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的历史经验与生态化转型

本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国民经济五个阶段的贫困原因与减贫经验,认为贫困是内生于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因制度收益与制度成本不对称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中国政府对不同发展阶段造成的发展不平衡以举国体制进行内部化处理,实现了一定历史阶段制度成本和制度收益的相对均衡,形成了结合中国自身制度优势的特殊减贫经验.其间,在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和21世纪前二十年中国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减贫成效,主要得益于三次城乡融合释放的农村要素给农民带来的现金收益和财产性收益.因此,在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期,更要通过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转变为生态扶贫,大力推动新时期的城乡有序融合,通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制度创新与社会化业态创新激活农村地区大量沉睡的生态资源资产,构建生态化扶贫的长效机制,以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     

生态文明建设视阈下绿色减贫模式研究——以河南省淅川县为例

绿色减贫作为一种将生态保护与贫困人口脱贫攻坚相结合的新型减贫模式,以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精准脱贫全过程,实现脱贫攻坚和生态文明建设有机融合,为解决生态脆弱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指明了方向。河南省淅川县立足秦巴山区生态功能区与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区特殊县情,秉承"生态立县,绿色脱贫"的理念,通过发展绿色扶贫产业实现了脱贫增收的目标,探索出"短中长"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减贫模式,为贫困地区绿色减贫思想提供了经验支持,也为绿色减贫实践提供了借鉴模式。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农村减贫——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增长与减贫关系问题上,大量的实证研究仅仅用经济增长以及伴随增长过程的收入分配状态作为解释变量,其结论与现实的契合性不够稳定。通过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产业结构、农业生产条件、农业扶贫与发展政策等关键性的中间变量,并采用跨越"八七扶贫攻坚"期间和新世纪"农村扶贫开发"两个发展时期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表明经济增长在农村减贫中具有重要地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与现有的大量实证研究结论不同,本研究表明不同产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农村减贫的影响是不同的,三次产业发展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逆转。因此,新时期反贫困战略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     

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及对策建议

决胜全面小康、打赢脱贫攻坚战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面对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致贫原因复杂、发展能力弱、减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等严峻挑战,如何把握精准扶贫的内在悖论和执行偏差,找准当前脱贫攻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成因,并在借鉴其他地区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创新思路、完善机制、优化政策,是当下亟待破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产业扶贫的生态风险及化解路径——来自江西的实践经验

产业扶贫是我国扶贫减贫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其带来的潜在生态风险却不容忽视。如何协调和平衡产业扶贫与生态风险之间的关系,是理论界和实践界长期探索的重要课题。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江西省,多年来致力于将生态产业融入扶贫攻坚的实践与探索,成功防范和化解了产业扶贫的生态风险,形成了以构筑制度框架、发展生态产业、科技下沉基层、理顺利益机制、强化考核监督为特色的江西经验,并在突出党建引领、坚守红线思维、构筑产业体系、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工作落实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示范。总结和推广这些经验,为全国其他类似地区化解生态风险、打赢新时代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价值。     

绿色减贫:脱贫攻坚战的生态扶贫价值取向与实现路径——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二

该文立足于绿色发展的生态扶贫理念,分析了绿色减贫并对生态扶贫的研究动态进行了梳理。指出了传统生态扶贫发展进程还存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较为严峻、建构生态扶贫体系面临社会阻力、生态扶贫的整体运行机制亟待完善、加快贫困地区生态扶贫政策的顶层设计迫在眉睫等主要问题。从脱贫攻坚战的绿色减贫内涵和绿色减贫定位阐释了绿色减贫是脱贫攻坚战的价值取向,从构建脱贫攻坚战的绿色减贫体系和实现脱贫攻坚战的绿色减贫目标两个维度,提出了脱贫攻坚战进程中绿色减贫的实现路径。     

中国农軻扶贫的制度变迁、优化与创新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扶贫制度也与时俱进,历经了改革变迁与优化创新,就理论成果和实践效果而言,扶贫制度在我国开展反贫困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同时期的扶贫制度对减贫的效果不尽相同,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和发展进程,我国农村扶贫制度的变迁可以相应地划分为七大阶段,具体内容涉及:贫困区域判定的演变、贫困对象识别的优化、顶层设计规划的完善、扶贫主体类型的变化、资金注入方式的拓展、社会保障政策的补充、扶贫模式思路的创新等方面.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后扶贫"时代,农村扶贫制度需要不断创新、转型、升级,实现贫困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全民小康、共同富裕.     

