杠杆率、短债长用与企业表现

高杠杆和短债长用是企业面临的两大核心债务问题,本文将其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2000—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分析其对企业绩效和债务风险的影响,并首次考察了两者的交互效应。研究表明:第一,杠杆率降低了企业总资产回报率并提高了债务风险,但有利于提高净资产回报率,构成企业杠杆融资的微观基础;短债长用既不利于企业绩效又提高债务风险,且加剧了债务风险的隐蔽性和突发性,反映了企业融资期限约束下的被动选择。第二,短债长用与杠杆率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弱化了杠杆率的积极作用,强化了杠杆率的消极影响,恶化了企业的风险融资体征和破产风险。第三,杠杆率与短债长用通过增加企业财务成本和降低研发投入两方面恶化企业绩效。第四,上述影响存在一定的企业异质性和长短期差异。本文为杠杆率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经验证据,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学理支持。     

资本错配、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研发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是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动力。基于2010—2017年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检验资本错配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错配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抑制效应;融资约束不仅对企业研发具有直接负向影响,还会强化资本错配对研发投入的抑制效应,但上述融资约束的影响仅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多渠道融资体系,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和供给侧改革。     

资本错配、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

企业研发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是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动力。基于2010—2017年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检验资本错配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错配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抑制效应；融资约束不仅对企业研发具有直接负向影响，还会强化资本错配对研发投入的抑制效应，但上述融资约束的影响仅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多渠道融资体系，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和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金融创新选择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经济环境,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研究了金融创新选择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影响.笔者利用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了金融创新、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创新对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及推动经济增长并无显著作用;利用银行博弈均衡模型和数值模拟技术研究发现,只有进行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及降低项目监督成本的金融创新才能够有效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提高资金供给效率,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增长,进而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政府透明度的调节作用

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在股权多元化带来资源优势的同时也会诱发异质性资本冲突，以2014-2019年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为样本，基于研发投入视角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①国企混改带来的股权多元化有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②股权多元化有利于延长企业债务期限，进而强化债务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支持作用；③政府透明度有利于强化股权多元化对债务期限结构的正向影响，从而有利于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股权多元化的资源效应有助于改善企业融资期限与研发投入期限匹配度，且政府透明度越高，投融资期限匹配效果越好。该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政府透明度在影响企业研发投入方面存在互补效应，通过股权多元化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因此，就因地施策而言，当前应重点推进政府透明度较低地区国企混改。     

外币债务融资与审计费用

近年来,中国企业外币债务融资规模不断增加,部分企业产生了外币债务融资风险.那么,这种风险会影响企业的审计费用吗?基于2014-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外币债务融资相关信息,实证检验了公司外币债务融资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币债务融资规模越大,审计费用越高;公司经营风险和审计师投入是外币债务融资影响审计费用的中间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越大,外币债务融资与审计费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显著,但公司海外收入会弱化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家庭农场融资问题研究

家庭农场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家庭农场的发展离不开现代金融的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剖析家庭农场融资困境,给出解决家庭农场融资的路径选择及对策建议.     

银行贷款会挤出商业信用吗——基于研发投入视角

企业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总体来看,银行贷款未能成为企业研发投入的融资渠道,与此相反,商业信用则是企业研发投入的来源之一。并且就研发投入而言,银行贷款对商业信用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在替换关键变量及使用不同计量方法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前述银行贷款对商业信用的挤出效应,在所有制属性、行业高技术属性、所处地域的外部法制环境以及企业规模等方面均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文章深入探究中国上市企业创新融资的内在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和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切实的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供应链金融与企业债务期限选择

关于企业的债务期限选择行为，理论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随着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将供应链金融纳入到企业债务期限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中，以201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债务期限选择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实施供应链金融计划的核心企业更愿意缩短债务期限，其影响路径为通过提高盈利水平和盈利稳定性降低利率风险，以及通过改善财务状况降低再融资风险；双向供应链金融和数字供应链金融对债务期限的缩短效应更强。进一步检验发现，供应链金融对债务期限的缩短效应并没有诱发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和非理性短期借款，反而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和提高了投资效率，说明我国企业缩短债务期限的行为并非全是“金融抑制”或信息不对称下的被迫选择，也可能是特定情境下企业权衡风险收益后的主动决策。本文为解释企业的“债务期限选择之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增量证据，为进一步释放供应链金融的实体经济效应，防范债务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学理支持。     

数字金融如何改善中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基于家庭正规信贷配给视角

本文基于微观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正规信贷配给视角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发展显著缓解了城乡家庭正规信贷配给,且相较于城镇家庭,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对农村家庭的供给型信贷配给与需求型信贷配给产生更大影响,改善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第二,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农村家庭贷款期限匹配度,提升农村金融市场服务效率;第三,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城乡家庭借贷渠道正规化,改善中国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的二元金融结构;第四,现阶段,数字金融发展对降低农村家庭生产经营贷款的融资成本、促进其生产经营借贷渠道正规化的作用有限。本文为改善中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金融结构与制造业成长:基于产业异质性视角

金融结构与制造业成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从产业异质性视角分析不同金融结构对不同产业成长的作用机理,并利用2003-2017年中国27个规模以上制造业产业数据,基于产业创新度、产业风险度和资金密集度三种基本特征,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金融结构对产业成长的影响.结果 显示:整体上,我国当前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产业成长;从产业异质性视角看,银行体系的发展能够促进资本密集型产业成长,股票市场对研发密集型、风险型产业的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我国现阶段应深化金融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针对性地发展与制造业产业成长相匹配的金融结构体系.     

