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基于分省的面板协整模型分析

基于效用函数建立的扩展EKC模型的面板协整模型分析表明:中国分省的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的EKC曲线形式不是"U型"、"倒U型"以及"N型"的任何一种;分省经济增长和工业三废的排放具有因果关系,但经济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工业三废的排放标的显著不同;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会增加工业三废的排放量;人口密度对工业三废排放具有"挤出效应";工业三废排放对国家治理污染投入具有"倒逼机制".北京、上海的环境有持续好转的迹象,河南的环境呈现持续恶化的态势.彻底解决我国环境污染问题需要合理有效的制度设计.制度的客观约束大于人类行为的主观约束,方能有效治理环境污染问题.     

西部六省市区工业增加值与“三废”排放量关系分析

应用环境库兹理茨曲线(EKC)对西部六省市区的工业增加值与“三废”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首先,做出西部六省区工业增加值与“三废”排放量的EKC曲线和公式;其次,再进行现状分析,看其“三废”排放量是否下降,以及其拐点是否低于全国“三废”平均排放水平;最后,得出“三废”排放量没有下降的省市区应淘汰落后产能,拐点高于全国“三废”平均排放水平的省市区应采用先进技术的结论.     

技术、国际贸易与中国工业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变

在中国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考察中国的工业发展方式转变,不能不考虑国际贸易因素.文章综合采用LMDI分解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全面考查并测算了国际贸易影响中国工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变的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研究表明:(1)生产的技术清洁度提升是中国工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变的主要原因;(2)国际贸易显著促进了工业SO2和CO2减排的技术进步,且对SO2而言,该作用在强有力的环境管制下得到了更为有效的发挥;(3)国际贸易的“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仅得到了微弱的支持,主要是净出口规模快速扩张的结果.因此,污染排放尚未成为影响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因素,推动工业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变应着力于技术层面,促使环境管制与贸易开放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2—200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3个角度对我国工业SO2、废气、废水、粉尘、烟尘的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并对城市化水平对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工业污染排放强度与工业规模效应、城市化水平均呈倒U型曲线关系;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在不同年份对我国工业污染排放强度下降的影响方向和贡献程度有所不同,但总体来看,技术效应的贡献最大;技术水平提高是城市化促使工业污染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基于岭回归法对“三废”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环境问题逐渐凸显。文章针对库兹涅茨曲线特征,采用岭回归方法,选用江西省1995-2014年"三废"排放量及GDP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江西省"三废"排放量与经济发展呈"N"型曲线关系,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主要受结构效应影响;工业废气排放量主要受规模效应影响;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受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影响程度相当;且只有固体废物治理投资水平对污染起到了抑制作用。从而得知,江西省环境治理投资效果不佳,应该合理投入环境治理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精准治理"。     

江苏省外贸开放度与环境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江苏省1995—2011年相关数据为样本,在调整Antwefler所用回归模型的基础上,以工业“三废”作为环境衡量指标,以净出口、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贡献度推算外贸对经济规模、结构和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对江苏省这一典型高经济外向度地区的外贸环境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外贸发展所引起的规模效应显著为正,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均为负,外贸环境总效应为正。最后,在得出结论的基础上分析其成因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江苏省外贸开放度与环境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江苏省1995-2011年相关数据为样本,在调整Antweiler所用回归模型的基础上,以工业“三废”作为环境衡量指标,以净出口、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贡献度推算外贸对经济规模、结构和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对江苏省这一典型高经济外向度地区的外贸环境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外贸发展所引起的规模效应显著为正,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均为负,外贸环境总效应为正.最后,在得出结论的基础上分析其成因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基于“十一五”时期的实证研究

根据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因素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原理,采用因素分解方法分析＂十一五＂时期各个因素对我国污染物排放变化的具体影响。结果发现：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带来的规模效应是污染物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原因;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减排技术的改进等因素带来的技术效应对降低污染物排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能源消耗、SO2和COD的排放来看,工业内部结构均趋向清洁化,但这种结构效应对降低污染排放的影响力度不大,原因在于产业结构调整依然缓慢。     

