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技术服务业成长的产业间依赖

使用投入产出模型,实证分析了综合技术服务业成长过程中的产业间依赖状态及变化。综合技术服务业对信息设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能源产业的依赖程度较高;能源产业、原材料产业、建筑业、农业、现代服务业对综合技术服务业的依赖程度较高。综合技术服务业对其自身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一直在下降,其劳动密集型特性在减弱,智力密集型特性在上升。综合技术服务业对自身产业的完全消耗有下降趋势,科学研究事业对综合技术服务业的完全消耗有上升趋势。我国综合技术服务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属幼稚产业。     

中国产业间关联程度及经济距离分析

应用改进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研究各产业部门间的经济联系程度和经济距离。结果表明：就与整体国民经济的经济联系而言,农业、采选业、商业服务业的推动作用较强,轻工业、建筑业的拉动作用明显,重工业和电力热力业两方面作用都很显著。应用产业间关联程度分析方法后发现：采选业的供给推动作用明显,轻工业的需求拉动作用较强,重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其它产业表现出明显的依赖性。应用产业间经济距离分析方法后发现：采选业、农业前向经济联系距离较大,轻工业、建筑业后向经济联系距离较长,重工业、电力热力业位于产业链的中心位置,商业服务业和其它服务业前、后向经济联系距离都较短。     

中美物流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动态比较分析

基于中美1997、2002、2007年投入产出表和相关指标,比较分析了两国物流业与制造业、其他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关系及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动态变化特征.结果表明,由于目前我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我国物流业的发展对制造业具有较强的中间依赖,而美国已进入服务经济社会,物流业逐渐与其母体制造业分离,对其他服务业的依赖更强,且两国物流业与其他服务业的融合对产业价值创造贡献均更大;影响产业发展的因素中,产业自身的作用均占据主导地位,但对中国来说,物流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效应也较大,而美国其他服务业与物流业之间互动更为显著.     

欠发达地区流通产业的关联特征与宏观经济效应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文章利用2002年和2007年的投入产出资料,基于投入产出模型,以甘肃为例对欠发达地区商贸流通业的产业关联特征和宏观经济效应进行了定量测算。研究结果表明:甘肃商贸流通业对第二产业的后向需求拉动作用最明显,与农业的后向关联最弱;甘肃商贸流通业对其自身和其他服务业的前向支撑作用最大,对农业的支撑作用最小;甘肃流通产业由中间产品型产业正逐步转变为最终需求型基础产业,产业增加值率有所提高;甘肃商贸流通业对当地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仅次于第二产业。宏观经济效应则反映出:甘肃商贸流通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在吸纳就业、促进消费方面仍有待加强;流通业开放度低,内向型特征显著。最后提出了发展欠发达地区商贸流通业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实证研究——基于江苏与山东的比较

江苏和山东两省农业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江苏农业劳动密集性要大于山东农业;两省农业作为生产资料性质的特点比较明显,江苏农业的中间需求率明显大于山东农业;两省农业都属“高附加值、低带动能力”产业,江苏农业中间投入率明显高于山东农业中间投入率。同时,两省农业都属于中间产品型基础产业,农业对制造业的依赖程度更强,制造业对农业依赖程度也较高;两省农业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都小于1,都是发育不足和参与社会再生产过程不够的产业。因此,从拉动力和推动力角度来讲,江苏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要高于山东农业。     

世界城市目标下的北京产业链演变研究

在建设世界城市目标下,根据1997、2002和2007年北京投入产出表,以净输出、区位商、影响力及感应度系数等综合指标分析了北京核心产业和产业链的演变。研究表明:核心产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1997—2007年,一直处于核心产业的主要有计算机制造业、建筑业、航空运输业、金融业及科教服务业。同时,一些不再适合北京城市性质和功能的产业链如纺织服装业、饮料制造业、钢铁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高能耗型、高耗水的产业链逐步退出,而适应北京向世界城市转变的知识密集型的产业链在城市经济发展中逐渐形成,产业链逐步向高端化方向演替。现代服务业产业链逐步增多,由1997年的4个增加到2002年的5个以及2007年的6个,而且产业链中的产业联系向更加紧密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其中,金融产业链从与钢压延加工业结合向房地产结合转变,再向商务服务业结合转变;电子信息产业链从与制造业结合向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结合转变;科教服务业一直是北京城市功能独特的优势。现代服务业所具有的高端、高效和对其他行业高辐射力的作用逐步增强。     