地方投融资债务现状及风险治理个案研究

化解地方投融资债务风险,应以梳理整合为基础,建立投融资债务基础数据库;树立以风险为基础的动态监管理念,建立债务管控制度;协调融资总量和结构,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发展;拓宽融资渠道,分类化解债务风险;建立风险评估和预警体系,防范和化解偿债风险;建立和完善多元化偿债渠道,实行债务责任追究制等。     

金融地理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率?——兼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地理距离对金融交易的影响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地理距离抬升交易成本;二是信息不对称阻碍风险控制。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协同选址的微观机理及其对实体经济部门生产率增长的宏观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和城市金融发展数据,本文区分金融中心和地方金融检验了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金融发展对当地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对所在城市及其周边邻近城市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具有积极影响。不过,金融地理结构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方向和程度取决于企业的个体特征,如企业的规模、年龄和所有制形式。研究还发现,降低融资成本和促进技术创新是金融地理结构影响企业生产率的传导渠道。本文结论有助于理解转型国家金融地理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能够为推动当前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新见解。     

供给侧改革、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能力研究

基于供给学派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践,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创新力的关系与对策。首先利用供给学派理论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边界与重心;其次分析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融资约束及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嵌入与耦合性,并重点分析三者嵌入与耦合的制约因素;最后从政府、企业及社会机构三个层面提出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水平,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策略与建议。     

强监管背景下金融创新路径选择与体系构建

加强金融监管背景下,金融结构改革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与产业结构优化。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求端将金融创新路径聚焦在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和科技金融三个方向。普惠金融创新体系基于商业银行供给结构改革,互联网金融服务线上中小微企业、"三农"等弱势群体,社区银行和民营银行物理网点服务线下中小微企业、"三农"等弱势群体,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及相关担保、征信、评级等配套市场。绿色金融创新体系基于国际经验比较,从绿色金融专业机构和绿色金融产品等构成要素以及绿色金融全流程配套改革两个方面进行构建。科技金融创新体系从覆盖科技创新型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体系以及为金融服务的科技创新引导基金、知识产权评估与交易市场、专业科技担保机构等配套市场两个层面进行构建。     

金融支持、科技进步对供给侧改革影响研究——基于H省样本数据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分析了H省金融支持科技进步进而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机理,构建了科技进步与金融支持的VAR模型,利用1993—2017年的数据对变量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实证分析结果显示:H省的直接融资有力地拉动了科技进步,从而有效地促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间接融资对科技进步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短期内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一定促进作用;金融业增加值对科技进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未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     

金融供应链下商业银行信贷配给改进的机理和实践研究

金融供应链为商业银行突破传统信贷配给技术提供了机遇。本文从供应链关系结构中企业融资改进的机会分析入手,剖析了金融供应链下银行内生性改进信贷配给行为的条件,提出金融供应链之所以为银行改善信贷配给提供了一种创新渠道,是因为其在供应链企业之间存在隐含担保,并从理论机理与实践经验两方面验证了银行信贷配给改进的实施机会。     

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能否抑制金融化?

制造业企业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服务化转型成败,关乎其在金融部门与主业部门之间的资本配置.本文从经营利润视角阐释了制造业企业服务化对金融化的影响,并采用2007-2014年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显著抑制了金融化;服务化主要通过利润率上升来推动生产性资本由金融部门向主业部门回流,进而降低制造业企业金融资产持有率.制造业企业服务化主要降低了知识密集型行业和国有企业对高风险的长期金融资产持有份额.因此,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致力于制造业服务化来提升企业经营利润,并辅之以必要的金融监管来规范制造业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从而保证企业资金"蓄水池"的安全性.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研发投入效应——基于企业异质性的分组检验

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金融许可证信息进行匹配,运用多元回归计量模型实证检验银行业竞争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方向与强度,并探讨银行业竞争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银行业竞争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发现,银行业竞争对国有企业、大企业、老企业以及高融资依赖型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外资银行进驻会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企业规模、经营时间、管理费用和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制定缓解企业研发融资约束、激发市场创新活力的金融政策提供了新思路.     

以金融体制改革推动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资本和创新是两个关键要素。而资本又是创新的供给侧要素,将资本和创新两个供给侧的要素结合起来,通过资本要素方面的改革去推动创新要素的改革,必将发挥更大的杠杆效应,对加快推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应进一步完善金融政策制定程序、实施定向于金融支持自主创新领域的减税政策、完善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的机制设计、加快完善其他金融市场步伐,从而推动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