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对工业污染的影响分析——基于地理距离矩阵的空间杜宾模型

基于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经济增长和工业污染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环境库兹涅茨(Kuznets)方程建立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之间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经济增长对工业"三废"污染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区域人口聚集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考虑空间因素后,经济增长对"三废"影响的差异性更加显著。控制其他解释变量后,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对工业废气污染的省际溢出效应和总效应都呈现类"N"型关系,与工业废水污染存在倒"N"型关系,与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呈现单调递增线性关系。最后,为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相关政策建议参考。     

环境援助的减污效应——理论和基于1982-2008年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考察环境援助对污染物排放影响的作用机制及其在中国的实际减污效果.建立环境援助减污效应的理论模型,并利用1982-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环境援助在中国的减污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我们认为,环境援助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挤出效应以及环境援助自身的直接减污效应;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从显性的结构效应、挤出效应、援助自身的减污效应三者之和来看,环境援助降低我国CO2和SO2的排放,增加工业废水、粉尘、烟尘和固体废物的排放,上述影响均存在滞后反应;当环境援助的规模效应小于一定临界值或技术效应大于一定临界值时,环境援助影响各工业污染物排放的总效应为负.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子价格: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科学衡量减排对工业产出的影响是环境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据。本文采用非参数方法构建paneldata的方向性环境生产前沿函数模型,衡量各地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变化对产出的边际净效应以及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子价格。分析发现,二氧化硫的影子价格取决于排放水平和生产率水平高低,当二氧化硫排放水平较高、生产率水平较低时,减少排放的代价较低;相反,生产率水平较高、污染排放水平较低时,减少排放的代价较大。本文以北京、甘肃和河北为案例分析了这三个典型地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子价格及其变化特点。     

对外贸易、FDI与环境污染的动态关系——基于PVAR模型的研究

基于PVAR模型,采用我国近2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对外贸易、FDI和环境污染的动态关系,为提高分析结果的稳健性,采用工业三废为污染指标。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带动了环境污染,并有多期滞后影响;FDI对环境的直接影响较小,但通过带动对外贸易增长,间接增加了环境污染;近20年对外贸易和FDI对环境污染的总体效应较小,但污染排放具有较强惯性,当期排放会有多期影响,而且长期来看对FDI和对外贸易有一定抑制作用。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子价格：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科学衡量减排对工业产出的影响是环境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据。本文采用非参数方法构建paneldata的方向性环境生产前沿函数模型，衡量各地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变化对产出的边际净效应以及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子价格。分析发现，二氧化硫的影子价格取决于排放水平和生产率水平高低，当二氧化硫排放水平较高、生产率水平较低时，减少排放的代价较低；相反，生产率水平较高、污染排放水平较低时，减少排放的代价较大。本文以北京、甘肃和河北为案例分析了这三个典型地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子价格及其变化特点。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企业绿色发展

推动高水平开放和绿色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企业绿色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会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推动企业绿色发展。机制分析表明,提高企业末端治理能力和企业管理效率是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推动企业绿色发展的两条重要途径。异质性分析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企业污染排放的降低效应在高污染强度行业中的表现更为突出,对高融资约束企业和高能源消耗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强。此外,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与服务业共聚水平较高地区的减排效应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不仅有利于推动行业内低污染排放强度企业进入和高污染排放强度企业退出的动态更替,还有助于实现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绿色产品创新、能源利用效率提升以及能源投入结构优化。未来政府需要合理制定并实施阶梯性的服务业开放政策,优化地区服务业和制造业产业空间布局,引导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嵌入融合,赋能制造业绿色生产和绿色创新发展。     

