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演进中存在“结构红利”吗——基于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采用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分析中国三次产业和工业产业内部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在行业间的配置情况,以确定在三次产业与工业内部劳动和资本转移中是否存在"结构红利"现象。结果表明:三次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要素流动存在阶段性的"结构红利"现象;工业内部结构变迁过程中要素流动存在"结构负利"现象。综合来看,劳动从第一产业流向二、三产业,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资本向第二产业中生产率较低的行业流动,降低了工业内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中国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比较分析

本文测算了1979—2007年中国三次产业历年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并对三次产业间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质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三次产业TFP存在差异。并通过资源再配置效率(TRE)模型测算历年来产业结构变动的效率,分析中国产业间要素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较高,资源配置效率趋势为正,应把服务业作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     

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

本文在重新估算1978～2011年中国30个省区市资本、劳动与实际产出数据的基础上,采用了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各省区市各年度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各年度资本与劳动要素份额等变量及其变化情况,并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各阶段TFP增长及其子项目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TF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及经济波动的相关性。研究发现,1979～2011年期间,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主要作用的是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的恶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着抑制作用,技术进步是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中、西部相对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相对东部地区的持续恶化,是导致中、西部与东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随着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增大,许多地区的TFP增长率甚至绝对水平下降,特别是纯技术效率恶化,经济增长日益依靠不断扩大的资本投入。TFP增长的波动与GDP的波动高度相关。而TFP增长的长期趋势与资本增长率的长期趋互补,分别与GDP的长期趋势即潜在增长率保持一定程度的相关性。由于2008年以来,许多省份的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弱,只有不断通过制度改革、技术研发等方式提升技术水平。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升TFP增长水平,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中的产业结构变迁与生产率差异

本文利用“份额转换”和方差分解的方法衡量我国产业结构差异和地区生产率差异在1985 -2008之间每一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变化趋势;之后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地区间劳动力要素生产率差异形成的原因.结果表明:地区间产业生产率的差距在区域经济差异形成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而地区间产.业结构的差异对区域经济差异影响较小;2005年后地区间第二产业生产率的差异是地区间生产率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而1994 -2005年期间主要是第三产业生产率的差异所引起.此外,人均资本投入增加、技术进步均能有效地提高劳动力要素生产率;地区间人均资本存量的差异是劳动力生产率差距的关键,技术效率的差距对劳动力生产率差异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中国高技术产业存在“结构红利假说”吗？

描述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结构、要素生产率及其演进情况，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方法解构要素生产率增长，分别检验了生产要素跨行业、跨省区和跨所有制流动对生产率增长带来的结构性贡献。研究发现，劳动力和资本跨行业流动均产生了“结构红利”；劳动力和资本跨省区流动均产生了“结构负利”；劳动力跨所有制流动产生了微弱的“结构红利”，资本跨所有制流动产生了“结构负利”。“结构负利”的产生具有如下启示：合理减少行政干预，释放高技术产业生产要素流动活力，破除高技术产业融资的地域与所有制歧视，逐步建立统一的高技术产业劳动力市场。     

中国工业结构变化与技术进步率增长研究——对中国1985—2009年工业“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

要素流动推动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且影响着技术进步水平的增长。在估计37个行业的技术进步与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偏离一份额法分析了工业结构变化的技术进步率增长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各行业之间的技术进步率在不断改善,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较明显倾向于第二、三类产业;资本要素对技术进步率增长的贡献主要来源于内部增长效应;劳动力变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较大,但是主要依靠内部增长效应来促进技术进步率的增长,其中劳动力的流动对第三类产业具有显著的“结构红利”。     

中国工业结构变化与技术进步率增长研究——对中国1985-2009年工业“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

要素流动推动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且影响着技术进步水平的增长。在估计37个行业的技术进步与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偏离-份额法分析了工业结构变化的技术进步率增长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各行业之间的技术进步率在不断改善,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较明显倾向于第二、三类产业;资本要素对技术进步率增长的贡献主要来源于内部增长效应;劳动力变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较大,但是主要依靠内部增长效应来促进技术进步率的增长,其中劳动力的流动对第三类产业具有显著的"结构红利"。     

要素转移、产业结构演进与海南生产率增长研究——1993年海南房地产泡沫前后期"结构红利假说"比较实证研究

本文以1993年房地产泡沫破灭为界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海南经济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估算三次产业增加值中的资本和劳动份额,比较分析两阶段生产要素转移与产业结构演进关系、三次产业生产率差异、产业结构生产率增长效应。主要结论如下:海南三次产业资本存量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均具有单调性;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内部增长效应;劳动要素转移"结构红利假说"一直成立,而资本要素转移"结构红利假说"只在前期成立,1993年房地产泡沫对海南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我国信息资源产业及其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信息资源产业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以及扩大就业具有重大的意义。笔者运用索洛余值法测算了1990年～2010年间我国信息资源产业及其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信息资源产业及其分行业的贡献率较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2002年前且呈快速增长趋势,2002年后呈震荡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是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快速增长没能带动产出的同步增长。     

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效率研究:1978-2000

利用索洛模型法估算出我国1978-201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并依据估算结果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动因作简要分析,以考察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效率。分析结果表明,1978年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卓有成效,技术进步效率为经济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其在总产出中的贡献率为32。96%,仅次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劳动投入贡献率高。另外,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适中,这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较为适应,符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规律。     

