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企业绿色创新发展

为厘清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的实现路径,本文利用2011—2020年沪深A股工业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赋能”企业绿色创新发展,实现绿色创新“增量提质”。机制分析表明,在创新资源维度,数字化转型在集聚研发资源、促增环保投入的同时,还能够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改善其融资能力,从而驱动企业绿色创新发展;在经营状况维度,数字化转型不仅会通过增加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来改善企业经营绩效,还能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来优化企业生产效率,进而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潜能。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作用在国有企业、清洁型企业以及位于绿色创新分布高端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以上结论有助于理解数字化转型的环境绩效,并为如何引领企业实现绿色创新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环境政策、动态能力与企业绿色转型——广西柳州钢铁集团纵向案例分析

环境政策通过改变企业绿色转型成本和收益，从供给侧推动和需求侧拉动企业绿色转型。动态能力是指企业感知机会与威胁、学习创造新知识以及重构内外部资源，从而应对环境快速变化的能力。构建“环境政策—外部压力—绿色转型环节—动态能力—内部选择”的理论框架，综合内、外部视角研究企业绿色转型机制发现，企业绿色转型涉及绿色产品开发、绿色材料投入、绿色生产工艺、绿色供应链管理和绿色营销等多个环节，政策提供的外部支持与企业内部动态能力相互匹配，支撑企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转型。基于广西柳州钢铁集团的案例分析表明，企业绿色转型不是一劳永逸的，在动态变化环境下，企业实施转型并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具有与外部环境变化相匹配的动态能力。企业既需要把握外部环境政策变化带来的商机，又需要抓住转型重点环节，通过动态更新内部能力持续推进企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转型。     

组织冗余、风险承担能力与企业绿色创新战略——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组织冗余是企业通过构建资源优势促进绿色创新战略的重要途径。基于组织理论与资源约束理论框架，以“资源—能力—行为”为理论逻辑，利用2012—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组织冗余对绿色创新战略的影响，并以风险承担能力为中介变量，以数字化环境为调节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呈U型关系；风险承担能力在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的U型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化环境正向调节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的关系，同时正向调节风险承担能力在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结论可为重污染行业企业通过组织冗余建立风险屏障并顺应数字化环境积极开展绿色创新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国内外绿色创新研究进展与展望

正如创新是发展的动力，绿色创新是绿色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文章基于Web of Science和CNKI数据库中1990—2019年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绿色创新研究相关文献，借助CiteSpace软件，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回顾分析了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系统梳理了绿色创新研究的理论发展脉络和热点主题，明晰了研究前沿及学术争议，旨在为国内绿色创新的理论体系建设寻求突破。研究发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绿色创新研究有如下特点：(1)研究脉络主要经历了从关注绿色创新本身的内涵和特征，发展到重视外部影响、驱动效应以及跨区域知识互动与绿色创新的关系研究，再到如今围绕绿色创新的企业间和城市间创新网络特征及其空间演化特征研究；(2)研究视角主要关注微观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的知识联系和空间影响；(3)研究热点主要包括绿色创新的双重溢出效应、三重底线、多重驱动效应及路径依赖等；(4)研究范式侧重于地理区位影响、流空间结网演化、创新系统协同。文章提出未来绿色创新研究方向：一是探究不同立场下对绿色创新投入的平衡点，使得绿色创新最大程度上同时符合政策逻辑和市场逻辑；二是探讨基于多维邻近性的政策推/拉效应下绿色创新的影响；...     

