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增加企业税负了吗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7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税负之间的关系。整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税负呈负向关系。分行业类型来看,环境规制强度与轻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相关性不显著,与中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呈U型曲线关系,与重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呈倒U型曲线关系。因此,应因行业而异实行差别化环境规制政策。不同类型的企业可以合理进行税收筹划,在加大污染治理投入的同时,降低企业税负。     

环境规制对长三角地区就业的影响——基于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视角

文章采用2002—2013年长三角地区15个城市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构建技术进步综合指数并基于技术进步视角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对就业先起促进作用,当环境规制强度到达临界值后对就业有抑制作用,即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呈倒U型的曲线关系:(2)目前长三角15个城市的环境规制水平全部处于倒U型曲线左侧,此时增加环境规制强度能促进就业;(3)在倒U型曲线的左侧,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进步促进就业。     

异质型环境规制影响中国化工行业集聚的研究

探索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化工行业集聚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化工行业协同化发展，更有利于中国环境规制的不断完善。在测算中国30个省区市异质型环境规制强度和化工行业集聚度的基础上，采用系统GMM方法探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及子行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的影响存在差异，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的影响呈“U”型；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行业各自特点不同，因此，同一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不同化工子行业集聚的影响存在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同一类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的影响具有时间和空间异质性。从时间节点来看，行政命令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整体集聚影响的“U”型曲线拐点在经济新常态后较之前相比均向左移动，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产业集聚的负向影响由不显著变为显著；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东部地区的行政命令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化工行业集聚的影响为“U”型，而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为倒“U”型。     

政企关系、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与环境信息选择性披露--基于重污染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基于部门利益理论与印象管理理论,研究政企关系、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等因素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通过对1391家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0—2011年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政企关系与环境信息披露成负向相关关系;在政企关系作用下,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不但没有起到相应的规制作用,反而降低了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质量;政企关系削弱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显著性与时间性,但是对于量化性并没有起到削弱作用。     

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3-2013年中国19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就业规模呈倒U型关系,且样本期内处于曲线拐点的左侧,环境规制有利于就业规模扩大.环境规制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呈正U型,由于处于曲线拐点的右侧,环境规制能促进就业结构调整.因此,提高环境规制实施强度,同时做好环境规制抑制就业规模的应对政策储备,有利于实现环境规制和就业的双重红利.     

创新价值链视角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以黄河流域为例

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将技术创新效率分为科技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两阶段,采用2005—2018年黄河流域73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检验,引入技术密度作为门槛变量,探究环境规制对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区域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及中下游地区的环境规制与科技研发效率呈倒“U”型关系,上游地区环境规制与科技研发效率呈“U”型关系;②黄河流域及中下游地区环境规制对成果转化效率影响不显著,上游地区的成果转化率随着环境规制水平提升呈倒“U”型变化趋势;③黄河流域和下游地区的环境规制与科技研发效率存在技术密度双重门槛效应,其中,中游地区通过单一门槛检验,上游地区未通过门槛检验,而黄河流域和上游地区的环境规制与成果转化效率存在技术密度单一门槛效应,其中,中下游地区未通过门槛检验。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再研究——基于政府管制的视角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揭示了环境质量随经济增长出现先恶化后改善的关系.本文以我国大气污染物为研究对象,运用2000～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对EKC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当前我国污染物排放与收入增长呈同步上升趋势而非倒U关系,国内学者认为存在倒U关系的原因在于误用了污染物排放数据;运用考虑了政府环境管制的污染物公布排放量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倒U型关系存在,表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环境政策的结果.政府环境规制政策、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都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有显著影响,因此为了改善环境质量,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技术进步,并执行更严格有效的环境政策.     

碳风险、媒体关注度与债务融资成本——来自中国A股高碳行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在碳规制背景下,碳风险对债务资本市场的影响日益凸显。以2011-2015年我国A股高碳行业191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碳风险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以及媒体关注度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碳风险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呈"U"型关系,即碳风险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存在"区间效应",且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中,在国有企业并不显著;媒体关注削弱了碳风险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U"型关系。相比于低媒体关注度民营企业,高媒体关注度民营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对碳风险的敏感性更弱("U"型曲线更平缓)、容忍度更强("U"型曲线更晚出现拐点)。上述研究发现对我国企业碳风险管理、提高碳信息透明度及有效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于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尚不明确。基于自愿披露理论与合法性理论,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显著抑制了绿色创新,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在环境治理方面存在“多言寡行”的现象。（2）研发投入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抑制绿色创新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3）在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以及环境规制水平低地区的企业中,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研究成果丰富了环境信息披露的后果研究,同时为实践中提升企业环境表现提供了启示。     

