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自组织理论的武陵山片区的扶贫开发机制

加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是当前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在阐释自组织理论与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的自我发展机制基础上,以武陵山片区为例,从区域学习机制、内生增长机制、协同发展机制和外部保障机制等角度,分析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的自我发展机制现状及存在的不足,提出建立多层次区域学习机制,大力培育区域内生增长机制,建立和完善区域发展主体和要素的协同机制,强化区域发展的外部保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推动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机制创新,为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中国农业科技创新跨域合作的多维邻近差异性研究

文章基于省级行政范围、区域边界维度，针对中国当前各省级区域农业科技专利普遍缺少跨省协同合作这一现象，选取中国农业科技跨域合作数量最多的四大省级行政区（北京、江苏、山东、广东）为研究对象，从多维邻近性视角出发，借助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探析地理邻近性、技术邻近性、关系邻近性对不同区域农业科技跨域协同合作的影响。研究发现：地理邻近、关系邻近普遍显著正向影响农业科技跨域协同合作，而反向表征技术邻近性的技术距离对不同区域农业科技跨域协同合作的影响正负不一，技术距离的平方项对农业科技跨域合作影响普遍不显著。     

绿色发展对减贫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区与非集中连片特困区的对比分析

集中连片特困区是中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绿色发展是中国精准扶贫的一项重要举措,而绿色发展如何促进集中连片特困区减贫,这可能事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政策走向.文章在使用2001?2017年中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将其划分为集中连片特困区与非集中连片特困区两组进行对比分析,借鉴可持续生计框架研究绿色发展的减贫效果及其作用机制.选用空气流动系数与政府工作报告中绿色词频占比作为减缓绿色发展变量内生性的两个工具变量,在2SLS框架内研究绿色发展对减贫的影响.结果显示:(1)集中连片特困区与非集中连片特困区绿色发展对减贫影响均表现出显著的倒"U"型曲线特征,但集中连片特困区相比非集中连片特困区而言,其绿色减贫成效更明显且转型效果更显著.(2)绿色发展在集中连片特困区与非集中连片特困区均主要通过知识外溢效应影响减贫,表明绿色引领的教育扶贫能够直接作用于贫困主体,是推动减贫的重要举措.(3)集中连片特困区与非集中连片特困区知识外溢效应均对减贫呈现出边际递减特征,但在集中连片特困区教育扶贫的边际递减幅度更为显著.可见在"后扶贫时期",要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教育投入力度,并将绿色减贫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助推中国现代化进程.     

秦巴连片特困区金融精准扶贫效益评价研究

精准的扶贫是当前我国扶贫开发的指导思想,是建立扶贫战略大局的重要手段.秦巴连片特困区经过长期的扶贫后,很多地区依然没有脱贫,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以及新情况.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手段,加强金融精准扶贫已成为解决秦巴连片特困区当前贫困形势的最佳措施.本文针对秦巴连片特困区贫困现状,采用层次分析法对该地区的扶贫效益构建了评价体系,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推动民族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几点建议——基于四川省红原县的实地调研

正经过多年努力,我国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制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民族地区普遍发展滞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把武陵山等11个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作为新一轮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标志着我国扶贫工作重心已从国贫县过渡到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形式已从解决温饱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     

乌蒙山连片开发背景下美姑县域经济发展路径探析

乌蒙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是新阶段扶贫攻坚主战场之一。以国家乌蒙山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为背景,以县域经济相关理论和思维,紧密联系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实际,从基础设施、城镇化建设、特色产业化、民族文化旅游和教育改革等几个方面,来研究美姑县县域经济发展路径。     

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模式研究——基于利川市苏马荡的调查

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处于中国中部,范围包括湖南、湖北、贵州、重庆四省市11个地的71个县.本文为研究与探讨出一种适合在武陵山片区推广的扶贫模式,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因此选择利川市旅游扶贫工作成果突出的苏马荡地区作为代表,进行实地调研.调研结果表明:苏马荡地区的旅游扶贫模式是一种“市场机制、政府协调、居民参与”的创新模式,确实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实现脱贫目标.     

西部地区基于现代农业服务体系的脱贫政策研究

随着国家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战略的纵深发展,西部地区的连片贫困地区的脱贫情况仍然不容乐观,因此要加快发展西部现代农业服务体系,加速西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本文分别从做好现代农业服务体系促进精准脱贫的顶层设计、 构建多元高效的全产业链、 加快培育现代农业服务市场与组织、 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培训体系建设、 深入实施"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以新型的农业科技服务等五个方面构建了基于供需理论的西部地区现代农业服务体系促进精准扶贫的路径.     

