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产业结构变化与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shift-share分析法的实证研究

在估算三次产业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湖北省1978～1989年、1990～2010年两个阶段生产要素构成变化和产业结构变化趋势以及三次产业中劳动力和资本两大生产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并应用shift-share分析法对湖北省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分解,发现劳动力在1978～1989年和1990～2010年一直符合"结构红利假说",而资本则在长期不符"结构红利假说",存在"结构负利"。本文对"结构红利假说"分析方法进行了拓展,动态分析各效应与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     

中国产业结构演进中存在“结构红利”吗——基于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采用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分析中国三次产业和工业产业内部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在行业间的配置情况,以确定在三次产业与工业内部劳动和资本转移中是否存在"结构红利"现象。结果表明:三次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要素流动存在阶段性的"结构红利"现象;工业内部结构变迁过程中要素流动存在"结构负利"现象。综合来看,劳动从第一产业流向二、三产业,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资本向第二产业中生产率较低的行业流动,降低了工业内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要素流动与生产率增长研究——对广东省“空间结构红利假说”的实证分析

在采用"永续盘存法"估计广东省三次产业和各市资本存量的基础上,利用"偏离—份额法"分解了广东省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并发现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劳动力的结构效应,尤其是静态转移效应;而内部增长效应在多数阶段都产生了较大的抑制作用。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所带来的不管是产业结构还是空间结构的改变都表现出了"结构红利"现象,而资本表现出的"结构红利"不明显,甚至还产生了"结构负利"。     

中国区域要素替代弹性变迁及其增长效应——基于异质劳动视角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

文章采用1996-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区域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从劳动异质性视角拓展要素替代弹性分析;并首次联合运用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从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过程分析来揭示要素替代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尽管三大区域各自的要素替代弹性变化显著不同,但要素替代弹性的增长效应却彼此具有一致性.其中,东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明显地存在着0.805的增长门槛,只有西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越过了门槛值,与区域增长具有尚不显著的正相关性而支持德拉格兰德维尔假说;三大区域的资本-技能互补性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都不明显;劳动-技能替代弹性则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增长效应,显示出各区域存在着人力资本红利.值得注意的是,与均衡增长路径上"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提高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德拉格兰德维尔假说不同,在考虑劳动异质性和技术非效率的前提下,中国地区增长更支持"劳动-技能替代弹性提高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文章为甄别新常态下的区域增长潜力转变、剖析要素匹配合理性及产业结构调整可行性奠定基础.     

工业结构变化与结构效应分析——以宁夏为例

工业化过程中,资源要素在产业之间重新配置导致的工业结构变动是总体增长的一个重要因子。因此按照要素密集度界定产业类型,并对工业结构效应进行研究更加具有意义。笔者以宁夏1997年～2008年工业行业数据为分析基础,对工业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发现生产效率的提升主要来自于产业内增长效应,结构转移效应虽然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其贡献并不显著,甚至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分解效应对不同产业类型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各异,不同产业类型对总体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也有着显著差异。劳动密集型产业及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产业类型对整个工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增长起着主要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主要来自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证研究——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

在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背景下,文章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结构化,实证研究了微观要素结构、中观产业结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产业生产率的提高,要素结构效应作用不明显,产业结构阻碍了经济增长。转变产业发展方式要稳步提升产业技术水平,着重强调要素结构效应,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以通过要素的有效配置和结构的调整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     

进口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考察。从短期的角度来看,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这三个因素。从长期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则主要依赖于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素供给的增加包括资本和劳动供给的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包括产业结构优化、规模经济、制度创新、知识进步等,     

要素结构变迁对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技术进步偏态的视角

技术进步向来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关注的焦点,但文献普遍忽视技术进步方向和要素结构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其中产业技术进步方向更是本领域的研究空白。文章通过CES生产函数,采用三方程标准化系统法测算我国产业技术进步偏向性,并考察技术进步偏态下要素结构变迁及其对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结果发现:(1)我国各产业技术进步都呈偏向特征,要素禀赋不同引致技术进步方向呈阶段性变化趋势和产业差异,金融业与其他产业资本和劳动偏向交替变化特征不同,技术进步总体呈现劳动偏向性。(2)产业要素结构变化趋势及其动力来源差异明显,其中产业资本投资结构变动更多源于投资效益的变化,劳动力结构变动则主要来自投入效益和产业结构的共同作用。(3)将技术进步偏向性和要素结构对要素边际生产率的交互作用分解后发现,各产业资本与劳动相对边际生产率都在下降,这主要归因于要素结构效应的下降,且除金融业外,其他产业技术进步偏向性都具有提升资本与劳动相对边际生产率的作用。     

人口红利的生发机制与深度开发研究——基于人的生产性视角

在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依赖生产型人口占比上升以获取人口红利的传统模式已难以为继。基于人的生产性视角,通过对经济增长来源的分解发现,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具有"摊薄"效应和"配比"效应。提升人力资本和劳动参与率会削弱"摊薄"效应,改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和适配度会增强"配比"效应,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人口红利深度开发的路径。据此文章提出了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教育水平、优化教育结构、改善劳动力健康状况、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和提高劳动参与率等对策建议。     

中国工业结构变化与技术进步率增长研究——对中国1985-2009年工业“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

要素流动推动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且影响着技术进步水平的增长。在估计37个行业的技术进步与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偏离-份额法分析了工业结构变化的技术进步率增长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各行业之间的技术进步率在不断改善,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较明显倾向于第二、三类产业;资本要素对技术进步率增长的贡献主要来源于内部增长效应;劳动力变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较大,但是主要依靠内部增长效应来促进技术进步率的增长,其中劳动力的流动对第三类产业具有显著的"结构红利"。     

