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真的导致政府规模扩大吗?——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对184个国家1980—200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开放程度与政府规模的关系由两种力量作用所决定:一种力量是开放所带来的外部风险冲击,另一种是外部竞争压力带来的国内市场化改革。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两者作用使得开放程度与政府规模呈现倒U形变化;对于发达国家,由于其应对风险的能力强,使得开放程度与政府规模呈现负相关关系。对于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发现,两者作用使得开放程度与政府规模在东部呈负相关,在中西部呈正相关。     

地方政府规模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

本文采用辽宁省地级市1999-201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对地方政府规模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规模具有负相关关系,这证明了瓦格纳法则在本文所选择的时间段内不能适用;失业率与地方政府规模的关系是确定的,但是,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规模有缩减的趋势;另外,本文无法验证财政分权与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符合利维坦假说;外商直接投资与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公共服务需求与政府规模之间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对于研究政府规模扩张的成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府支出与对外贸易风险规避——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文章使用边界检验和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等计量和时间序列方法分析了1980-2008年间我国政府支出规模与对外开放程度之间的长期影响关系和关联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的政府支出规模与对外贸易开放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影响关系,规避由贸易条件波动而引致的对外贸易风险是二者长期影响关系的内在关联机制,这一结论与Rodrik(1998)使用截面数据方法得到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这也意味着,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防范和抵御对外贸易风险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经济增长如何持续发挥规模效应?-经济开放与国内商品市场分割的实证研究

国内市场分割不利于发挥规模效应,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在本文中,我们首先利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数据构造出度量地区间市场分割程度的指标,发现中国国内商品市场总体上处于趋向整合的状态。随后,我们将这个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1985—200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经济开放、国有企业就业比重、政府消费的相对规模、地区间的技术差异和地理距离对于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并且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经济开放上。研究发现,在经济开放水平较低时,经济开放加剧了国内市场的分割,但进一步的经济开放能够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而国有企业就业比重和政府消费的相对规模是加剧市场分割的因素。基于模型的预测表明,未来在一些省份国内商品市场分割有加剧的可能性。     

外部风险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

本文利用我国28个省市区1978—2006年的数据,分析了我国外部风险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当前我国更为开放的市场经济中,外部风险导致了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且外部风险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显著正相关。为了抵御外部风险,必须把一部分经济资源配置到政府部门,以增加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     

融资约束、创新投入与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研究

以2005-2016年我国上市国际化经营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数据分析融资约束、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国际化经营企业创新投入强度影响不显著,在全样本和高融资约束组中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创新投入具有中介作用,能显著提升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且有迟滞性;国际化程度与创新投入正相关,在全样本组中与企业价值呈U型关系;在控制变量中,实际有效汇率、净资产收益率与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而企业规模则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企业有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城市人口规模增长机理:出口开放视角——基于长三角城市的面板分析

本文分析了出口开放对中国沿海城市规模增长同时存在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利用长三角城市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了出口开放对城市规模增长的影响:一方面,出口开放提高了工业集聚程度,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对城市规模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出口贸易结构却限制了服务业发展及其对城市规模增长的促进作用.劳动力成本提高与城市规模扩大显著负相关,政府支出对城市规模增长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旅游业和绿化水平相对滞后不利于城市规模增长.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它也是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题中之义.     

金融自由化改革中的银行业结构调整与风险控制

本文基于我国1994 ～2012年113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检验了银行集中度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关系是否受到金融自由化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银行集中度与银行风险随着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发生变化.在金融自由化的早期,二者呈负相关,支持集中度-稳定性假说;当金融自由化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时,二者关系反转为正,分散型银行体系更有利于稳定.这一结论带来的政策启示是,金融自由化改革虽然一定程度的降低了银行业的进入壁垒,却不会增大银行风险,而是有助于改善以往制度环境差、政府干预强的体制背景,在另一个维度改良银行业的发展环境.     

中国经济增长如何持续发挥规模效应？——经济开放与国内商品市场分割的实证研究

国内市场分割不利于发挥规模效应，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在本文中，我们首先利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数据构造出度量地区间市场分割程度的指标，发现中国国内商品市场总体上处于趋向整合的状态。随后，我们将这个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1985-200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经济开放、国有企业就业比重、政府消费的相对规模、地区间的技术差异和地理距离对于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并且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经济开放上。研究发现，在经济开放水平较低时，经济开放加剧了国内市场的分割，但进一步的经济开放能够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而国有企业就业比重和政府消费的相对规模是加剧市场分割的因素。基于模型的预测表明，未来在一些省份国内商品市场分割有加剧的可能性。     

中国城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1990-2005

面板数据分析表明,1990—2005年我国城市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间是负相关关系;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间是正相关关系。不同区域位置和不同规模城市间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有显著差异。进一步深化金融领域的改革,提高金融体系的中介效率,促使储蓄顺利转化为投资,是城市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和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方向。     

混业经营条件下银行集中与效率--基于面板单位根与面板协整分析

基于亚洲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单位根与面板协整方法研究混业经营下银行集中与银行效率的关系.理论研究表明银行集中会带来两种相反作用的效应: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银行集中度提高所带来规模经济上升促进银行效率;相反专业化经济下降损害银行效率.实证分析(1)支持理论所表明的均衡关系,银行效率与银行集中等变量存在协整关系.(2)混业经营条件下,银行集中与银行效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规模经济效应大于专业化经济效应.因此混业条件下,提高银行效率必须寻求有效途径,加强竞争,适度提高商业银行的集中度.     