绿色信贷政策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外部商业信用与内部环境关注的视角，利用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受限制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量显著上升，且外部商业信用增加与内部环境关注提升是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两条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较之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提升更明显；较之于数字化程度较低的企业，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更显著；与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企业相比，供应商集中度较低的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性更高。总体而言，绿色信贷政策发挥了较强的“波特效应”,促进了受限制企业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和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

文章以2010—2021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的提高会提升企业的动态能力,而动态能力的提升又会使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得到提升;环境规制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当环境规制力度增强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也会增强。因此,制造业企业应当提升自身的数字化水平,以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

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环境规制是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首先，基于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算2005—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绿色转型的衡量指标；其次，引入面板回归模型，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最后，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分别检验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之间存在U型关系，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在2012—2020年、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突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侧重末端治理的投资型环境规制具有遵循成本效应，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而命令型环境规制超过一定门槛后，能够发挥创新补偿效应，诱发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研究可为优化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进而实现经济绿色转型提供经验证据。     

环境分权、环保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一个有调节的多重并行中介模型

“双碳”目标下，加快绿色低碳发展将给企业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通过制定合理的环境管理体制、加大环保投入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中国2011—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从环保投入视角，采用有调节的多重并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呈倒“U”型关系，适度的环境分权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过度环境分权体制下的激励扭曲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约束促使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曲线更加陡峭，适度的环境目标约束正向调节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过度的环境目标约束促使倒“U”型曲线拐点前移。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环保投入、企业环保投入在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同时，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约束会强化政府环保投入在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因此，应积极推进环境事权和管理权结构性改革，完善环境事务激励与约束机制，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     

通往绿色创新之路：金融科技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绿色创新是绿色化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动力。本文基于2004—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内在动力与外在激励视角考察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这一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旧稳健;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在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通过环境承诺的两个维度——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和增加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影响;环境规制水平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提高能够强化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揭示金融科技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证据。     

如何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研究企业绿色创新绩效驱动模式对我国绿色发展至关重要。以环保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必要条件分析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讨“技术—组织—环境”层面的6个前因条件如何联动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研究表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受多个因素共同影响，党员高管对提升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普适作用；单因素主导型、双因素叠加驱动型、全维度协同驱动型三类创新模式可以实现企业高水平绿色创新绩效，非高绿色创新绩效路径为两条，与高绩效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数字化转型与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存在高度一致性，并在特定条件下，空气污染与未吸收冗余在驱动企业高水平绿色创新绩效中存在替代关系。研究结论可以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提供新洞见与有益启示。     

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绿色动态能力与组织调节定向的中介及调节作用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绿色技术创新逐渐成为实现“双碳”目标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调节定向理论,对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析,并重点考察组织调节定向的边界效应。基于中国205家制造业企业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动态能力在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组织调节定向在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直接效应以及绿色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中发挥调节作用,在促进定向占主导的情境下,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绿色人力资源管理通过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间接影响也更强。     

网络嵌入、绿色动态能力与企业绿色创新——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注意力的调节作用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和制度理论等,探讨网络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绿色动态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环境规制、管理者环境注意力的调节作用。运用多元回归和Bootstrap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均具有显著影响;绿色动态能力在结构嵌入、关系嵌入与绿色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环境规制、管理者环境注意力均正向调节绿色动态能力与绿色创新间关系。     

绿色创新绩效相关研究综述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人们对绿色发展理念的认识迅速提高，以绿色创新破解资源环境约束问题，实现可持续和高质量的发展至关重要。同时顺应技术进步趋势，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绿色创新绩效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通过梳理绿色创新相关概念，对绿色创新绩效影响因素、指标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研究现状进行评述，提出绿色创新绩效的研究应从清晰概念界定，拓展分析影响因素、全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应用准确方法和逻辑模型评估绩效的提升路径做出研究展望。     

战略柔性、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 ——动态环境规制下的交互和调节效应模型

高质量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企业绿色转型、提升企业绩效。鉴于企业发展受内外部因素的联动影响,尝试构建动态环境规制嵌入下战略柔性、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型,采集173份有效调查问卷,通过层次回归对影响企业转型和绩效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当前情境下,战略柔性、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提升效应,但是伴随战略柔性强度增大,其贡献度减小;两者交互效应能显著正向提升企业绩效,且绿色创新在不同水平的战略柔性与企业绩效关系中发挥不同中介作用,说明变革管理理念和强化绿色创新是遏制战略柔性过高导致企业绩效贡献度下降的重要措施,绿色创新对战略柔性的效应发挥起到纽带作用;动态环境规制在战略柔性、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显著正向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表明动态环境下政府规制政策更多地对企业决策和创新行为带来抑制效果。综合研究结果,提出企业应加强内生路径建设、注重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实现政企双赢与协同发展。     

