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保障性住房供给政策研究

研究表明,若单纯依靠政府供应保障性住房,仅解决北京市户籍内人口的住房问题就需要至少10年,如果考虑暂住人口的住房需求,那么全面解决住房问题的时间将至少翻一番。因此,构建多渠道的保障性住房供给体系是解决北京市保障性住房问题的关键。对此,应科学衡量保障性住房相关指标,并以此确定不同类型保障性住房的供给规模;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渠道,严格管理土地出让收益;促进和规范房地产二级市场的发展,盘活存量房;实施只租不售的保障性住房政策,建立和完善动态的保障性住房供应机制。     

运用PPP机制提供保障性住房的建议

保障房种类较多,由于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的资金来源并不紧张,因此,本文仅讨论廉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如何运用PPP模式提供。廉租房可以选择三种PPP形式,而公共租赁住房可以选择两种PPP模式。加快提供保障性住房是当前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一个重大事项。国务院领导已明确了今后5年新建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目标,2011年新建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硬任务"已具体划分为各地的建设任务目标。据估计,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要高达1.3万亿元以上。如此巨额的开支,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投入是不可能的,政府大包大揽模式也不是一个能保证较高效率的好模式。显然,必须积极引导、拉动社会资金的参与,才能顺利实现保障房建设目标。当前保障性住房包括廉租房、公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等。鉴于各地经济适用房、"双限房"供给方面漏洞甚多、弊病丛生、管理成本甚高而扭曲现象防不胜防的现实,除"共有产权"式的有利于封杀套利空间的经济适用房之外,我们原则上并不支持再继续提供完全产权经济适用房,因此,本文讨论的保障房建设,主要是如何通过PPP提供廉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     

论社会保障性住房供给环节若干关系的处理

为改善民生,应对当前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局面,我国明确了以提供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为主的社会保障性住房的供应体系.本文使用供需模型,对现有三种社会保障性住房供给方式的市场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并结合我国现实提出在供给环节需要考虑的问题和解决的思路.     

“十二五”期间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展与思考

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不仅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而且是政府民生工作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分配存在空间布局过于边缘化、质量隐患与管理漏洞尚未杜绝、进入与退出机制尚不完善、人口流动使保障房建设呈不均衡态势等问题。为推进我国保障性住房的健康发展,应采取优化保障房空间布局,提升保障房管理水平;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推行住房保障货币化;健全保障性住房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保障性住房进入与退出机制等措施。     

保障性住房开发建设资金管理与核算的研究

住房问题一直都是我国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近年来,由于房价上涨过快,很多城市居民的居住需求都不能得到有效解决。自此背景下,政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全国各大城市大规模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投入量大,资金来源渠道的特殊性,使用上的专项性,决定了规范政府投资保障房资金管理的重要性。本文分析了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的特点,并提出了如何加强成本核算和进行有效的资金管理。     

我国保障性住房的发展现状、趋势与对策

近年来,房价快速上涨,高房价让购房者望而却步,很多低收入家庭购房困难,加快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的呼声日益强烈。政府为了解决中低收入阶层住房困难问题,推出了一系列保障性住房政策,包括实行经济适用房政策、廉租房政策和房租补贴制度。本文分析了我国保障性住房的现状、存在问题的原因和发展趋势,提出了解决我国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建议。同时希望通过本文对我国保障性住房现状及发展趋势的研究,能够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进一步改善我国弱势群体的住房问题。     

我国保障性住房的现状与未来

现状与问题 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在对中低收入家庭实行分类保障过程中所提供的限定供应对象、建设标准、销售价格或租金标准,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我国绝大多数市县政府已普遍建立了保障性住房制度与供应体系.按供应对象的可支付水平,全国各地市县政府已推出了包括廉租房、公共租赁房、经济适用房和两限商品房四类保障性住房,但全国各地普遍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为主向中低收入供应保障住房.     