后扶贫时代生态减贫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生态减贫是我国扶贫开发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实现了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推进，形成了由生态建设、生态产业、生态补偿和生态移民构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方案，开创了人类减贫事业的新形态。从绿色发展理念来看，生态减贫事业在治理预期、治理结构和治理策略等方面存在“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化风险，减贫致富与生态治理深度融合受阻。在取得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的后扶贫时代，生态减贫的现代化发展要基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实现，其路径包括发展理念的现代化、生态减贫法治体系建设的现代化和减贫治理主体能力的现代化。     

中国扶贫资金支出结构的动态减贫效果研究

文章从理论上总结扶贫资金支出对农村贫困的减贫效果,构建扶贫资金支出与农村贫困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扶贫资金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农村贫困深度、农村贫困强度具有正向减贫效果的研究假设,以宏观调查数据度量我国农村贫困程度,揭示我国农村贫困的变化趋势,并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对扶贫资金支出结构的动态减贫效果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扶贫专项贷款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具有正向减贫效果;以工代赈资金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农村贫困深度以及农村贫困强度具有正向减贫效果;扶贫发展资金对农村贫困深度具有正向减贫效果,而扶贫专项贷款对农村贫困强度的冲击则显示出负向减贫效果;扶贫发展资金对农村贫困强度具有显著负效应。据此,文章提出改善扶贫资金支出结构的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科技扶贫的经典案例与启示

科技引领创新,产业助力扶贫.消除贫困是世界范围内一个永恒而艰巨的话题.我国历时三十多年,为期五个阶段的持续不断的扶贫工作,使多地贫困百姓已基本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生存目标.农村贫困人口由改革开放前的近7亿减少为目前的4335多万人①,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是“中国奇迹”.而如何提升贫困地区百姓自我生存与发展能力,由“输血”变“造血”,做好科技扶贫的载体产业扶贫,进而实现扶贫产业的特色化、品质化、品牌化和效益化,是推进这些地区居民持续稳定地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因此,科技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手段,是“精准脱贫”的必然选择.明确科技扶贫的内涵,梳理我国科技扶贫的进展与成效、归纳总结经典产业扶贫的案例经验,是做好未来科技扶贫工作的关键.     

精准脱贫中财政政策的有效供给研究

随着我国进入"精准扶贫"的攻坚阶段,扶贫思路与方法不断创新与改进,有效的财政政策供给成为目前多维贫困视角下精准扶贫的重要保障。但这一过程仍面临一些困境,例如财政扶贫政策难以精准识别贫困户,财政扶贫项目与贫困户需求脱钩,财政扶贫资金使用不规范降低了减贫效应,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考核过于重视政绩。从有效财政政策供给视角看,应通过完善财政扶贫制度、调整财政扶贫项目、规范财政扶贫资金使用及构建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等途径实现精准脱贫。     

中国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制度分析——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中国消除绝对贫困是对世界发展的重大贡献。 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精准扶贫方略的施用, 但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功能发挥。(1) 制度取向是绝对贫困问题的综合施治与系统解决, 是短期纾困与长效赋能、政策兜底与内生脱贫的统一, 是普惠支持与精准施策的均衡。 (2) 制度建构逻辑是政府发挥战略先导作用与市场对发展脱贫渐进起决定作用的耦合互动。 中央统领与对口支援、 地方能动 “三位一体” 的举国扶贫体制, 从扶贫到脱贫的主体化、内生化发力, 从系统变革到微观干预的全方位帮扶, 从瞄准到施策、 赋能的一体化操作, 推动绝对贫困问题的超常规破解。 (3) 制度效能体现在脱贫退出的高质量、 长效性与内生动力上。 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政治保证的精准扶贫行动扭转了形式主义扶贫趋向, 相比其他国家取得了更全面、 彻底的脱贫成效。 贫困性质正发生新的变化, 防疫常态化带来新挑战, 消除剩余贫困, 提升脱贫质量、 管控返 输入为主的超常规减贫, 转为科技基建、 制度供给为主的乡村振兴与相对贫困管控, 实现贫困治理现代化。     

