应则呈倒“U”型特征。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路径研究——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证据

基于多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提升家庭消费水平，且对享乐型和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大于生存型消费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以金融素养、支付数字化、收入水平机制促进家庭生存型与发展型消费并降低享乐型消费。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东北地区、东中部地区家庭消费水平影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改善低、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且对农村地区的消费结构升级作用更为显著。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背景下，要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大力建设服务业消费市场，拓宽服务深度、提升服务质量，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数字普惠金融、夜间经济与家庭消费

挖掘居民消费潜力、提振消费信心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的移动支付和金融可得性对于消费的影响巨大且深远。本文在从理论层面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消费的机制路径基础上，将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三期微观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匹配，实证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家庭消费的经济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家庭消费总支出，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生活满意度、社会保障满意度、经济预期和经济现状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机制研究表明，夜间经济已成为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家庭消费的新机制，其具备的延时效应、协同效应和集聚效应对消费有着多重影响。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增强消费信心，不仅要挖掘数字技术在拓展消费场景、驱动供需匹配和支持夜间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信息红利，还应将有限的金融资源用于薄弱环节、重点领域和民生短板，更好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发挥好金融“活水”在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方面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与收入分配——基于中国城乡差异视角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在于其促进机会平等和收入分配公平.本文基于2011-2017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企业工商注册信息和居民收入差距的匹配数据,从城乡差异的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 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效应更大,从而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发现,激发农村居民创业是数字普惠金融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机制,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小微或劳动密集型创业.本文的结果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益贫性"特征,即无论是收入效应还是创业活动,农村居民均从中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红利.     

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作为经济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协同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通过协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水平、创新创业能力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协同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在空间效应下依旧成立。因此，建立区域金融发展协同机制，注重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作用有助于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收入水平与家庭负债

伴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经济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下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负债变化.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家庭负债水平和家庭债务杠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流动性约束、非理性支出和便捷化交易三条机制促进家庭债务规模和债务杠杆上升;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中对债务杠杆的提升幅度不一样,相比于高收入家庭,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债务杠杆的提升幅度更明显.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如何防范金融风险,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受教育水平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基于2014年、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对此,文章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积极效应,主要包括覆盖广度和发展(使用)深度,且进一步考察户主受教育水平可能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其中一级维度指标发展深度对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更加显著、稳定;但户主受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与预期并不完全一致,其仅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深度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中起着显著调节作用。相关结论有助于厘清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家庭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与实施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民营企业成长

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民营企业成长进而实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本文基于2011—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541家创业板上市民营企业的匹配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企业成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有效促进民营企业成长；分指数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支付便利性，进而促进民营企业成长。经过一系列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促进民营企业成长。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东部地区、非制造业民营企业和中小微民营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支付便利性两个渠道发挥作用。对于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民营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这一个渠道发挥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非制造业民营企业成长的边际效应大于制造业民营企业，对中小微民营企业成长的边际效应大于大型民营企业。本文为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对于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农村家庭财富差距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和推动乡村振兴是二十大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用分位回归方法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家庭财富,有助于缩小家庭财富差距。随着家庭财富由低到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不同财富家庭总资产的正向影响由大到小。由于不同财富家庭的负债结构差异较大,随着财富由低到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净资产的影响则由小到大。夏普里值分解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财富差距的贡献度近三分之一。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低收入家庭和低教育水平家庭财富的正向作用更强,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村家庭特别是低财富家庭的创业行为,而创业对于最低财富组家庭资产的正向刺激作用最强;受流动性约束可能性越大的低财富家庭,越能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中获益。因而进一步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缩小农村家庭财富差距。本文的研究说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探索农民致富路径和推进乡村振兴有积极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社会信任——基于经济公平和机会公平的双视角

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基于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社会信任水平，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凭借“普”“惠”的特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缩小收入差距(经济公平)、释放发展机会(机会公平)促进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居民及农村地区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男性、学历高、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居民在使用数字普惠金融过程中受益更多。因此，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提升当前普遍较低的社会信任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何以驱动企业实质性创新——传导机制及异质性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对微观企业创新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在科技创新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主要着眼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机制及企业异质性差异，通过以创新程度较高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结果显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实质性创新，且发挥促进作用的主要是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第二，研发投入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关系中发挥着完全中介效应；第三，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差异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这种正向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小规模企业中比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明显，在非国有企业中比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山东省17个地市的实证分析

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相结合产生的数字普惠金融越来越成为助推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选取2011—2020年山东省所辖17个地市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根据GDP水平、人口密度等指标将山东省划为A、B两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山东省各地市的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的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存在一定的“马太效应”,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