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机构持股、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

机构投资者与政府补贴等优惠政策作为企业经营的重要资本来源和制度保障，势必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以我国沪深两市战略性新兴上市企业2010-2015年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异质机构持股、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机构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政府补贴可以促进机构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尤其是实质性技术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基金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券商持股与QFII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分别存在不显著和显著正向影响；政府补贴能够降低基金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有效促进基金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并通过调节作用促进券商持股和QFII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更加显著的正向效应；政府补贴对基金持股与企业非实质性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加显著，对券商持股和QFII持股与企业实质性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加显著。     

自愿性信息披露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分析

以2013—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自愿性信息披露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并考察公司内外部治理因素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①自愿性信息披露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②公司外部治理环境和内部治理机制影响自愿性信息披露与企业技术创新的正向关系，具体而言，市场化进程、非国有产权性质、高管股票激励能够强化自愿性信息披露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而控股股东持股、董事会结构、董事会行为、高管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③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自愿性信息披露能够缓解第一类代理问题和外部融资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高管薪酬、公司治理与公司业绩——基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研究

以2005—2011年沪深两市1236至210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研究高管薪酬、公司治理以及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发现：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占比越大、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越大对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股权集中度、公司为国有控股、董事会持股董事会越多、监事会持股监事越多对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因公司治理引起高管获得的超额薪酬与公司业绩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高管任期、企业技术创新与环境绩效实证研究——以新环保法施行为事件窗口

运用可持续发展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以2012-2017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以新环保法施行为事件窗口，考察企业技术创新对环境绩效的影响以及高管任期在这一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企业技术创新与环境绩效呈显著正相关；既有任期在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环境绩效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呈倒U型；预期任期在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环境绩效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考察新环保法施行后发现，新环保法施行之后，企业技术创新与环境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以及既有任期和预期任期的正向调节作用均更加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深入认识新环保法的重要性，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风险投资、高管薪酬及董事会特征——公司治理视角

本文采用2005-2013年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了风险投资机构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董事会特征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风险投资参与不仅可以显著降低高管薪酬,而且可以显著提升高管持股比例。同时,具有高持股比例、高声誉、联合投资的风险投资机构可以降低公司高管薪酬,并对高管持股比例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不同特征的风险投资机构参与对董事会特征均有不同方向的显著影响。     

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影响——公司内部控制与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

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校友关系会对管理者决策产生影响。选取2012—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影响,通过考察公司内部控制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进而揭示其中相关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会促进公司创新投入;公司内部控制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均正向调节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公司中更显著,而地区市场化程度差异对上述促进作用的影响并未表现出显著不同。研究结论能够为公司更有效地植入校友文化、完善选人用人与高管再教育机制等提供管理启示。     

QFII对创新投入及企业价值的影响

基于2007-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QFII持股对创新投入和企业价值的影响,并深入探讨行业特征和高管任职特征对QFII持股与创新投入的调节作用,以及创新投入在QFII持股与企业价值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QFII持股有助于促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行业特征和高管任职特征对两者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另外,QFII持股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创新投入在两者间发挥了中介作用。最后,提出政府和企业应重视QFII的积极作用,通过制定相应政策吸引QFII投资。     

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的实证检验

基于1998年到2008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高管持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薪酬对企业价值有非线性的"U"型影响,在高管薪酬超过一定的额度后,高管薪酬激励明显呈现出边际递增的激励效果.高管持股比例对企业价值只有线性正向影响,并未发现高管持股对企业价值的非线性影响关系.本文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发挥了一定的激励效果,上市公司应该合理的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     

高管持股对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企业创新活动一旦中断将会产生巨大的调整成本损失。因此,如何保持企业创新可持续性是企业创新研究的重要问题。结合委托代理理论,探索了企业高管持股对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高管过度自信与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使用2003-2014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持股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过度自信则弱化了两者间正向关系,而相对于非民营企业,民营企业高管持股对创新可持续性的正向作用更强。同时考虑两种情境效应的综合影响时,在民营企业中高管过度自信的负向调节作用更强。最后,考虑了遗漏变量带来的“选择偏差问题”和内生性问题,采用基于Kernel匹配得分法的反事实检验,为实证结果提供了稳健性证明。     

高管持股对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兼论高管过度自信与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

企业创新活动一旦中断将会产生巨大的调整成本损失。因此,如何保持企业创新可持续性是企业创新研究的重要问题。结合委托代理理论,探索了企业高管持股对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高管过度自信与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使用2003-2014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持股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过度自信则弱化了两者间正向关系,而相对于非民营企业,民营企业高管持股对创新可持续性的正向作用更强。同时考虑两种情境效应的综合影响时,在民营企业中高管过度自信的负向调节作用更强。最后,考虑了遗漏变量带来的“选择偏差问题”和内生性问题,采用基于Kernel匹配得分法的反事实检验,为实证结果提供了稳健性证明。     