全面小康后云南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治理研究

自2014年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云南省取得了显著的脱贫成效,实现了绝对贫困人口的基本消除.2020年全面小康后,云南省即将面临相对贫困的治理问题.文章分析了云南农村相对贫困的总体趋势,通过调研发现治理的四大难点:产业扶贫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差,贫困地区的教育基础薄弱,农村贫困地区医疗保障能力不足,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问题,提出治理云南省农村相对贫困的可行路径为:优化产业扶贫的发展路径、强化对"扶智"的重视、增强基本医疗服务供给、构建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浅析精准扶贫背景下如何对西部地区进行生态扶贫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生态环境退化和经济落后是许多国家和地区面临亟需解决的两大难题,也是联合国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内容.能否将对经济贫困和生态贫困的治理结合起来,在现如今精准扶贫背景下提出生态扶贫的新举措,怎样以精准扶贫来带动生态挟贫,实现减贫脱贫目的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双赢”,是现如今西部地区面临的重要问题.[1]     

生态扶贫与生态振兴有机衔接的实践基础及现实路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实施的交汇期。生态环境保护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也是乡村振兴的长远举措,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生态环境保护就是两者相互衔接的关键点。在生态扶贫过程中,通过设立公益性环境管护岗位、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力发展农村生态产业以及推进适度规模的种养循环,为生态振兴积累了经验并打下了基础。但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生态扶贫依然存在资金短缺、生态增收能力受限、扶贫开发缺乏生态考量等问题。因此,要明确政府、农村企业、农民、非政府组织在促进生态扶贫和生态振兴的衔接中的各自责任,提升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合力。     

政策性排斥与中国农村长期贫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农村的反贫困工作,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现在已进入扶贫“攻坚”阶段。按照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的长期贫困这一概念(指有些人口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至少持续5年以上,虽经扶助也难以脱贫)的界定,中国当前农村的贫困基本上属于长期贫困。返贫作为当前中国农村贫困中非常突出的现实,本文也将其归于长期贫困。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1)脱贫者主要是依靠国家扶贫措施而脱贫,返贫者的脱贫时间很短,这一群体的大部分时间仍处于贫困之中;(2)从返贫者的人力资本存量等方面看,返贫者缺乏进一步的脱贫能力。     

贵州省产业扶贫研究

以扶贫攻坚角度来看,贵州省是全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省份,也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其脱贫成效不仅关系本省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更关乎着全面小康之大局。因此说,扶贫工作是贵州省重中之重。文章以贵州省产业扶贫为主线,针对当前贵州农村贫困现状、产业扶贫现状及其中存在的问题、扶贫模式等问题,结合贵州实际情况,提出贵州产业扶贫新思考。     

精准扶贫与农村低保制度的融合发展研究

精准扶贫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农村缓解贫困问题的两项重要社会政策。文章在对两项制度的政策内涵进行分析比较的基础之上,从社会发展的宏观层面和政策理论内涵的微观层面重点探讨精准扶贫与农村低保制度融合发展所带来的积极的反贫困效应。同时,通过对两项制度在具体实践中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探析,重点从三个方面对精准扶贫和农村低保制度在今后的融合发展的路径选择中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农村减贫政策的瞄准精度和效果研究

减贫政策旨在帮助贫困户脱离贫困,改善生活,它的核心在于瞄准最贫困最需要的农户,并将扶贫资金运用于他们身上。农村减贫政策的瞄准精度,是决定贫困户脱贫的决定环节。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农村瞄准精度产生偏差,影响减贫政策发挥的效果,违背了减贫政策的初衷。本文通过湖北恩施州来凤县贫困户减贫政策的瞄准,借助经济学等理论工具,基于相关数据调查,运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村减贫政策瞄准情况进行评价和分析,试图为贫困户脱贫提供参考价值。     

大城市周边生态抑制型贫困研究综述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减贫取得重大成就,为世界减贫做出了积极贡献,但贫困问题依然是制约我国未来发展的重大历史性难题。在我国某些大城市周边区域由于承担生态涵养和生态安全特殊功能而形成的"生态抑制型贫困区域"是一类特殊贫困区域,也是有望率先实现减贫、脱贫的重要区域。文章在梳理分析前人对生态抑制型贫困的概念、成因及缓解措施研究的基础上,从利用相邻城市资源、跨区域合作、多主体参与等方面提出了今后生态抑制型贫困减贫研究的方向和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