制造业和服务业关系的理论探讨和相关实证问题分析

经济发展实践中，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逻辑关联主要包括基于产业链的产业互动、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制造业活动重心向服务业转移、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等。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关联——基于美国的研究

实物产品在制造过程中必然要与生产性服务业发生各种联系,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关联主要是通过服务业价值链向制造业的渗透或延伸来实现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将加速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并且产生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本文将主要应用美国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数据来分析这两个产业之间的融合关联趋势与特征,以期得到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     

制造驱动还是服务驱动?——基于中国产业关联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87-2010年间中国投入产出表以及相应年份的延长表,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全面测算并比较了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关联变化的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联效应总体上趋于上升的态势,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远远高于服务业,制造驱动经济发展在产业关联上具有显著的特征.但服务业的溢出效应要高于制造业,其对于制造业发展的支持作用非常明显,而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带动作用则较小.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来看,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内生发展和溢出机制上都要优于资本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尽管在研发、信息与商务服务上的溢出效应有了较大的进展,但金融、流通等与制造业转型升级比较密切的服务业的溢出效应还相当低.因此优化供给推动与需求拉动的产业关联机制,突破地方保护、贸易壁垒等制度性的障碍,完善制造与服务的生态系统建设是实现中国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所在.     

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发展,也有助于恢复我国健康的实体经济,并且有助于实现制造业在新形势、新常态下转型升级制造业是工业化国家的基础产业。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是现代产业演进的客观规律,是推进工业化进程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举措。通过将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企业可由单一制造向制造服务转型,企业由以前的关注产品功能生产,到关注顾客需求服务,通过服务增值活动,使得依附于产品上的价值大大增加。我国由世界制造中心向创造中心升级,提升制造业发展水平     

航空航天制造业的发展优势与状况——以江苏省为例

航空航天制造业的产业链长、辐射面宽、联带效应强,是高技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深入分析江苏省航空航天制造业的发展优势及状况,并与华东地区其他省份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江苏具备地理位置优越、交通运输便利、经济科技实力雄厚等优势条件;近几年该行业的规模、研发投入呈总体上升趋势,但企业规模偏小、创新能力与安徽、上海和江西各地相差甚远;为了改变不利局面,充分发挥优势条件,抓住“大飞机”落户上海的历史机遇,必须依托于本省经济与科技实力,从加强科技资源内投外引,制定航空航天技术创新的专项扶持政策,强化省内外科研单位合作及航空工业园建设,打造沿江、沿沪宁线、沿海三大产业带等方面入手.     

我国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网式融合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趋势日渐明显,且逐渐呈现复杂性融合,因此研究二者复杂性融合影响因素对于促进两个产业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从价值链分解及整合角度对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过程进行分析,在概括归纳两个产业融合基本形式的基础上,解析网式融合内涵及其存在形式,提出网式融合影响因素,并选取网式融合影响因素测量指标,根据理论研究假设,采用调查问卷法收集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网式融合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两个产业网式融合影响因素是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水平、生产性服务业动态匹配性、创新驱动、网络能力,且其影响强度和方向各不相同。最后,提出促进两个产业网式融合的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协同推进实践

数字化是新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征。从产出、成本双视角建构理论解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的影响与调节机制,以2014—2019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总体GVC地位的积极影响尚未充分发挥,而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则表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行业竞争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而科技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第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同期积极推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攀升,行业竞争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科技创新能力、制度环境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的调节效应较弱。这一结论为新发展格局阶段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双循环驱动下国内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和实施区域异质化调节措施提供了可行的政策着力点和优化的路径选择。     