浅谈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融资困境与实现途径

保障性住房的大规模建设对解决我国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缺乏建设资金,而随着保障房建设进度的日益加快资金不足问题的将严重阻碍我国住房保障目标的实现。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融资体系的建议,以期能对解决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融资困境有所帮助进一步推动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基于社会学分层理论提升保障性用房的物业服务的建议

随着大量保障性住房的产生,物业服务企业及时、配套的物业服务,将为中低收入阶层在住房问题得以解决的基础上解决其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问题,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在就北京市保障性用房的物业服务进行调研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学中分层理论进行了理论解析,对提升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方面从政府、企业和业主三方给出了不同的建议。     

非营利组织参与住房保障的国外实践与启示

非营利组织参与住房保障是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的重要途径。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参与保障性住房供给和管理服务的经验比较成熟,美国、德国、英国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保障性住房形成了对中低收入人群的有效住房供给,非营利组织在保障房消费环节提供的日常管理型、保障型和福利型服务促进了社会融合和稳定。我国应吸收国外有益做法,促进非营利组织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与运营管理。     

现阶段地方政府保障房建设的动力机制研究

现阶段政府保障房建设的任务艰巨,能否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关键在于解决地方政府保障房建设的动力机制问题。因此,文章梳理了近年来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租房等保障房建设量,保障房建设土地供给量以及保障房建设资金投入量等数据,对地方政府保障房建设数量不足、土地供应计划执行不力、资金投入量不到位、部分保障房质量不达标等动力不足的表现进行考察;进而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以"经济人"假设为逻辑起点,剖析地方政府行为逻辑及保障房建设动力不足的原因;最后提出完善财税体制、监督问责机制、政绩考核机制以及引入民间资本参建保障房等激发地方政府保障房建设内在动力和加强外在推力与引力的对策,以促进住房保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房地产税收对商品房价格的影响研究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弹性小于供给弹性,政府对房产拥有者征税,税收负担其实更多地落在了购房者身上。中国现行的房地产税制对于稳定房地产市场,抑制过度投机,降低商品房价格的作用不明显。应改变住房需求弹性,在房地产保有环节征税,促进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转移支付均等化条件分析——基于转移支付与地方经济增长的关系

文章运用近16年的转移支付数据验证了龚六堂2000年的观点,即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率与地方经济增长率之间是"倒U型"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导出地方经济增长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之间也存在着这样"倒U"关系。用这种关系解释两个问题:第一,转移支付对地方经济增长有部分正的刺激作用,无论是富裕地区还是贫穷地区,中央政府都应该对其地方政府给予转移支付,同时转移支付也不是越多越好,也应该有个量的限制,当地方政府的收益足够大时,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就不再那么明显,反而会抑制地方经济增长;第二,从新的角度分析转移支付均等化实现的条件,即富裕地区较贫穷地区较早的进入"倒U"曲线的边际收益递减阶段时,才可能实现均等化。     

对地方政府保障房支出缺口的估计——来自江苏省的证据

估计地方政府保障房实际支出与合理支出之间缺口的大小对于判断政府供给责任以及制定保障房建设规划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运用IMF较为齐全的40个国家(地区)2005-2007年的面板数据,估计了地方政府保障房的合理支出值,利用《2009年江苏省住房保障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表》估算了江苏各市(县)政府保障房的实际支出值,以江苏各市(县)为例测算地方政府保障房支出缺口。估计结果表明,几乎所有地方政府均存在保障房支出的正缺口。经济发展水平居中且受到上级政府监管力度不大的苏中地区政府保障房支出缺口相对较大,苏南和苏北地区缺口相对较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大监管力度双管齐下、约束地方政府非公共服务行为,有利于促使保障房的实际支出值等于或者接近合理支出值,从而缩小地方政府的保障房支出缺口。     