政府需求引致创新：来自中国绿色采购政策的实证证据

以市场引导工业企业绿色转型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中国绿色采购政策,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检验政府需求在引导企业绿色创新中作用的结果表明,政府采购是环保产品市场重要的需求来源,绿色采购政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工业企业的绿色创新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产品市场竞争增加和绿色研发风险降低是关键作用机制,需求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市场竞争和创新风险敏感的企业样本中。作为需求侧的环境政策,当政府购买力增强、绿色技术需求明确和最终需求距离越短时,绿色采购对绿色创新的引导作用越强。进一步研究表明,虽然绿色采购政策效果显著优于同类环境规制,能够推进产业整体的绿色化转型,但主要激励了环境技术的扩散而不是突破。上述结论揭示了政府绿色采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果及作用途径,表明政府需求对市场需求的带动作用是绿色采购成为刺激创新有力工具的重要原因。     

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来自绿色并购的证据

文章基于2012—2020年中国A股工业企业的并购数据,从绿色并购的视角研究了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研究发现,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并购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寻租依赖程度较大的企业中和环境治理压力较大的地区更加明显,这凸显了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机制检验表明,亲清政商关系的“亲而有度”和“清而有为”分别通过优化企业环保注意力配置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强了企业开展绿色并购的动机和能力。此外,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实施本地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更强,而且与非绿色并购相比,绿色并购事件公告得到了更加积极的短期市场反应。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亲清政商关系驱动下的绿色并购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绿色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具有长期的绿色并购协同效应。文章还发现,亲清政商关系有助于抑制企业绿色并购的脱耦行为。文章从绿色并购视角厘清了新时代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为我国“十四五”时期持续提高亲清政商关系水平、加快实现企业绿色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

随着国家“双碳”目标的确立，绿色创新行为成为企业面对风险、追求突破的重要因素，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从绿色管理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了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与绿色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作用机制和作用边界。并对来自环保行业的436份实证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采用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可以促进员工的绿色创新行为，并且绿色心理所有权在二者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同时，环保热情还能够积极地调节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和绿色心理所有权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此研究结论可为环保型企业实践绿色人力资源管理提供重要的指导意义。     

企业股权质押与绿色转型——企业特征与政府行为的调节作用

当前，我国正积极推进经济发展绿色转型，企业作为推动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能否影响企业绿色转型?实证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能够影响公司绿色转型，具体表现为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和绿色治理绩效下降。基于企业层面，企业价值越低或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大，股权质押行为对绿色转型的影响越显著；基于政府层面，国有股权能够有效缓解股权质押对绿色转型的影响，但地方环境规制力度未能发挥显著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质押下企业绿色转型行为能够降低股权质押期间股价崩盘风险。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路径思考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按照“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要求，未来需侧重从源头上推进产业发展质效的提升，以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支撑，着力发挥正向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进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高水平协同。     

论绿色营销与绿色物流之间的关系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企业更加注重绿色营销和绿色物流。研究表明,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前者是以企业为本位的经营行为,行为主体主要是企业,通过信息沟通实现商品所有权的转移和交换双方关系的长期化,强调个性和差异化;而后者更多的是站在社会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行为主体不仅包括生产企业和零售企业,还包括专业的物流企业和社会,通过实物交换提供时间和空间效用,强调共性和标准化。它们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是绿色营销的实现需要绿色物流作为保障,绿色资源的开发和使用、绿色生产、绿色渠道、绿色包装和绿色促销等都依赖绿色物流;二是绿色物流的实现也离不开绿色营销的支持,如物流基础设施的完善、物流的绿色化等。企业要正确处理好绿色营销和绿色物流之间的关系,促进企业各方协同发展,实现经济行为的生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