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初次分配难以解决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与齐勇博士商榷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调节分配差距的作用是有限的,依靠公有制企业的初次分配也难以调节分配差距,完善分配制度、规范分配秩序是我国现阶段调节分配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举措。国家通过完善初次分配制度,规范初次分配秩序,以解决因初次分配制度不完善、分配秩序不规范造成的企业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企业则依据国家完善后的初次分配制度,规范初次分配行为,使初次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得到解决。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成因分析和对策思考

近年来 ,收入分配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它既是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结果 ,也与体制改革和现存的二元经济结构有关 ;同时 ,市场经济秩序的不完善形成了大量的非规范性收入以及税收制度的调节不力均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过大的收入差距会给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面对收入差距的拉大 ,我们仍要靠发展经济、提高就业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来解决。同时 ,还要健全市场经济体制 ,减少非正常性收入带来的不公平 ,完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以缓解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略论经济增长与收入及财富分配的关系

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和财富分配之间的关系,认为不发达国家收入及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并非是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应当改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增长与城镇不同阶层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本文利用1978～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城镇不同阶层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镇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对于城镇各收入阶层来说都是不存在的;经济增长对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具备调整能力,但对中、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却有极大的调整作用。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下,当滞后一定期数时。经济增长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格兰杰原因。总体而言,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趋于扩大,需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理论思考

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是公有制经济遵循市场法则 ,实现对剩余价值索取的最大化———经济效率与效益最大化本质的反映 ,也是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允许资本参与分配 ,产权关系、投资方式及企业组织制度的多样化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性 ,是我国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影响因素。解放思想 ,与时俱进 ,以“三个有利于”为准则 ,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 ,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推进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进程     