武陵山片区多维贫困度量及其空间表征

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当今扶贫攻坚的主要战场,精准识别贫困人口及贫困类型是开展精准扶贫的关键。从多维贫困指数及发生率角度探讨我国扶贫问题已成为当今国内研究的焦点。在科学、系统设计多维贫困测算指标的基础上,以武陵山片区扶贫重点市(州)为例,构建基于"单维度、多维度识别及贫困加总/分解"多维贫困测算法对研究区域贫困人口进行测算与分析。利用Kriging法对非样本点进行空间插值,从而系统、合理地分析研究区域多维贫困的空间分布状况。结果显示: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存在多个维度的贫困,多维贫困发生率较高,多维贫困家庭达到了70.9%,重度贫困家庭达到了40.1%;多维贫困指数较高,其中燃料、人均收入、教育年限对贫困指数的影响较大;此外,不同地区各贫困指标差异不同,地处武陵山片区的怀化及湘西自治州的农村多维贫困问题比较严重。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城市型行政区相关问题探讨

文章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础在于该地区的城市群能够建立起在交通、产业、行政、环境等方面协调发展的机制。该地区发展不协调主要表现在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经过分析文章认为形成该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行政区经济"模式——即行政区,特别是城市型行政区对该地区经济约束过强是关键因素。文章对中国"行政区经济"的起源以及中国城市型行政区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提出明确城市分工、完善区域协同立法、建立区域协调机构等举措是确保城市型行政区健康发展,真正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实途径。     

基于市场参与维度的农户多维贫困测量研究——以连片特困地区为例

在农村扶贫攻坚任务趋紧形势下,市场化反贫困被认为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手段。为探究市场化反贫困思路是否符合实践需要,基于广西和陕西两省(区)连片特困地区419份农户调查数据,应用拓展的AF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量。研究结果显示:(1)多维贫困问题在连片特困地区广泛存在,且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较高。不同维度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各维度按MPI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参与贫困、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基础设施贫困。(2)市场参与维度各环节贫困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产后环节、产中环节、产前环节。因此,要深入推进市场化减贫战略,通过促进农户稳定融入农产品供应链、完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加强收入及教育常规扶贫手段等推进反贫困工作。     

区域旅游扶贫类型与模式研究——以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区36个县(市)为例

贫困山区与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往往具有高度地理重叠性,成为当前旅游扶贫攻坚战重点区域。在当前各种旅游扶贫鼓励政策下,旅游资源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程度是旅游扶贫的重要前提和现实基础。利用旅游优势度评价模型和区位熵指数法对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区36个县(市)旅游资源优势度和旅游产业竞争力进行空间等级划分与评价。运用多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对36县(市)旅游资源与产业进行集聚类型分类,得出由各县(市)旅游资源、旅游产业与空间滞后量决定的四种不同旅游扶贫区域类型。依据各区域类型特征提出政企合作模式、战略联合模式、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模式及区域联动模式4种旅游扶贫模式,以期为各县(市)探索新型旅游扶贫模式实现精准扶贫提供指导,对其他同类型贫困片区旅游扶贫发展提供借鉴作用。     

跨组织科研合作中知识协同过程模型研究

重大科技计划或项目是开展跨组织科研合作的重要平台,而科研合作中突破性创新的涌现则主要归因于大规模、高质量的知识协同。明确了重大项目背景下跨组织科研合作的概念,阐释了该类合作中知识协同的内涵,提出了跨组织科研合作中“场”的运转分布模型,建立了单个“场”的知识协同过程模型,分析了“场”之间存在的多种相互作用,并进一步利用自组织临界性理论构建了“场系统”由局部知识协同向整体知识协同演进的过程模型,最后对促进跨组织科研合作的整体知识协同提出了思路和建议。     

基于能力剥夺视角的农村动态多维贫困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能力贫困、动态贫困和多维贫困能够较为准确、全面地识别和反映贫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是提高扶贫成效的关键。文章利用2010—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山西省农村成人面板数据,基于个人能力剥夺视角对山西省县域农村多维贫困进行测度,通过定序Probit模型探索其演变机理。研究发现:(1)山西省农村县域多维贫困差异不明显,这从理论上支撑了将扶贫攻坚主战场从贫困县转变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合理性。(2)从事农业的农村人口更易陷入多维贫困,这成为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诱因。(3)当前有工作的农村人口摆脱贫困的可能性较大,应促进有能力的农村贫困人口就业,稳步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4)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多维贫困产生的影响不显著,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应区别对待"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     

