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员工数字认知与创新绩效：技术为刀，我为鱼肉?

如何顺利度过数字化转型阵痛期成为中国企业利用数字经济红利提高自身创新水平的重要战略问题。整合IT能力、社会认知与社会认同理论，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即存在数字化转型阵痛期；员工数字化个人认知在U型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员工数字化组织认知可以调节U型关系，促使拐点左移，并导致U型关系变得陡峭。结论启示从员工对企业数字转型的个人认知和组织认知两个方面优化员工数字认知，应用数字技术营造有利于组织创新的员工认知环境，对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工业集聚、金融支持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2006-2019年省域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以中国2006—2019年省域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了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采用曲线调节效应回归模型探究了工业集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金融支持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工业集聚和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呈“U”型关系,随着工业集聚程度增加,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先减少后增加。金融支持显著调节了工业集聚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使“U”型曲线更陡峭、拐点左移、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更高。     

数字化水平对企业碳绩效的非线性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基于数字化战略与“双碳”目标，从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3个维度探讨数字化水平对企业碳绩效的非线性影响机理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传导机制，选取2010—202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动态GM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水平均与企业碳绩效之间呈先抑后扬的U型关系，大多数中西部省份的数字建设与应用水平未跨过拐点，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尚处于抑制阶段，而东部和少数中西部省份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已跨过拐点，对企业碳绩效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发明型、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均在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水平与企业碳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解发现，与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相比，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化水平各维度与企业碳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更显著。经过变换数据年份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新时代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指标体系并实证分析2008—2017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及空间相关性，选取3种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各创新指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为0.322，中西部地区明显偏低，经济创新发展和经济开放发展指数不高是其主要原因。中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正相关性显著；②全国两阶段创新势力均明显偏低，东部地区省份两阶段创新指数、创新势力和创新效率值均处于全国较优水平，而中西部省份至少在某一阶段绩效损失显著；③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与科技研发阶段创新指数呈U型曲线关系，成果转化阶段创新势力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政府支持在成果转化阶段创新指数促进高质量发展中的正向调节效应显著。     

数字金融、营商环境与高质量创业

实现高质量创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与前提，完善的金融服务与创业环境可为助力高质量创业提供重要支撑。选取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创业的影响，并基于营商环境视角考察该影响的传导机制与门限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促进高质量创业，在分维度检验中，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对高质量创业的促进效应强于使用深度，而数字化程度的高质量创业效应并不显著；营商环境是数字金融影响高质量创业的重要传导机制，数字金融通过改善营商环境进而促进高质量创业；门限效应检验发现，在营商环境越优良的城市，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创业的促进效应越强。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规模较大、经济较发达或东部城市，数字金融的高质量创业效应在规模较小、经济较落后或中西部城市中更强。对此，中国各城市在加快推进数字金融转型升级的同时，应注重优化营商环境，为实现城市高质量创业注入新活力。     

环境分权、环保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一个有调节的多重并行中介模型

“双碳”目标下，加快绿色低碳发展将给企业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通过制定合理的环境管理体制、加大环保投入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中国2011—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从环保投入视角，采用有调节的多重并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呈倒“U”型关系，适度的环境分权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过度环境分权体制下的激励扭曲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约束促使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曲线更加陡峭，适度的环境目标约束正向调节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过度的环境目标约束促使倒“U”型曲线拐点前移。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环保投入、企业环保投入在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同时，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约束会强化政府环保投入在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因此，应积极推进环境事权和管理权结构性改革，完善环境事务激励与约束机制，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     

团队地位差异性与团队创造力的倒U型关系：任务特征的调节作用

基于互动过程视角，构建团队地位差异性对团队创造力的倒U型影响模型，并通过106个团队455份有效调问卷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团队地位差异性对团队创造力存在倒U型影响，在该影响过程中，任务复杂性、任务互依性的调节作用显著，影响二者倒U型关系的拐点位置。随着任务复杂性提高，团队地位差异性对团队创造力的倒U型曲线拐点向左移动，且拐点位置更高；同样地，随着任务互依性提高，二者的倒U型曲线拐点向左移动，且拐点位置更高。     

基于EKC假说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基于EKC理论,采用27个省份2009—2014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人均GDP数据,研究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人均GDP的关系。结果发现:无论是从27个省份整体,还是依照地域将其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关系均满足EKC假说中的倒"U"型曲线,但是其拐点却存在着不同。整体来看,在未来6~7年可以达到相应拐点;东部可能需要在未来8~10年甚至更久才能达到相应的拐点;中部正处于倒"U"型的下降阶段;西部此时接近拐点期。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减缓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发展低碳经济、提高碳减排技术和能源利用率的建议。     

数字化水平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双元创新能力的中介作用

基于数字化转型和双元创新能力理论视角，探讨数字化水平各维度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分析渐进式和突破式创新能力在数字化水平与新产品开发绩效间的中介作用。回归分析结果发现：①数字化建设水平与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呈倒U型关系，东部与中部地区大多数省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均已跨过拐点，数字化接入水平、应用水平与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均呈“先抑后扬”的U型关系，而数字化流通水平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积极线性影响；②双元创新能力在数字化水平与新产品开发绩效间起显著中介作用，渐进式创新能力分别在数字化接入、流通水平与新产品开发绩效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突破式创新能力在数字化接入、应用、流通水平与新产品开发绩效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与渐进式创新能力相比，突破式创新能力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促进效应更显著。     