评《论劳动平等》

收到老友荣兆梓教授的新著《论劳动平等》,煌煌40余万言,粗读一过,尚未掩卷,就接到他的电话,殷殷嘱我写序。但该书体大思精,需要多花时间,认真研读,匆忙之间,岂敢贸然作序,只能写一点初读的感想,以就教于兆梓兄及读者。
《论劳动平等》是一部综合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作者在自序中说：“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应当从两方面超越资本主义,一方面是更高的劳动生产力;另一方面是更加公平的生产关系。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公平方面的要求越来越突显,甚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当前社会不公的表现是全方位的,它不仅表现在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扩大,而且表现在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固化,特权与腐败的泛滥,以及群体事件、恶性事件频发。所有这些都不仅仅是发展现象,是经济社会发展特定阶段上社会矛盾的突显,而且同时是制度现象,人们不能不诘问中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否完善？能否完善？”在这段话里,作者将自己要研究的主题以十分尖锐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关系到我国今后改革的基本走向。
最近十几年来,党和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政策,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对这个问题事实上做了肯定的回答。在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和以市场为资源配置基本手段的前提下,为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的贯彻在制度上创造更坚实的保障,已经成为改革的重点。换句话说,改革的重点已经由经济领域的“市场导向”为主,转变为以保障社会领域的公平为主。这并不是说经济领域市场导向的改革已彻底完成,没事可做了,比如精简国家机关和减少行政审批等,就还需要继续大力推进。但是,现在说市场已经在经济的大多数领域取代计划而成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因为,绝大多数产品现在都由市场定价,产销都由市场调节--难道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还没有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吗？我们的经济还不能被称为市场经济吗？当然,对此也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比如最近就有人说2010年之后改革停顿了,需要“重启”。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认为,为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的贯彻提供制度保障,实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这个泽及全民的社会工程,并不是改革,反而是开改革的倒车。在他们心目中什么才算是改革呢？难道改革就是要将中国社会一直推入卡尔·波兰尼所说的那种“撒旦的磨房”？当然,这只是猜想,不敢臆断。
平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平等具有不同的内涵。在经济关系领域,社会主义的平等,正如《论劳动平等》所反复论及的,是“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也就是按劳分配,即社会成员比例于自己的劳动贡献取得满足自身需要的社会产品。实现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的基本社会条件,是在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人当中,没有任何人可以凭借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垄断而不劳而获。而要满足这个基本条件,只有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公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占有上平等,是产品分配上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实现的条件,也是避免收入差距过度拉大的条件。从理论上讲,这是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但是,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可能也不应当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还要充分发挥各种非公经济成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因而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事实上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实现。这也正是出现兆梓兄所说的“全面的社会不公”的原因。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基本途径。一是通过国家立法,在非公经济的初次分配领域将对他人劳动的无偿占有限制在一定限度内,同时加大直接税（所得税、财产税）在全部政府税收中的比重（目前我国的税收以可以通过销售环节转嫁给他人的间接税为主）,从而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抑制收入分配拉大趋势的发展。在这方面,今后的改革任务显然还很重。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单凭这条途径,还不能实现严格意义上的“以劳动为尺度的社会主义平等”。因为这类制度和政策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它们虽然缓和了社会冲突,但无法弭平资本主义剥削造成的贫富鸿沟。当然,从具有“抑制资本、扶助劳工”的意义上来看,西方的福利制度是染着一些“社会主义”色彩的。与西方国家不同,尽管社会主义还处在其发展的初级阶段,但我国毕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除了转移支付之外,还有解决社会不公问题的另一个更具根本性的办法,那就是发展公有制经济。这里立即要声明的是,主张发展公有制经济绝不是要再搞20世纪50年代那种社会主义改造,而是要通过平等的市场竞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逐步和适当地增加公有制经济在产值和就业中所占的比重。前一阵曾有人无中生有地攻击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国进民退”,好像公有制经济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是犯了弥天大罪,这真是咄咄怪事。不要说所谓“国进民退”得不到统计数据的支持,而且只要“进”的前提是平等竞争,“国进”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难道不是好事？何况这种“进”并不必然以“民退”为条件。相反,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许多生产环节是外包到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国民同进”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此外,有些人将国有企业职工工资较高而私营企业职工工资较低说成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也属于风马牛不相及的胡扯。公有制企业内实行按劳分配,一般职工工资比实行按生产要素私人所有权分配的私营企业的一般职工高,那是必然的,也是有利于缩小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的。要找到收入差距形成的真实原因,正确的方法是将公有制企业内高管同职工的收入差距与私营企业老板同职工的收入差距相比较。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不是将公有制企业职工的收入拉下来,而是通过立法抑制和调节私营企业内老板同职工之间过大的收入差距,加大产品所包含的新增价值中劳动者所占的比重。
社会主义的劳动平等与市场经济中商品等价交换原则的“叠加”,是兆梓兄在书中多次提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等价交换就是按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相交换,这与按个人付出的劳动取得收入的社会主义平等,确有相通之处。虽然这二者一个适用于交换关系,另一个适用于分配关系,但都可以说是复杂的分工体系中从事不同产品的生产并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执行不同生产职能的个人之间实行劳动变换的经济关系形式,都具有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含义。从抽象的法权的意义上说,这两种经济关系形式都表现为以本人的劳动为根据占有一定数量社会产品的权利。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力这个原本并不属于商品世界的一般商品生产的主体本身被商品化了,在劳动力商品的买卖中等量劳动相交换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在这种形式上的平等交换之后形成的生产过程中,对他人劳动及产品的无偿占有即剥削发生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以本人劳动为根据的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转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厌欲求,是资本主义社会贫富鸿沟产生的根源。而随着贫富差距的存在和加大,劳动者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于自己生产出来而为资本家占有的越来越大的商品堆积,却日益萎缩。这实际上对资本家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使得他们周期性地遇到生产过剩的危机,包含在他们占有的商品中的剩余价值无法实现,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巨大的生产能力受到破坏。这是资本主义剥削对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局限。在一个实行公有制的市场经济中,由于使劳动者本身异化为商品的经济关系被消除,劳动平等不再是劳动力买卖领域的幻象,而成为由公有制的逻辑在分配领域的现实,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他们在生产中付出的劳动成比例,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或者总量失衡至少从理论上说是不可能的,而结构性的局部供求失衡是可以通过市场的自发调节消除的。因此,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比资本主义私有制更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或者说,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我想,这个看法与兆梓兄书中阐述的一些论点,应当是契合的。
不经意间,已经写得太多,就此打住。     