鲍莫尔假说与中国劳动力流动——一个多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

本文从鲍莫尔的成本病说起,建立了一个多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首先从理论上通过模型推导出劳动力产业间流动的决定因素,然后利用协整方程解释了我国各产业间劳动力流动的机理和结构偏离问题。通过对我国1978-200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三次产业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最高的是第一产业,其次是第三产业。相对于平均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会引起各产业就业份额减少;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提高会导致第一次产业就业份额增长率的降低和二、三次产业就业份额增长率上升。第三产业的资本劳动比的增长最快。资本劳动比的增长对就业份额影响最大的是第二产业。资本劳动比每增加1%,将会使第二产业就业份额下降约0.44个百分点。     

基于“索洛余值法”测算湖北TFP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在当前市场体制下,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逐渐由资本、劳动等物质要素转向以技术为代表的综合要素生产率（TFP）因素,资本与劳动之外的综合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成为判定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指标之一,特别是中国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Point）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综合要素生产率取代投入成为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显得尤为重要。根据湖北省近年来相关经济数据,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和索洛余值计算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终就如何进一步提高湖北省的综合要素生产率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变迁：2000—2019

厘清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培育和壮大发展新动能,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基于行业视角的增长核算框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分析发现,考察期内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8.99%,三次产业的增长贡献占比分别为4.63%、46.32%和49.05%,其中又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从要素贡献视角看,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贡献占比分别为60.52%、15.17%和24.31%,资本（尤其是传统资本）驱动型增长模式面临资本投入和资本贡献双重下降的挑战,劳动投入质量提升有望提高劳动要素的增长贡献。伴随着新旧动能转换和数字化转型的快速推进,资本要素中新型资本规模不断扩大,数字经济与新经济相关行业产出快速增长但TFP增长相对有限。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实现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变革,应进一步挖掘资本与劳动要素的增长潜力,大力提升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巩固深化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持续壮大新经济产业规模。     

高新技术产业对区域经济的作用分析

正在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及产业结构优化的共同推动下,当代经济正发生深刻的变化,增加资本的形成、增加劳动投入、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培育人力资本以及推动制度变革,这些要素都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区域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的:一种是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加产值;另一种是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组合价值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增长。高新技术产业就是通过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要素,对区域经济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效应,从而有力地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一、高新技术产业对生产要素的影响高技术产业对生产要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各要素边际生产率的影响上,高新技术产业不仅可以促进生产要素自身技术结构由低素质向高素质转化,而且可以促     

日本经济的增长与波动:1951-2002

1951-2002年的52年中,日本经济的增长与波动可明显地划分为三个阶段:高速增长期、平稳增长期和"失去的10年"或低速增长阶段,即出现了两次大的转折.运用增长会计的方法,从生产要素投入的供给可以解释由于劳动、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下降,导致了经济增长的两次大的转折.2003年以来日本经济开始全面复苏,步入新一轮的景气循环之中.     

人口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变化趋势--基于1978#1#2014年时间序列数据分析

文章运用1978—2014年期间的时间系列数据研究表明,尽管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增长初期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具有边际递减效应,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弱,甚至会完全消失;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负作用,但其负作用还是相对有限的。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目前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不是人口红利消失以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而是还未能成功从物质资本推动型转为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型,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过低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     

承接产业转移与省域产业结构调整——基于资本要素的分析

从资本要素视角分析,承接产业转移可以增加省域资本存量、改善省域资本增量结构、激发省域内部投资,从而对省域经济具有资本形成效应.承接产业转移的这种作用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促进了省域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因此,在产业转移迅速发展的大浪潮中,中国省域为了加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步伐,进而促进其经济增长,必须进一步扩大承接产业转移的规模.     

中国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比较分析

本文测算了1979—2007年中国三次产业历年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并对三次产业间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质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三次产业TFP存在差异。并通过资源再配置效率(TRE)模型测算历年来产业结构变动的效率,分析中国产业间要素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较高,资源配置效率趋势为正,应把服务业作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     

资本重置、地区利益再分配与产业转移

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与承接是推动我国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资本要素在一国内部的空间流动与配置,是实现产业转移和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的重要途径。由市场主导的资本流动决定了资本自西向东的空间布局,而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区域市场自由度、资本利润率的区域差异等因素进一步巩固了资本流动的这一特征,导致资本流动与产业转移大背景下劳动力要素自东向西的相反回流趋向。资本流动和劳动要素流动在空间上的错置,严重削弱了产业转移的经济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在中西部劳动力工资上行压力、资本投入缺乏效率、承接地政府之间的竞争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进一步被强化。要想提高产业转移效率,实现区域均衡增长,必须改善资本要素的空间布局。     

ICT与中国经济增长:资本深化、技术外溢及其贡献

目前,信息通信技术已被视为一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和"互联网+"的支柱性产业,有望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信息通信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主要体现在资本深化效应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两方面.本文将系统构建涉及信息通信技术资本的经济增长相关核算数据,同时,利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建立信息通信技术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模型,并将其扩展为合乎中国国情的分析框架,以此测算信息通信技术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信息通信技术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结论表明,1987—2010年信息通信技术资本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大,而信息通信技术的技术外溢效应对经济增长贡献极大.可见,对中国这样技术后发的国家而言,"推广信息通信技术"比"发展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本身"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