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绿色金融的资源配置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首先将绿色金融分为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三个维度，进而采用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利用动态广义矩估计面板模型（GMM）分析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影响，探讨绿色金融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并分析绿色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绿色信贷、绿色证券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均呈“先扬后抑”的倒U型关系，大多数中西部省份绿色信贷、绿色证券水平尚未跨过拐点，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处于促进阶段，绿色保险则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线性促进作用；(2)绿色技术创新在不同维度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绿色技术创新在绿色证券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传导作用最强，其次是绿色信贷，而绿色保险最弱；(3)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均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且三种类型绿色金融的调节效应依次递减。     

营商环境、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

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是我国新时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选取2009-2018年30个省市级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营商环境质量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励效应及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①营商环境优化对中国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效应,但其影响更多表现为资金供给而非制度供给;②企业家精神是营商环境与技术创新的中介变量,营商环境要素、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激励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③营商环境显性激励作用明显,但内生激励不足。研究结论可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家精神、促进技术创新提供政策启示。     

双元创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领导者调节焦点的调节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增长动力转换攻关期，双元创新成为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基于双元创新理论和调节焦点理论，以2007—2018年香港交易所中资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领导者调节焦点与企业双元创新指标，实证分析双元创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领导者调节焦点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①企业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均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促进作用；②领导者促进焦点会削弱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③领导者防御焦点可以强化探索式创新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但会弱化利用式创新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结论丰富了双元创新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可为提高领导效率，优化企业双元创新实施效果，进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启示。     

数智化如何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兼论营商环境的调节作用

数智化如何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近年来实务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从理论上分析数智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并探讨营商环境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然后以2009-2018年我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上述影响机制和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智化转型与应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营商环境在数智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营商环境越优良，数智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同时，营商环境的调节作用在我国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其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调节作用显著高于西部地区。     

营商环境优化与区域创新效率——兼论经济一体化的联合空间效应

基于营商环境影响区域创新效率的机制分析,以2011-2019年中国地级市数据为样本,构建空间动态面板模型,检验得出：①从总体看,营商环境优化是提高创新效率的重要着力点,并通过促进创新人才集聚间接提升创新效率,但同时因创新人才集聚的挤出效应引致邻近区域创新效率损失;②分区域看,外围城市营商环境优化对创新效率的直接提升效应强于中心城市,但中心城市因创新人才集聚存在创新外溢效应,因此营商环境优化的创新溢出效应更显著;③经济一体化战略放大了营商环境优化的积极作用,尤其表现在京津冀经济圈,即营商环境优化对创新效率的直接提升效应增强,且创新挤出效应也转为创新溢出效应。鉴于此,提出应通过建设协同创新平台、差异化设计营商环境考核指标、加强中心城市强强联合等策略促进营商环境优化,同时,提升区域整体创新效率。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营商环境的调节作用

上游垄断-下游竞争的产业链格局对地区创新能力具有显著影响。采用2008-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产业链视角，实证分析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探究营商环境在该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上游垄断会抑制地区创新能力，通过提升营商环境中的市场化能力，促进非国有经济发展以及要素市场发育可以缓解这种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区、劳动力配置以及行政垄断程度对上述影响具有异质性。     

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正成为微观经济主体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2010-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同群效应视角,探讨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行业同群效应与地区同群效应,且二者通过不同路径推动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其中,数字化转型行业同群效应有利于增强制造企业创新能力,而地区同群效应则会加深制造企业服务化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竞争度和市场化程度分别对数字化转型行业同群效应、地区同群效应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产生倒U型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对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逻辑,厘清不同类别数字种群环境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差异,促进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R&D资源错配与绿色创新效率损失——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数据,测算R&D资源错配并实证分析其造成的绿色创新效率损失。从理论上分析不同R&D资源错配造成绿色创新效率损失的具体机理,采用中国内地省级高技术产业数据,结合反事实方法,测算R&D资源错配造成的绿色创新效率损失情况。结果表明,2000—2018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呈不断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仍较低;中国高技术产业存在明显的R&D资源错配问题,R&D资本和R&D人力错配均属于资源配置过多的情况;R&D资源错配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整体上造成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损失值为0.0614,损失率达26.4%。基于此,必须持续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消除要素流动障碍,促进R&D资本和R&D人力在区域间合理配置。     

技术锁定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创新模式的调节作用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从创新数量转移到创新质量上来。聚焦技术创新过程中形成的技术锁定效应,运用DEA-SBM测度技术锁定效应并分析其发展趋势,检验技术锁定效应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寻找解锁技术锁定负效应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技术锁定效应显著抑制创新绩效提升,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技术创新模式中的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对技术锁定负效应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且自主创新投入可以深度缓解技术锁定对创新绩效的消极影响;消化吸收能力在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之间发挥创新路径枢纽作用,表现为创新模式一体化的调节作用可以显著缓解技术锁定负效应。另外,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创新能力不同未造成明显的技术锁定效应差异。研究结论对于积极调控我国技术锁定效应、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