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出口、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

本文首先基于知识产权保护这一视角从理论上研究了服务贸易出口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且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服务业出口部门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溢出效应以及由此分解而来的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随后基于90个国家1998—2007年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1)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口部门比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出口部门更加能够通过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2)相比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出口部门而言,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易于强化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口部门的要素配置效应,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够完善,这些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的要素配置效应未能得到强化;(3)不管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均强化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口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     

区域贸易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文章构建四地区六部门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利用2000—2007年中国区域投入产出表,对中国区域及对外贸易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对外贸易结构变动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但其影响在下降,区域贸易结构变动分别对2000年和2007年中国GDP贡献了约8个和14个百分点;对外贸易结构变动对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较为有利,却放缓对中部经济的影响;区域贸易结构变动在2000年和2007年对农业、采掘业、重工业、服务业的影响保持一致,两者同时变动则加大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区域贸易结构及对外贸易结构变动对各地区各产业部门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稍有差异。     

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不确定因素测量及其作用研究——基于中国农村省级面板数据的验证

科学、准确测量不确定性及其对消费的影响,对于解决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问题意义重大。本文以心理偏差率为代理变量比较分析了中东西部地区不确定性差异,以心理偏差为代理变量实证分析了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程度及地区差异。结果显示:(1)东中西部省份心理偏差率都围绕零值上下波动,且波动趋势大体相同,但西部省份的波动幅度略高于其它地区;(2)不确定性对西部省份的影响最大,对东部省份和中部省份的影响大体相当。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异及其收敛性

劳动生产率是衡量服务业增长质量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本文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1978～2006年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异现状,并采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考察了其收敛性。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呈稳定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则基本无差异,且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2)在分别考虑了截距项、时间趋势、时间特殊效应、省份特殊效应、省份时间效应与序列相关等因素的影响后,我国各省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异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内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均存在条件性β收敛。     

货币升值的后果——基于中国经济特征事实的理论框架

本文在一个贸易品/非贸易品两部门模型中,讨论了真实汇率外生条件下部门之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对产业结构与贸易余额的影响。我们发现,在保持名义有效汇率固定与国内物价水平稳定的货币政策组合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贸易品部门相对非贸易品部门更快的全要素生产率进步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增长,还会造成(1)工业/服务业产业结构扭曲;(2)贸易顺差扩大;(3)工资水平下降,并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4)工资下降与利润率上升,收入分配恶化。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民币汇率水平调整与非贸易品部门市场化改革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中国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研究

城市化与服务业存在密切关系,通过构建两者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1-2009年中国各地区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协调程度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但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协调度来看,各地区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优质协调的省份和严重失调的省份都较少,轻度失调和基本协调的省份较多;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来看,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中国国内贸易成本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内地1994 ～2010年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价格指数法对中国国内贸易成本进行测算,并对四个贸易区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国内贸易成本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存在必然关系;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显著提高了运输效率,降低国内贸易成本,但仍存在公路高昂收费问题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对外开放会大大限制了地方政府的保护行为;东部和南部贸易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对国内贸易成本具有正向影响,地方保护对贸易成本影响较低;西北贸易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未能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地方政府保护较为严重.     

扩展引力模型下中澳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分析

近年来,中国与澳大利亚两国贸易往来日益密切,服务贸易迅速发展,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也不断提高.本文基于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衡量产业内贸易水平的相关指数对中澳服务业各部门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了度量,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经验分析,最后给出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研究发现,动态测算结果显示中澳间的服务贸易总体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则以水平型为主;中澳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总体水平受消费需求差异、研发投入、对外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差异的影响较大,而从分部门来看,消费需求差异、两国的对外开放程度、研发投入、货物贸易密集度和产业结构差异对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影响,且各因素的影响方向略有不同.     

经济发展、进出口贸易与水污染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长江流域省级数据的面板计量分析

选取2004—2014年中国长江流域10个主要省份的面板数据,依托EKC曲线理论和"污染天堂"假说,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探讨经济发展、进出口贸易和水污染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结构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有利于减缓长江流域主要省份的水环境污染状况;(2)"污染天堂"假说在长江下游地区不成立,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水污染问题,长江上、中游地区"污染天堂"假说成立,进出口贸易会导致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水环境遭到破坏,加剧水污染问题;(3)长江流域主要省份水环境污染随经济发展呈倒"U"型轨迹,存在EKC曲线。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国民幸福变化与区域差异比较

国民收入的区域差异与幸福感的变化在中国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wor l d val ue sur vey)的五次数据,文章重新考察了人均国民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阐述了收入之外其它因素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从1990年到现在,中国居民的幸福感先降后升并且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2)不同省份的水平比较显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没有明显的正向关系,许多贫穷的省份反倒有相对较高的生活满意度,而一些富裕的省份幸福感很低;(3)不同区域的垂直比较发现,幸福感指数的变化总体上与国家幸福指数有相同的趋势,但不同的地区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产生了一定的差异;(4)中国的"收入——幸福悖论"需要纳入非收入因素,才能合理地解释不同省份和区域的幸福感变化趋势与差异。     

城市群落崛起、经济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圈的分析

本文选取2002～2007年中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圈所涉及省份地区的县市数据对经济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取决于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集聚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将随着制造业与服务业比值的增加而逐渐降低;另一方面,随着制造业与服务业比值的增加,经济集聚对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将占主导,从而有利于技术的进步;当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比值处于一定区间时,经济集聚不仅有利于技术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技术的进步。     