环境信息披露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监管日益加强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关注企业的环境信息。本文通过切入绿色创新的研究视角,以2008—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这一促进效应综合体现在绿色创新质量、绿色创新数量和绿色创新总量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环境信息披露通过外部资源效应和外部压力效应进而作用于绿色创新。结合市场调控型环境规制工具研究发现,在促进绿色创新的过程中,环境信息披露与事前引导类环境规制工具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呈现互补效应、与事后惩罚类环境规制工具排污收费呈现替代效应。最后,基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中西部地区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产品市场竞争较弱的行业、重点污染监控企业和国有企业中,环境信息披露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更显著。     

大丰市建设生态市的实践

生态建设和环境综合治理是优化生态环境的二个侧面，如何把生态建设成果审时度势地转化为现实的优势，摆在人们面前有二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选择，其结果大不相同，选择正确的生态建设和环境综合治理发展的道路，是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实现生产力的根本途径。     

基于环境规制视阈的企业环境责任缺失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伴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也越来越突出。企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者,这是企业典型的负外部性行为。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和企业典型的经济理性,使得企业并不会有效内化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外部成本。这是企业环境责任缺失的表现,也是市场失灵的结果。这需要政府的介入,实施环境规制。但政府并非是完美的,在环境规制过程中出现企业与政府的互动和政府行为的外部性等现象,这也是地方放政府“经济理性”的表现。其互动结果使得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所谓的“利益集团”．地方政府成为企业环境污染的保护伞,这是企业环境责任缺失的深层次原因,从而进一步造成环境责任的缺失。     

论环境经济的市场机理

本文以现代产权经济理论为基础,以排污权交易为主要对象,论述了环境经济市场机理的形成基础、作用特点及交易边界等方面的问题。     

环保产业发展与区域环境质量改善——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环保产业能够通过技术效应、替代效应、直接效应、环保意识和环境管制标准提升等途径来改善环境质量。对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环保产业发展确实能够改善区域环境质量,但是目前其对不同污染物排放有着不同的影响力度,其对整体环境质量和工业废水排放的改善作用较为明显,但对固体废物和废气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环保产业改善环境质量的力度和广度都还没有充分展示出来,这与其目前的总体规模和水平相称。     

完善我国环境保护税收制度的思考

当前,我国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相当严峻,要实现中国跨世纪环保政策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依靠税收这种有效的经济手段。但是,我国现行的税费政策总体作用有限,因而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保护税收制度,一是改革和完善现行资源税;二是及时开征环境保护税;三是在其它一般性税收中采取各种税收调节措施,体现环保目标。     

试论我国环境刑事政策

我国正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两型”社会的建设目标就是保护环境和资源。这就需要我们运用各种手段，采取各种措施，加大保护环境资源的力度。政策手段是一个主要的调控杠杆，环境刑事政策作为运用刑法手段控制环境违法行为和惩治环境犯罪的策略和方针，近年来在环境资源保护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环境刑事政策既是刑事政策，也是环境政策，既是立法政策、司法政策，也是执行政策，理论上对环境刑事政策进行研究，可以指导决策机关制定符合“两型”社会建设需要的方略，进而更好地运用刑事手段保护环境和资源。     

Environmental groups in monopolistic markets

We examine a market in which a monopolistic firm supplies a good. The production of the good causes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Consumers are heterogeneous with respect to their disutility of the environmental damage. An environmental group can enter the market and set up a campaign in order to influence consumers’ preferences. We characterize the equilibrium of the resulting entry-deterrence game and investigate its properties. It turns out that the aggregated environmental damage is lowest if the firm is able to deter entry of the environmental group and, moreover, the fixed entry cost of the environmental group is small enough.      

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在“绿色发展”日益成为社会共识的背景下,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已在环境保护事业中占据一席之地。目前,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普遍存在人才队伍短缺、结构不合理、专业化程度不高等问题,而专业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是组织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以中国代表性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专业人才培养意义、主要工作、缺失原因及培养对策进行探讨和归纳,从现阶段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自身视角构建了专业人才培养理论框架。     

环境创新水平调节下制造业企业环境绩效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比较

通过对318家制造业企业的实际调研，探究环境创新水平和企业所有制性质对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比较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间环境创新水平调节效应的差异性。研究得出：制造业企业创造环境绩效对其经济绩效的直接影响在本样本下未得到验证，环境创新水平在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间具有显著调节效应，企业所有制性质在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间未起到调节作用，但是在环境创新情境下对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间关系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具体体现为，在内资企业中，环境绩效只有在低环境创新水平时才能够很好地提升企业经济绩效，环境创新水平越高，促进作用反而越弱。而在FDI企业中，环境绩效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随着环境创新水平的升高而增强，但增长幅度并不明显。     

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论文选取1992～2002年中国29个省市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和环境相关数据，从定性和定量描述的角度探讨了FDI对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CK）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FDI与水污染物排放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可否认，在我国接受经济全球化影响的过程中，由于部分地区急于吸引外资，加之我国环境管理体系的不完善，在某些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