基于ISM模型的经济适用房区位因子分析

依据十七大报告,中国正在推行经济适用房制度,以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和买房难的问题。然而随着经济适用房制度的推进和实施,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是经济适用房区位选择不合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运用ISM模型和SPSS软件,对经济适用房的区位因子进行分析,得到经济适用房区位因子的解释结构模型图,并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据此提出建议,为政府、城市规划、房地产开发提供参考。     

Housing Prices in Urban China as Determined by Demand and Suppl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mand for and supply of residential housing in urban China since the late 1980s when the urban housing market became commercialized. Using aggregated annual data from 1987 to 2012 in a simultaneous equations framework we show that the rapid increase in the urban residential housing price can be well explained by the forces of demand and supply, with income determining demand and cost of construction affecting supply. We find the income elasticity of demand for urban housing to be approximately 1, the 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 to be approximately ?1.1 and the price elasticity of supply of the total housing stock to be approximately 0.5. The resulting long‐run effect of income on urban housing prices in elasticity terms is approximately 0.7, because the increase in income has shifted the demand curve outward more rapidly than the supply curve.     

房地产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体制改革

1998年中国商品房市场化改革为中国房地产业和中国经济带来了十余年的高速增长.近年来,中国房价的过快上涨,根本原因不在于人多地寡,也不在于住房需求快速增长,更不在于投机盛行,而在于土地供给的非市场化.中国房地产业要实现稳定健康发展,就必须实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一是要改革单边垄断的土地供给制度;二是要改革财权与事权不对等的财政分税体制;三是要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减少不合理的行政干预.改革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一是建立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二是培育多元的土地供应主体,有效扩大土地供给;三是需要将地方政府税源长期化,改变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利益导向;四是需要政府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并实行公平、公开、公正的分配;五是需要慎用行政手段,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作用     

中国城镇居民住房消费需求弹性分析

影响城镇居民住房消费需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收入水平、住房价格、人口因素、金融和税收政策等等。其中，收入和价格因素是构成影响居民住房需求诸多因素中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因素。应分析住房需求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从提高居民收入和稳定住房价格两个方面鼓励城镇居民进行住房消费。     

China’s house price: Affected by economic fundamentals or real estate policy?

Many theory and empirical literature conclude that house price can reflect economic fundamentals in the long-term. However, by using China’s panel data of 35 main cities stretching from 1998 to 2007, we find that there is no st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se price and economic fundamentals. House price has deviated upward from the economic fundamentals since government started macro-control of the real estate market. We consider that the mechanism between the house price and economic fundamentals is distorted by China’s real estate policy, especially its land policy. Meanwhile the policy itself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explaining the changes of China’s house price. Then we estimate the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on house price and the variables which are controlled by real estate policy. The result shows: land supply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house price; financial mortgages for real estate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house price; and the area of housing sold and the area of vacant housing, which reflects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the housing market,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house price. We also find some differences in house price influence factor between eastern and mid-western cities. Finally, we propose policy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供需双方信息不完全、交易费用差异与火车票市场扭曲——对“倒票”行为的交易费用分析

本文不认为供求不均衡是“黄牛”倒票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本文针对火车票市场套利行为屡禁不止的热点问题构造动态博弈模型，论证了交易费用与套利行为之间的关系。模型通过对需求方购票的交易费用进行比较，逐层深入地分析了增加产品供给、增加购买渠道和差别定价等途径的效果，发现此类举措并不能有效遏制“黄牛”行为，反而还损害了低收入消费者的福利。研究表明，即使在供需均衡的情况下，供需双方信息的不完全，尤其是需求群体内部的信息不完全程度存在差异，会造成需求群体交易费用的差异，进而导致需求群体内部的资源配置被扭曲，而这才是“黄牛”群体长期顽固存在的根本原因。本文选取2002—2016年火车票贩票情况的真实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印证了博弈模型的结论。而降低这种扭曲程度的同时降低需求方交易费用之间的差距，才是解决此类产品市场上资源配置无效率问题最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