企业收入分配的“四位一体”公式:一种企业产权依据

文章从企业产权(非要素产权)角度,探索企业收入分配的基本结构和产权依据。四类要素所有者(投资人、经理人、职工、政府),在企业创立过程中分别以其相对优势要素(资本、企业家才能、劳动力、公共环境)产权为代价交换企业产权,转变为企业产权所有者,并通过要素配置与转化,构建企业资产;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共同执行企业产权,联合投入活劳动,创造新价值,并转移企业资产价值;在收入分配过程,活劳动的新创价值和企业资产的转移价值共同演化为企业收入。为此,可构成四类企业产权(直接价值产权、直接物质产权、个体间接物质产权、国家间接物质产权)分别对应四类企业收入(利息、薪金、工资、税收)的四位一体产权公式。     

公有制企业中的人力资本产权—兼与周其仁教授商榷

关于“尚未发生市场化改革的公有制企业”中的个人人力资本产权问题，我们有与周其仁教授不同的看法，即：公有制法权承认个人人力资本产权，公有制企业中的个人也不完全拥有人力资本所有权。     

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

收入分配不公是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我国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原则、市场经济下的资源配置、政府在经济转型期的职能的不适当使用等.这些原因既受社会、政治、经济等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又反应了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体制和某些政策存在的缺陷.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居民的收入分配问题也格外引人注目.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不仅影响到民众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产生诸多不利影响.面对现阶段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而产生的诸多社会矛盾,为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之前,很多学者已经研究了影响收入分配差距大小的三个方面,分别为,政府制度因素,资源分配因素,历史、人口因素.本文用GDP 来衡量经济增长,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分配,分析二者的关系,来了解分析了经济增长是如何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的,得到结果是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成反比关系.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矫治

正1.准确定位政府角色,明确政府职能。"收入分配问题是民心所系,直接关系百姓切身利益,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初,政府的职责和职     

产权保护、二元准则与适应性效率

会计在准确界定产权和有效保护产权的过程中处于最基础、最重要和最具操作性的地位。为了获取准则变迁收益,降低准则执行成本,提高准则的适应性效率,中国基于"分立法"理念建立了适用于大中型企业的《企业会计准则》和小企业的《小企业会计准则》,形成了"二元"结构会计准则体系。"二元"结构准则之间存在的主要差异决定了各自的适应性效率。本文首次从产权保护视角将《企业会计准则》和《小企业会计准则》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提出了准则的适应性效率问题,运用二元结构理念分析了准则的适应性效率。     

基于免疫视角的企业产权安全反应模型

参与企业产权安全反应的要素有侵权要素、识别要素和维权要素。它们所产生的行为分别叫做侵权行为、识别行为和维权行为。产权安全反应包括识别反应和维权反应。识别反应就是认识侵权行为,识别反应的结果;维权反应就是直接保护企业权益,将侵权要素逐出企业或进行阻隔。产权安全反应的速度主要由反应体系中能发挥作用的侵权要素、识别要素和维权要素共同决定。当侵权要素的浓度与识别要素的浓度比等于识别要素的平均识别力与侵权要素的平均侵权力之比时,识别要素对侵权要素的识别效率最高,产权保护也最为适度有效。     

公务员人力资本产权激励理论渊源探析

人力资本产权激励功能源于产权所带来的收益,而产权收益的实现是产权主体拥有产权权利的根本目的.从理论渊源来看,关于公务员人力资本产权激励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种视角:即制度主义研究视角与管理主义研究视角.制度主义研究视角强调制度建设对于产权主体的重要意义,主张通过制度设计来确保公务员人力资本所有者获取到合理的产权收益.而管理主义视角则认为,公务员人力资本产权收益的实现是以人力资本所有者的需求满足为基础,不同的产权收益方式和内容带给公务员个体的满足程度不一,从而可以形成不同的产权激励效果,因而,其所关注的重点不再是产权制度的设计,而是产权收益的表现形式.两种视角共同构成了公务员人力资本产权激励的实现途径.     