基于ISM-MICMAC模型的京津冀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隐性障碍研究

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目前存在环境治理低效、协同效应欠佳现象,尚未形成稳定的治理格局。论文基于专家访谈和问卷调查数据,采用解释结构模型（ISM）、MICMAC等方法,从系统视角剖析了京津冀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隐性障碍之间的递阶层级结构关系和内在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京津冀三地政府在理念认知和利益结构上的差异是根源性隐性障碍,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性以及跨区域协同治理组织领导力与权威性问题对协同治理有显著负面影响;（2）政绩评估体系片面化、各行政区内部部门权责重叠以及信息和资源共享不充分等问题是主要障碍;（3）生态环境补偿不到位、预期收益不足以及市场调节不到位导致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市场驱动力不足。三地政府应在理念认知和利益结构相互包容下,打破信任壁垒,创建互惠互利且足够稳定的协同网络,建立高效灵活对话机制、降低政府间沟通协调成本,方能化解目前的协同治理低效的困境,为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构建集中连片特困区生态减贫的长效机制——以陕西省白河县为例

集中连片特困区是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中的最后堡垒。集中连片特困区贫困状况与生态环境状况存在极其密切的关系。从片区生态贫困的深重性、人口致富能力的偏弱性、生态治理的片面性三个方面阐释了构建集中连片特困区生态减贫长效机制的必要性。提出构建生态减贫的内部长效机制:加强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公众参与。构建生态减贫的外部长效机制:创新片区合作;完善生态补偿;建立健全产业生态化;组织生态移民,加快城镇化进程。     

产业链视角下特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益研究——以云南省会泽县为例

旅游能够促进地区减贫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尤其在特困民族地区,通过发展旅游实现了脱贫致富.然而,尚有很多地区的旅游扶贫效果不佳,未能从微观视角对区域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构建完善的产业链并制定相应的价值分配制度,产品体系不完整、各种利益关系协调不畅等问题导致旅游产业尚未形成规模、社区居民被边缘化、贫困人口利益得不到保障等现象发生.本文尝试构建了旅游产业链分析框架和旅游扶贫效益评估模型,以云南省会泽县为研究对象,对其旅游扶贫效益进行评价,最终从产品链、协作链和价值链方面得出启示,为特困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农业产业扶贫研究现状与展望

农业产业扶贫是我国多数贫困地区主要扶贫手段之一。在脱贫攻坚关键阶段,系统梳理我国农业产业扶贫相关研究,总结关于农业产业扶贫的组织模式、实现路径、存在问题以及长效机制等研究成果,剖析已有研究成果,理解相关经验启示,探讨今后我国农业产业扶贫研究趋势和重点领域。结果显示,今后我国农业产业扶贫研究应重点关注农业产业扶贫多元参与主体的互动复杂性问题,识别农业产业扶贫潜在风险,以提升农业产业扶贫绩效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缘由、困境与突破

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作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多主体的网络化治理,打破了地理空间范围分割、突破了行政区划刚性约束和超越了单一主体治理局限,成为解决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和实现区域"绿色"发展的理想治理模式。但跨域生态环境问题治理的复杂性和合作共治主体的多元性,使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在实践中可能面临目标达成、利益协调、权力配置、责任划分和治理有效等现实困境。可通过理念转变与教育引导、利益补偿与利益共享、权力让渡与合作契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制度规范与激励约束等途径突破实践困境,促进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实现,进而提高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绩效。     

都市区跨市公共交通规划与空间协同发展:理论、案例与反思

快速城市化和区域经济要素流动的背景下,跨市交通的规划与政策成为推进不同行政区之间空间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我国目前仍缺乏良好的协调框架推动跨市交通规划和政策的实施,以更好地促进空间协同发展。在都市区和同城化等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广州—佛山,深圳—东莞—惠州,杭州—德清等都市区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跨市轨道交通、公共交通和交通政策,对各个地区的跨市交通规划与政策实施开展评估继而来理解跨行政区的空间协同发展。最后,从调整行政组织、加深协作程度和加强社会参与等方面提出推动跨市交通发展与空间管治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