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与企业成长性的门槛效应

文章从公司内部治理论出发，在公司规模和董事会规模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运用门槛面板模型对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本研究基于2004－2013年的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对董事会治理与企业成长性进行了门槛面板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与企业成长性会因为公司规模差异而呈现出显著的门槛效应，表现为当企业规模较小时，两者关系负相关，而当企业规模较大时，二者负相关的程度有所减弱。同理，在董事会规模存在差异时，董事会治理与企业成长性也会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修正了原来基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董事会治理理论，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提出了民营企业应基于具体规模采用不同的成长战略的策略思考。     

中国上市金融机构是否有效治理——风险承担视角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CCGINK)作为反映上市金融机构治理状况的指标,利用面板回归方法,分析了2007-2011年我国上市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状况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金融机构治理水平与风险承担呈现负相关关系,公司治理分指数股东治理指数和监事会治理指数与上市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也呈负相关关系,从而验证了金融危机公司治理层面的制度动因假说。同时进一步研究了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监事会规模、监事会会议次数和监事持股比例对金融机构风险承担的影响。总体来说,我国上市金融机构治理发挥了有效作用,这也是我国金融机构能够幸免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所在,为进一步提高我国上市金融机构治理水平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利用山东、四川、吉林、河南、青海、浙江、湖南和广东等10个省市地区2004——2011年的面板数据,选择人力资本存量、经济发展前景和劳动成本、经济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和市场规模等对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选择含个体时期常量的确定效应的变截距模型分析得出:人力资本存量、经济发展前景、劳动成本、经济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对FDI的规模有正向影响,而市场规模与FDI规模呈现负相关,这很有可能是现在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运输成本的大幅度降低,市场已经面向全球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我国直接投资生产的产品更多的是利用其它的优势进行出口。     

个股系统流动性风险与预期回报:基于套利定价模型的检验

个股流动性变化与市场总体流动性变化的敏感程度是个股系统流动性风险。基于中国股市1994-2007年的日间交易数据,运用套利定价模型来检验个股系统流动性风险与其预期回报之间的关系后,发现中国个股系统流动性风险与预期回报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且这种负相关关系主要表现在市场总体流动性水平较低时以及规模较大的证券上。这一发现明显有悖于个股系统流动性风险应该获得风险溢价的标准金融模型推断,且支持了中国股市存在非流动性的财富效应。     

制度变迁、地方政府行为与城乡收入差距——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1997—2009年面板数据的变截距及变系数模型,利用控制地区经济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变迁、城市化率等因素,对中国30个省市的制度变迁、地方政府支出决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就全国而言,制度变迁、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地方政府投资性支出均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而地方政府保障性支出则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就地区而言,大部分地区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制度变迁、地方政府投资性支出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半数以上的地区其政府支出规模及其内部保障性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则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不同地区其影响呈现一定的差异性。其政策含义在于,我国在推进市场化进程的同时还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加强地方政府对收入不平等的调节作用,完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以此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省区市场开放、地方政府投资与制造业结构差异

制造业结构趋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是长时期困扰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的难题.文章利用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级地区制造业面板数据,从制造业结构差异角度,实证分析了资源优化配置中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博弈.全样本估计结果显示,国际市场开放与制造业结构差异之间存在U形关系,国际市场开放水平达到一定临界值以后,有利于制造业结构差异;国内市场开放优化了资源配置,与制造业结构差异之间呈显著正向关系;相反,地方政府投资扭曲了资源配置,阻碍了制造业结构差异.分地区估计结果显示,国内市场开放对东、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差异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表现出较强的稳健性;而国际市场开放和地方政府投资的影响效应却呈现鲜明的空间差异.促进制造业结构差异化,东部地区市场力量明显优于政府力量,西部地区政府政策依赖性更加突出.深入而言,中国省区市场开放与地方政府投资的互动中,两者呈相悖效果,省区市场开放促进制造业结构差异的效力被地方政府投资不断地削弱.     

监管改革、银行竞争与风险承担

基于面板数据,本文分析了资本监管约束条件下中国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首先采用基于Panzar-Rosse模型的H统计量衡量银行业的竞争程度;然后在1998-2009年政府对商业银行监管的改革变迁的基础上,运用静态、动态面板数据分析市场竞争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程度不高,市场竞争增加了信用风险,却降低了流动性风险;政府监管减少信用风险的作用受到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尽管监管对流动性没有直接影响,但市场化程度较高时监管会减少流动性风险.结论证实2006年以来政府监管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未来针对银行风险的监管改革应充分考虑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     

贸易开放、人口规模与中国地方政府规模：驱动还是补偿*

针对贸易开放、人口规模和中国地方政府规模之间联系究竟是驱动促成还是补偿所致的争论，本文基于中国29个省份1978—2013年三个维度样本数据，首先考察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地方政府规模具有正向影响，人口规模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不确定，人口规模对贸易开放存在正向影响。采用多种内生性处理方法的估计表明，贸易开放对地方政府规模的正向影响是因果性的。上述结论在不同的估计方法、数据类型、模型设定下均十分稳健。人口规模并未在贸易开放与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正向联系中起到居间驱动作用，贸易开放基于风险补偿机制直接推动了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不断膨胀。因此，伴随“一带一路”的有序推进，适度提高地方政府在民生领域的支出规模可能势在必行。     

制度变迁、地方政府行为与城乡收入差距 ——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1997-2009年面板数据的变截距及变系数模型,利用控制地区经济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变迁、城市化率等因素,对中国30个省市的制度变迁、地方政府支出决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就全国而言,制度变迁、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地方政府投资性支出均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而地方政府保障性支出则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就地区而言,大部分地区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制度变迁、地方政府投资性支出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半数以上的地区其政府支出规模及其内部保障性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则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不同地区其影响呈现一定的差异性。其政策含义在于,我国在推进市场化进程的同时还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加强地方政府对收入不平等的调节作用,完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以此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