外部市场需求与企业环境绩效——基于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分析

本文使用CPEII-BACI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构成的2000—2010年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面板数据，对外部市场需求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环境绩效的效果及作用机理展开了详细研究。结果表明：外部市场需求增加提高了企业的综合污染物排放强度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这主要源于外需上升引起了企业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投入强度的扩大，而绿色创新效应的影响不明显，但外需会促进企业出口产品结构“清洁化”发展，这有利于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除此之外，外需扩大对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资本密集型行业和以发展中经济体为主要出口对象的企业的环境污染排放强度负面影响较大。     

贸易开放对我国环境污染影响效应的实证检验——基于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1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了省际以及三大经济圈内贸易对工业废水、工业SO₂、工业烟（粉）尘等三类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并检验了现阶段中国是否存在库兹涅茨假说、污染避风港效应及要素禀赋效应等。结果显示:中国省际及三大经济圈内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有助于中国环境质量的改善,更为重要的是,各省通过经济合作的加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各自污染物排放量。通过引入交叉项进一步发现贸易对环境分别存在负收入效应及正结构效应。同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污染避风港效应与要素禀赋效应则随污染物指标选取、分析区域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结果。     

城市发展与城市环境污染关系的计量研究

根据武汉城市发展相关数据,应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城市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算,构建了城市发展综合指数,运用回归模型对城市发展综合指数和工业"三废"分别进行耦合分析并建模,探究武汉城市发展对城市环境的影响。研究表明:武汉城市发展水平与城市环境显著相关,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提高,城市废水排放总量呈"N"型变化,由于城市非农人口的增加,生活废水排放的增加超过了环境技术进步和工业结构调整对工业废水减排的贡献,使废水排放总量目前呈上升趋势;武汉废气排放量一直呈上升趋势;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呈正"U"型,目前也呈上升趋势。基于研究结果分析,提出促进武汉城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行业环境管制对就业影响的经验研究:基于25个工业行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参考Cahuc和Zylberberg(2004)以及Copeland和Taylor(2003)的分析,从理论上得到了劳动对污染品价格,即环境管制的交叉弹性,在数值上与污染品占总成本份额及排放强度成正比,在符号上取决于两种要素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共同作用。随后采用2001-2007年中国2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验证了交叉价格弹性为正,也就是说劳动与污染品是总的替代品,环境管制加强会促进就业上升;污染排放强度也确实会提高交叉价格弹性,这意味着污染密集型的重化工行业,环境管制加强所引致的就业创造相对较大。     

制造业集聚与碳减排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技术交易视角的检验

为了对产业集聚、技术交易与二氧化碳排放效应进行分析,对中国30个省份2003—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总体上,制造业集聚会导致地区碳排放量增加,但是技术交易与制造业集聚的交互项有利于碳排放量减少。(2)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技术交易促进了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从而有助于碳减排效应;中部地区二氧化排放与制造业集聚和技术交易的关系并不显著;西部地区仅仅符合传统EKC假说,未发挥出技术交易的重要作用。以上结论表明:对于我国这样处于后发优势的国家,初始技术水平不高,内生创新动力有限,基于技术交易的异质性技术流动作用非常重要。     

中国工业行业环境技术效率研究

文章基于DEA-SBM模型,测度了节能减排约束下工业行业的环境技术效率,检验了环境技术效率的收敛性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工业行业环境技术效率总体偏低,但大多数行业环境技术效率都有不断提高的趋势,存在向环境技术前沿的追赶效应。引领环境生产前沿的创新者始终是高新技术产业和清洁产业,今后的结构调整应重点扶持与发展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和清洁产业。收敛性检验结果表明,低排放行业既存在绝对收敛又存在条件收敛,具有俱乐部收敛特征;全部行业和高排放行业不存在绝对收敛,但存在条件收敛,说明环境政策及扶持力度需要向高排放行业倾斜。环境规制强度与环境技术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的三重门槛特征,且对于不同行业作用有别,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应避免陷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