制造业产业基础能力的内涵、维度及量表开发——以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为例

产业基础能力关乎国家产业安全、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其重要性愈发受到业界和学界关注,但是关于产业基础能力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针对现有研究缺口,以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基于价值链视角,探索制造业产业基础能力的内涵、维度及量表。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产业基础能力进行解构,提炼出4个维度的能力,即技术支撑能力、生产组织能力、市场营销能力和产业驱动能力,并开发出相应测量体系。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的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开发的测量量表具有较高信效度,可弥补现有研究对产业基础能力测量量表开发的不足,对后续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中国高技术产业价值链升级阻滞的条件组态研究——基于19个细分行业的质性比较分析

在以国际生产分割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下,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价值链低端锁定趋势不断凸显,由此引致的产业升级阻滞问题日益复杂化。为准确识别多重阻滞因素及其内在影响机理,运用组态思维和QCA方法,从创新投入、制度环境和国际知识溢出3个条件维度出发,对中国19个高技术行业进行差别化升级组态分析,探索不同前因条件与产业升级的一致性联系,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期为破解新时期中国高技术产业“升级之困”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     

中日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及地位分析*——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

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通过构建后向和前向垂直专业化率及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较全面地分析了中日两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模式和地位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中国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占比低于同期日本,其获益能力相对较低。（2）中日两国制造业后向和前向垂直专业化率均呈上升趋势,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不断加深。（3）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主要是以后向模式,而日本制造业主要是以前向模式。（4）中国制造业中国外增加值以最终产品为主,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生产环节,而日本制造业中国外增加值以中间产品为主,专业化于关键零部件生产环节。（5）中日两国制造业主要是通过间接增加值出口实现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且其国内的生产分工程度均在不断加深。（6）中国制造业位于全球价值链下游位置,且有一定的攀升趋势,而日本制造业位于全球价值链上游位置,但有一定的下滑趋势。     

基于产业对接与转移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由区域目标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何实现合理的产业分工以及产业转移成为三地协同发展的重大课题。目前,京津和津冀间优势产业的重合度较高,存在严重的产业趋同,其竞争倾向较高;京冀间相似系数较低,产业差异明显,其协作倾向较强,转移产业以传统制造业为主,转移企业多为资源消耗型,转移主要集中在较近的城乡边缘区,且已进入由梯度转移为主向转变城市功能为主以及产业创新、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并行的新阶段。京津冀产业对接与转移的总体思路应以技术"进链"、企业"进群"、产业"进带"、园区"进圈"为主线,形成"项目带动、企业拉动、集群驱动、产城互动、区域联动"的新格局。     

数字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竞争力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行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是新时期提升制造业GVC竞争力的有效路径。系统梳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GVC竞争力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数字化通过成本效应、配置效应和协同效应促进GVC竞争力提升;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制造业GVC竞争力整体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基本稳定在前10行列,并以中低知识密集度行业竞争力最强;数字化整体上有利于GVC竞争力提升,分行业看,数字化对中低和中高知识密集度行业的GVC竞争力有显著促进作用;分投入来源看,国际数字化投入比国内数字化投入的促进效果更显著;分投入类型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促进效果最突出。结论可为制造企业制定数字化转型及GVC竞争力提升策略提供参考。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与新微笑曲线理论

鉴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支持理论的不足,将科技水平变量引入传统微笑曲线模型,发现传统微笑曲线理论和倒微笑曲线理论仅描述了产业链附加值分布图的一部分,只有两者结合才能构成完整的微笑曲线理论,即新微笑曲线理论。此外,基于新微笑曲线理论,提出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3个重要启示：①无论选择哪一条转型升级路径,加大科技投入、进行科技创新及提升科技水平均是中国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的根本路径;②价值链高端和低端的划分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只要加大生产制造环节的科技投入,积极进行科技创新,大幅提升其科技水平,在一定条件下,产业链生产制造环节也能处于价值链高端;③对于当前大多数中国制造企业而言,其转型升级路径是直接在生产制造环节进行转型升级而非沿着产业链向两端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