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发展差异:基于贸易开放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85-2013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对我国地方政府竞争、贸易开放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和短期波动影响作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就全国而言,长期内地方政府竞争和贸易开放均显著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贸易开放的中介效应显著;东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竞争、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东中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促进经济增长程度大于贸易开放,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情况与全国不同,地方政府竞争显著抑制经济增长,贸易开放则影响不显著。人力资本积累、固定资本存量增长均有助于整体经济发展,政府经济参与度增加则抑制经济增长。最后论文就其原因和政策含义进行阐述。     

地区环境规制政策为何趋异?——来自省际贸易成本的新解释

本文通过引入企业异质性假设并构建一个区域环境规制的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考察了在"为增长而竞争"的制度背景下省际贸易成本降低对区域环境规制力度差异的影响,并基于1998~2013年中国"省份-省份"地区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在现行体制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必然会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政策差异;(2)随着地区间贸易成本逐渐减低,发达地区会采取更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欠发达地区则会采取更为宽松的环境保护政策,地区间的环境规制政策差异会扩大;(3)环境规制竞争政策存在着显著的俱乐部效应。要改变这一困局,则要从根本上改变以增长竞争为核心的官员考核体系,并加快推进环境保护系统的垂直化管理。     

贸易开放、人口规模与中国地方政府规模：驱动还是补偿*

针对贸易开放、人口规模和中国地方政府规模之间联系究竟是驱动促成还是补偿所致的争论，本文基于中国29个省份1978—2013年三个维度样本数据，首先考察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地方政府规模具有正向影响，人口规模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不确定，人口规模对贸易开放存在正向影响。采用多种内生性处理方法的估计表明，贸易开放对地方政府规模的正向影响是因果性的。上述结论在不同的估计方法、数据类型、模型设定下均十分稳健。人口规模并未在贸易开放与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正向联系中起到居间驱动作用，贸易开放基于风险补偿机制直接推动了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不断膨胀。因此，伴随“一带一路”的有序推进，适度提高地方政府在民生领域的支出规模可能势在必行。     

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结构效应——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快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03-2013年25个省份面板数据对全国和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结构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结构的改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规模较小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从区域差异来看,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结构效应最为明显.     

交通基础设施、地方保护与中国国内贸易成本

采用1994-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基于FGLS模型考察了中国国内贸易成本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大多数省份的市场一体化程度都有了较大程度提升,开展国内贸易的成本逐步下降;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显著降低了空间距离所带来的地理阻隔,但不同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不同,铁路网密度的提高显著降低了贸易成本,但公路网密度的提高却未能有效降低贸易成本;地方政府保护仍是影响中国国内贸易成本的重要因素。     

中国能源利用的经济效率、环境绩效与节能减排潜力

本文采用全要素方法,将环境污染(二氧化碳排放和二氧化硫排放)作为能源利用经济产出的环境成本纳入研究框架,运用2000～200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选取基于投入导向的CCR-DEA模型,测算了中国29个省份能源利用的经济效率并度量了其环境绩效,在此基础上计算得到中国各省份的节能减排潜力;分析了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之间的效率差异并采用Tobit模型检验了中国节能减排能力的影响因素。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1)当前中国能源利用的经济效率及其环境绩效整体水平都偏低,尚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2)中国各省份、三大地区的能效及其环境绩效发展都显著不平衡,节能减排潜力巨大;(3)经济发展水平对一个地区的节能减排能力有显著影响,而促进技术进步、优化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是当前提升中国节能减排能力的主要途径。     

产权制度、人力资本对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影响——以湖南省为例

采用SFA方法测度了2002～2011年期间湖南省各市州服务业技术效率,并进一步分析了产权制度、人力资本存量及其结构等因素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湖南省各州市服务业技术效率总体呈改善趋势,但仍不够理想且地区间差异较为明显;非国有经济比重与技术效率呈正相关关系;整体人力资本存量对技术效率存在积极影响但强度不大;大专及以上受教育部分的人力资本对技术效率有更明显的促进效果.研究结果可为地方政府及服务业协调管理部门改善相关管理措施提供借鉴和参考.     

市场歧视、区际边界效应与经济增长

跨区域商品价格差被认为是研究国内区际贸易的有效替代指标,文章首先以我国12个样本城市六大类商品价格为考察对象,经回归分析认为:除了距离等控制因素外,"樊纲指数"和"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较好地解释了我国六大类商品价格偏差的边界效应,说明市场化进程落后的地区更可能筑起商品贸易的政策壁垒,而具有"父爱"意识的政府在高财政支出比率情形下更有能力实施保护战略,从而验证了文章的边界效应假说.实证分析还获取了两个层次的边界效应(包括品类边界效应和省份边界效应),并作为市场一体化指标被纳入文章的经济增长方程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地方保护壁垒造成的省份市场分割,影响到保护战略实施省份的自身经济绩效.     

人口老龄化将降低服务业生产效率吗?——基于1993-2014年我国省际人均GDP的门限模型

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与服务业发展滞后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两大难题,人口老龄化会进一步降低我国的服务业生产效率吗?为了回答该问题,本文采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中国各省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在线性回归的基础上通过工具变量法,结合我国199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显著性更强。基于该结论,本文进一步构建双重门限模型,采用人均GDP作为门限变量,测算出人口老龄化影响服务业生产效率的门槛水平。门限模型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基于人均GDP的显著区间效应,当人均GDP低于第一个门槛值(5.781)和高于第二个门槛值(6.428)时,人口老龄化都将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后者的负向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