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能否助力数字经济发展？——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准自然实验

智慧城市试点和创新型城市试点是推动城市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基于2009—2019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智慧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的设立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试点的设立能促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且对比单试点有更深远的影响;双试点实施的先后顺序不会对数字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科研投入和数字技术创新是双试点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双试点的数字经济效应在东、中部城市更有效。为提升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应注重政策协同创新,提升科研投入和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统筹兼顾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数字赋能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研究——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我国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以及“双碳”目标的背景，本文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07—2019年27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空间杜宾双重差分模型来考察“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环境污染、不同地理区域的城市中表现出异质性。进一步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主要是通过促进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空间溢出效应检验显示，“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还会对周边邻近地区的经济绿色转型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带动周边邻近地区的经济实现绿色转型。本文研究为建设数字中国以推动我国经济实现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数字经济影响城市创新质量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在理论阐述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包含专利价值信息的创新指数测度中国城市创新质量，估计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在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多期双重差分法克服潜在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同时，从长期来看，这种作用还表现出明显的条件收敛趋势。影响机制的检验表明，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和扩大消费市场规模是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创新质量提升的重要渠道。最后，门槛模型的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积极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表明“梅特卡夫法则”在城市创新系统中完全适用，并且在充分考虑创新资源配置、消费市场规模的调节下，城市创新系统中数字经济的动态溢出效果会进一步得到强化。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使“减排”与“增效”兼得吗?——基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

以信息基础设施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本文将“宽带中国”战略视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外生政策冲击，基于2011-2020年27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强度及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从技术含量及专利靶向两个维度进一步讨论绿色技术创新的差异化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提升碳排放效率，从而实现城市“减排”与“增效”。(2)绿色技术创新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市“减排”与“增效”的重要渠道。相较于碳排放效率，绿色技术创新在“减排”方面具有完全中介效应，是实现城市碳排放总量下降的关键抓手。(3)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激励实质性创新活动及源头管控方面绿色创新实现了城市“减排”与“增效”兼得，策略性创新仅在减少城市碳排放总量方面发挥作用，但应警惕末端治理绿色技术创新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不利影响。(4)“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通过诱发城市实质性绿色创新以及源头管控方面绿色创新推动了资源型城市、工业化城市绿色转型。本文研究结论为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因地制宜地利用“有效投资...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影响FDI区位选择吗？

本文在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内在机理基础上，采用中国2011—2018年284个地级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构建数字经济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数字经济影响FDI的间接作用机制和系列异质性特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城市FDI的流入，并以间接影响制造业发展加速FDI流入，经过各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实施宽带中国的城市、东部地区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数字经济对强化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数字金融、刺激居民创业渠道影响FDI。这些发现为新时期中国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并稳定外资找到了新思路并提供了实证依据。     

网络基础设施、知识溢出与城市创新——来自“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在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背景下，以知识溢出为切入点，借助“宽带中国”政策构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网络基础设施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1)网络基础设施具有明显的知识溢出效应，显著提升了本地的创新水平，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该结论仍然成立。(2)网络基础设施对城市创新的提升效应存在时间异质性，创新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变大后变小，在网络扩张的第3年达到最大。(3)空间异质性分析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效应在东部、城市规模较大和交通基础设施较发达的城市更大。(4)网络基础设施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的创新水平也会产生正向影响，若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则会高估网络基础设施对本地城市创新的提升作用。研究结论为新时代国家发挥“网络强国”和“创新强国”战略的“合力效应”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新兴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宽带中国”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和关键.文章基于2005-2018年中国27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将“宽带中国”试点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宽带中国”试点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宽带中国”试点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将地形起伏度作为“宽带中国”试点设立的工具变量,得到了与基准回归一致的结论.(3)“宽带中国”试点所促成的合理化的变动主要是通过城市内资源的再配置,高级化的变动主要是通过城市间资源的再配置,并具体通过技术创新、金融发展以及人力资本等途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4)西部城市“宽带中国”试点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但并未促进高级化;中部城市试点既促进了合理化也促进了高级化;东部城市试点促进了高级化,但并未促进合理化.因此,要以“新基建”为强力“引擎”,充分发挥互联网在资源再配置中的作用,深度挖掘和持续释放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红利,为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支撑.     

绿色发展目标下智慧城市建设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绿色发展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助力城市降碳增效。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智慧城市对碳排放效率的作用机理和内在机制,并将中国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9年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智慧城市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1)智慧城市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碳排放效率,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可以提升周边城市的碳排放效率;(2)智慧城市主要通过增强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数字产业发展以及优化资源配置三个方面提升碳排放效率;(3)智慧城市对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完善、城市规模大、碳排放水平高的城市中更为显著。本文研究为进一步推进新型绿色智慧城市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创新效应——来自“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证据

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城市技术创新，并且这种促进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著增强。机制检验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通过推动数字金融和信息通讯技术发展以及增强政府科教支持这三条渠道促进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显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城市、大城市、重点城市和科教资源较好的城市表现更强。进一步发现经济水平、人口密度和人力资本发挥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相邻城市的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扩大了城市之间的创新差距。     

多重效应组合下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城市融通创新——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逐渐成为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提出构建融通创新模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以上背景，从“融合”“畅通”两个视角剖析融通创新概念与内涵，运用fsQCA方法分析数字经济渗透效应、映射效应、规模效应影响城市融通创新水平的条件组态及实现路径。结果发现：高融通创新水平形成具有6条驱动路径，可划分为3种效应模式，其中，映射效应对6条驱动路径起重要辅助作用；提升城市融通创新水平是一个多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不同因素组合通过殊途同归方式促进城市融通创新水平提升；相较于“涓滴型”城市，“策源型”城市在提高融通创新水平中其资源要素来源更加多样化，要素关联程度更高。     