湖北产业结构变化与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shift-share分析法的实证研究

在估算三次产业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湖北省1978～1989年、1990～2010年两个阶段生产要素构成变化和产业结构变化趋势以及三次产业中劳动力和资本两大生产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并应用shift-share分析法对湖北省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分解,发现劳动力在1978～1989年和1990～2010年一直符合"结构红利假说",而资本则在长期不符"结构红利假说",存在"结构负利"。本文对"结构红利假说"分析方法进行了拓展,动态分析各效应与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     

体制转型期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驱动力及摩擦力

本文以1978~2012年间我国双重转型为背景,研究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国有部门规模及劳动力流动成本对我国经济结构变迁的影响。通过对所建立的三部门模型进行一系列的反事实实验得到以下结论:在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影响劳动力再分配的力度最大,它对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力份额变化的解释程度分别为34.7%、24.7%和6.9%;其次,国有部门的规模缩小对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力份额变化的解释程度分别为10.7%、19.2%和14.9%;劳动力流动摩擦在一定程度上能减缓我国经济结构变迁的进程,但力度并不大。     

"金砖四国"经济增长源泉比较研究

通过使用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和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对金砖四国1990-2004年的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解,并且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分解为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变化率两部分。经过研究得出结论: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投入在金砖四国各个国家经济增长中都处于重要的地位;金砖四国各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率各有特点。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变迁：2000—2019

厘清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培育和壮大发展新动能,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基于行业视角的增长核算框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分析发现,考察期内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8.99%,三次产业的增长贡献占比分别为4.63%、46.32%和49.05%,其中又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从要素贡献视角看,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贡献占比分别为60.52%、15.17%和24.31%,资本（尤其是传统资本）驱动型增长模式面临资本投入和资本贡献双重下降的挑战,劳动投入质量提升有望提高劳动要素的增长贡献。伴随着新旧动能转换和数字化转型的快速推进,资本要素中新型资本规模不断扩大,数字经济与新经济相关行业产出快速增长但TFP增长相对有限。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实现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变革,应进一步挖掘资本与劳动要素的增长潜力,大力提升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巩固深化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持续壮大新经济产业规模。     

中美生产率比较

<正> 一、1952—1979年中美生产率的比较从经济学意义讲,经济增长来源于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的增加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目前尚缺乏更有效的方法来度量技术进步作用的情况下,一般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等价于技术进步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生产函数理论中被定义为产出增长率与各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加权和的差。我们采用美国哈佛大学乔根森(D.W.Jorgeusou)教授提供的方法论并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对1952—1990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和生产率变化进行了测算。我们对中国总量生产函数取为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即产出是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时间的超越对数型函数。因此本文给出的有关增长率或指数均系超越对数型。美国方面的数据则来自于乔根     

要素流动与生产率增长研究——对广东省“空间结构红利假说”的实证分析

在采用"永续盘存法"估计广东省三次产业和各市资本存量的基础上,利用"偏离—份额法"分解了广东省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并发现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劳动力的结构效应,尤其是静态转移效应;而内部增长效应在多数阶段都产生了较大的抑制作用。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所带来的不管是产业结构还是空间结构的改变都表现出了"结构红利"现象,而资本表现出的"结构红利"不明显,甚至还产生了"结构负利"。     

经济开放与中国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利用2001～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经济开放对我国地区间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在不考虑劳动力流动的条件下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人力资本、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在进出口中对收入差距影响不同,S-S理论在中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研发投入结构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基于河北省的实证分析

运用2003—2016年河北省数据,分析各主体R&D投入结构,估算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对R&D投入结构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工业企业经费和人员在整体R&D投入占比最大,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占比小且逐年下降。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波动较大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工业企业和科研机构R&D资本投入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起促进作用,其促进作用从第2年显现,科研机构R&D资本投入的影响滞后三年仍比较明显,高等院校资本投入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起到负向作用,但影响逐年减弱。各主体R&D劳动力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各时间点模型整体回归效果一般,但可靠程度会随着时间升高。滞后两年,工业企业、高等院校R&D劳动力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微弱的负影响。科研机构和其他主体R&D劳动力投入中均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影响。为进一步提高河北省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应引导企业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的作用、加大科研成果转化力度和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与激励。     

效率增进、技术进步及高技术产业经济的动态增长——基于随机前沿模型

基于随机前沿模型(SFA),测算了1997—2008年我国30个省级地区高技术产业相对技术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研究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效率总体水平不高;区域效率差异显著,东部地区相对技术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样本期间内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波幅不大,增长趋势尚不明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根本动因在于技术效率,高技术产业仍不具有规模经济性。     

污染产业转移对于中国西部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为了研究污染产业转移与中国西部地区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文章首先基于考虑环境因素的Malmquist-Luenberger(ML)指数测算了2003—2015年中国西部11个省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情况,随后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污染产业转移以及其他因素对于西部地区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情况。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中国西部地区工业行业全要素增长率呈现递增趋势,但各个省份工业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技术进步是推动工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忽视环境因素低估了西部地区工业行业生产率的增长率。另外,污染产业转移促进了西部地区工业行业生产率的增长,环境治理投资、研发投入与西部地区工业生产率显著正相关,对外直接投资、国有企业占比与西部地区工业生产率显著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