不同高管报酬方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检验

本文以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前的473家上市公司1999～2004年数据为样本,研究了高管年薪制和持股对公司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的影响,并比较了两种不同高管报酬方式对公司短长期绩效的影响程度,以期为不同高管报酬方式对公司绩效影响的诠释提供中国情境下的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年薪制对公司短长期绩效具有显著影响;高管持股和公司短长绩效具有不显著的二次曲线关系,对公司绩效影响较小;高管年薪制比持股更能影响公司的短长期绩效。     

环境支持还是企业迎合:高管持股、企业研发投入与省际创新强度

在转轨经济国家中,制度环境究竟会对高管持股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产生何种影响一直存在争议。从环境支持和企业迎合两个视角出发,分析企业所处的外在环境及其开展研发活动的动机等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在环境的创新氛围对高管持股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企业为满足政府政策导向而采取的迎合行为也强化了上述关系,这两者同时作用于高管持股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但两者相比,创新氛围的影响更为重要。进一步揭示了高管持股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逻辑黑箱,为今后的理论研究与政策设计提供了必要支持。     

企业持续创新影响因素研究

使用持续专利时间、持续专利数量、持续发明时间和持续发明数量对企业持续创新进行测度,就公司规模、企业盈利能力、债权融资水平、股权结构和高管激励等对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提出相关假设,并以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专利研究数据库”1985-2015年涉及的1 9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公司规模与企业持续创新正相关;盈利能力和债权融资水平对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不显著;股权结构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持续专利时间、持续发明时间负相关,对持续专利数量和持续发明数量的影响不显著。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持续专利时间正相关,对其它持续创新变量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在高管激励中,以薪酬测度的高管短期激励与企业持续创新正相关,以持股比例测度的高管长期激励对企业持续创新的积极作用没有得到完全发挥。     

管理创新能力调节下技术创新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旨在检验技术创新能力、管理创新能力及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并利用企业调研数据,提出了技术创新能力对企业绩效有正影响、管理创新能力对该影响过程起正向调节作用的假设。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理论模型,并以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SPSS软件对上述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创新能力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管理创新能力对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国有上市公司并购中的高管代理问题

公司并购是资本市场的永恒焦点.本文以2007-2010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有上市公司并购中的高管代理问题.实证结果发现并购频率与并购规模对高管薪酬的不同部分其影响具有差异化:并购频率对高管显性薪酬总额有显著正影响,分别与货币薪酬正相关、与持股薪酬负相关;并购频率对高管隐性薪酬没有显著影响.说明虽然资本市场对公司频繁并购给予负面回应,高管持股薪酬下降,但高管货币薪酬的上升会抵消这部分下降的幅度,高管依然可通过实施更多的并购来提升显性薪酬总额;并购规模对高管显性薪酬、显性薪酬的两个组成部分(货币薪酬和持股薪酬)、隐性薪酬皆有正影响.国有上市公司高管通过操控并购频率与并购规模进行权利寻租.     

高管激励契约、技术创新动力与路径选择

根据创新经济学及其衍生理论相关观点,高管创新动机与创新战略决策能力对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与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基于线性与非线性分析整合视角,运用中国民营中小上市公司2007-2012年平衡面板数据,对高管激励契约与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及路径选择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能够对民营中小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动力产生正向影响;两类激励契约对于公司技术创新路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但两者激励强度与内部自主研发途径的选择倾向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对于外部技术引进路径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对高管激励契约结构进行合理设计是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自主创新动力的重要途径。     

高管激励契约、技术创新动力与路径选择——来自民营中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根据创新经济学及其衍生理论相关观点,高管创新动机与创新战略决策能力对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与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基于线性与非线性分析整合视角,运用中国民营中小上市公司2007-2012年平衡面板数据,对高管激励契约与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及路径选择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能够对民营中小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动力产生正向影响;两类激励契约对于公司技术创新路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但两者激励强度与内部自主研发途径的选择倾向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对于外部技术引进路径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对高管激励契约结构进行合理设计是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自主创新动力的重要途径。     

高管激励对波特假说在企业层面的有效性影响研究

不同所有制背景下企业环境保护责任、动机及外部条件存在显著差异,大多数研究不区分所有权性质,只是笼统地认为环境规制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却忽视了公司治理层面的调节作用。基于重污染行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上市公司2009—2013年的实证分析发现：①波特假说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有效性不同：外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作用不显著但作用方向相反,其一般对民营企业存在负向影响,对国有企业存在正向影响,内生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②高管激励在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间存在调节作用,但只在民营企业中作用显著。高管激励越大,外生环境规制对民营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越小,内生环境规制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则越大,但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未发现相关证据。     

公司高管人员薪酬与绩效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比较分析

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差异一直是家族企业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现有的研究多是基于资源基础观理论,从家族性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则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从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视角对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之间的差异进行深入的研究。论文以2008年年报中的100家家族上市公司与100家非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高管年薪和高管持股比例这两个方面探讨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实证研究表明：非家族上市公司与家族上市公司除了在高管年薪上差异不是很大,其余变量皆有显著的差异,其中家族上市公司的高管持股、企业绩效皆高于非家族上市公司。家族上市公司与非家族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对公司绩效影响都显著,且都呈正相关,但家族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比非家族上市公司大。高管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影响则都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