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碳排放：基于数字技术赋能路径的检验

智慧城市作为数字时代技术赋能型城市发展的新模式、新趋势，对我国实现低碳转型具有关键性作用。基于2006—2019年我国223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①智慧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在引入PSM-DID、空间DID等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②智慧城市通过数字技术创新的直接路径和“数字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路径影响城市碳排放；③在人力资本、资金、物质越集聚的城市，数字技术赋能路径对城市碳减排的正向调节作用越显著。上述研究对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城市实现数字赋能与低碳引领的双轮驱动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国家高新区“以集群促发展”政策是否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兼论创新集群“中心—外围”结构的技术互补效应

本文根据2011年科技部启动实施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工程”来设计准自然实验，采用2007—2016年中国城市层面的独特数据，实证考察国家高新区“以集群促发展”政策对所在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家高新区实施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且经过系列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基准结论依然成立。政策差异化视角的研究表明，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培育政策对城市创新的激励效应明显弱于试点建设政策。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实施创新集群政策通过政策效应、协同集聚效应和信号传递效应三种机制影响城市创新。进一步讨论发现，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具有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技术互补效应。本文的研究对国家高新区制度设计及产业政策体系变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稳外资”?

本文利用2011—2018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区域“稳外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讨论了数字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风险问题以及纠偏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FDI的吸引力度就越大；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消费扩张效应、拓宽融资渠道和技术创新驱动效应对FDI产生影响；进一步地，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大了区域FDI差距，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防范风险的有效纠偏措施。政府应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营商环境构建为重要抓手，加快城市数字化建设进程，但也要高度警惕数字经济产生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发挥数字经济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引擎作用。     

数字金融能够降低城市发展差距吗

数字金融借助数字技术重塑金融体系，为降低城市发展差距提供了可能。本文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构建包括23个基础指标的城市发展差距综合指标体系，并利用TOPSIS熵权法和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测算，进而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城市发展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数字金融有助于降低城市发展差距，且对落后城市降低发展差距的作用更明显；(2)融资环境改善是数字金融降低城市发展差距的中介渠道，居民创业、企业创新和产业结构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能够增强数字金融的影响效应；(3)数字金融对城市发展差距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当数字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其作用也随之增大。本文为研究数字金融与区域发展差距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为优化数字金融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中国政府当前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点投资方向，其将如何影响地区收入分配格局已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2004—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将“宽带中国”战略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进一步考察城市区位、互联网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发达程度的异质性。研究发现，第一，“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有助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宽带中国”战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第三，在东部、互联网发展水平高、交通基础设施发达地区，“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对地区经济差距的缩小作用更明显。本研究有助于厘清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经济差距之间的关系，并为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提供决策依据。     

创新驱动政策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了吗——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如何从政策层面推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迈向高质量发展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以200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机制检验发现，试点政策能有效增加企业创新投入、降低企业税负和交易成本，进而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政策效应在管理层语调悲观、区域营商环境较差和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可为进一步优化创新驱动政策，引导企业“脱虚向实”提供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提供借鉴。     

数字科技驱动长江经济带城市转型升级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44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分析数字科技驱动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机制。以长江经济带44个城市为样本，利用熵权法测算其数字科技发展水平，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实证检验2004-2019年样本城市数字科技驱动转型升级情况。结果表明：数字科技与经济转型升级存在发展惯性，且数字科技是影响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其驱动作用具有一定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中游城市具有稳定的促进作用，对上游、下游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引擎作用未显现，短期内甚至产生抑制效应。为提升数字科技发展水平、发挥其驱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作用，长江经济带要继续深化数字产业化、强化产业数字化、优化人才战略体系、细化区域发展策略。     

科研发展对于智慧城市的驱动效应研究

为探究科研发展对于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的驱动效应，采用中国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最高的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三个一线城市的产业园区总产值、科研人员数量、政府科研投入和智慧城市发展相关指标，基于2000-2017年面板数据，应用VAR模型，通过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科研发展对智慧城市的发展具有〖JP〗明显驱动效应，其中产业园总产值起到的作用最大；智慧城市的发展对政府科研投入也具有较大的影响。方差分解分析进一步印证了科研发展对于智慧城市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政府参与创新有助于提高城市创新效率吗——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证检验

随着区域创新步入创新生态系统的多元层面，政府与经济主体交互共生对促进区域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以2008年首个国家创新试点城市深圳为例，借助合成控制法，基于2000—2019年中国226个地级市数据，构造与深圳尽可能相似的“合成深圳”。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真实深圳”与“合成深圳”的创新效率。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则呈倒U型；政策实施前期，政策效应逐渐释放，创新效率显著提高，随着时间演化，由于政策时效、技术变革和需求转移等原因，政策红利逐渐减少，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也降低，但尚未完全消失。     

市场一体化与城市创新创业

加快提高城市创新创业水平是中国转换增长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于2007-2019年中国25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参照“中心-外围”理论的分析思路，讨论了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在“与中心城市的距离”这一维度上的异质性和经济后果。结果显示，市场一体化显著提高了全国整体的城市创新创业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两者关系在欠发达城市更为显著；城市市场一体化对本地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依其与省内中心城市的距离不同而表现出差异，其促进作用在距离中心城市100～200公里范围内最显著。进一步的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的促进作用在外围城市更为显著，进而有助于缩小省内中心-外围城市经济发展差距。研究结论为加快城市创新创业发展、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