基于公共价值的区域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评价方法与实证研究

基于公共价值理论,结合质量概念分析,定义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并对其内涵与作用机制进行阐述。从创造、运用、保护、环境4个维度构建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LASSO回归、Autoencoding、随机森林模型等方法,以实现的公共价值贡献度为依据进行指标遴选与权重确定,采用离差系数协调度模型计算一级指标协调度并进行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指数合成,对我国内地31个省区进行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知识产权发展质量整体不高,发展质量与发展协调度并重的知识产权发展模式尚未形成;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指标权重分布具有长尾效应,研发投入强度、专利奖获奖指数、每万人口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拥有量是对公共价值贡献度最大的3个指标。     

产权约束、投资低效与通货紧缩

本文从产权逻辑来诠释 2 0 0 3年以来的投资膨胀。文章认为 ,在土地转让权含糊不清和银行产权约束不力的背景下 ,土地和信贷市场的价格机制无法给出市场定价 ,客观造成了巨大套利空间的存在。当经济景气时 ,一些地方政府、企业和银行三方共谋土地和贷款这两种最关键的生产要素 ,从而导致投资的非理性膨胀 ,并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带来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从根源上讲 ,过度投资和投资低效的本质是产权约束和地方政府政绩观导向的问题。因而 ,本文提出的相应政策含义是 ,在短期内主要以经济杠杆来控制总量 ;在中长期应转变政府职能 ,推进产权改革。     

论人力资本产权收益

本文从财务角度对人力资本产权收益的实现机制进行研究.从财务角度来看,人力资本是有意识投资的,具有促进财富和经济增长的内在特性的,一种能享有资本产权收益的价值.所有员工都符合人力资本的特性,因此都是企业人力资本的栽体.按层次可将人力资本分为高层、中层、基层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产权特性具有债权和股权双重特性,不同层次人力资本在双重特性上的分布程度是不同的.人力资本产权收益的构成既包括债权投资意义上的收益,也包括股权投资意义上的收益.相对于非人力资本享受的税后收益,人力资本的税后收益的意义更为广泛,还包括剩余控制权相对应的收益.文章提出构建以契约底薪和法定保险为基础,以税后收益分配为调节,同时实施人力资本产权基金制度的人力资本产权收益的实现模式.     

The Ideolog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Since the arrival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in 1995 a number of side agreements have also been negotiated that seek further rationalization of the emerging global economy. Prominent among these is the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r TRIPS. Enforcement of the TRIPS agreement would involve the multilateral trade sanctions mechanism of the WTO. This paper examines justificatory arguments for the defen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These arguments are based on the "classic" philosophic writings of Locke, Hegel, and Bentham. It is found that these well-known philosophic defenses for exclusive property rights do not hold up well when applied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论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物权法律制度的完善

旅游资源的基本形态是以不动产为基础的各种有形物和无形物的综合,旅游资源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我国物权法对包括旅游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的物权属性作出了相关的规定,但旅游资源稀缺性和公益性等特点,使物权法对此调整还显过于笼统和原则。我国物权法对旅游资源的所有权主体、私权保护和使用权的规范仍不十分明确。以建立旅游资源特许物权制度为基础完善相关制度,是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根本保障。     

提高商业银行竞争力:市场结构改革还是产权结构改革

近年来,在如何提升我国商业银行国际竞争能力这一问题上,逐渐形成两大主张:市场结构论和产权结构论.本文认为,这两种观点的前提、政策重点都存在一致性,因而完全可以双管齐下--在加快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改革的同时,优化银行业市场结构,增强银行业市场的竞争性.市场结构改革和产权结构改革同等重要.在具体措施上,市场结构的改革重点应是在给予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民待遇"的同时,鼓励它们开展市场化的并购.     

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人力资本产权分析

对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实证比较分析表明 ,同属于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以及不同类型的乡镇企业之间之所以出现较大的经济效率差异 ,原因不在于物质资本产权的性质 ,而在于人力资本产权界定上的差异 ,尤其是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界定是导致两者经济效率差异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