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

文章基于城市经济韧性的科学测度，利用中国2005—2019年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提升，这一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激发创业活跃度和创新活跃度两大机制最终促进市域经济韧性提升。(3)空间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韧性提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4)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中西部城市及外围城市而言，东部城市及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市域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更强。文章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含义：加大数字经济发展力度，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作用，是提升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重要途径。     

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效应与机制——基于“宽带中国”和“智慧城市”两项试点改革的实证分析

创新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基于“宽带中国”和“智慧城市”两个准自然实验，本文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宽带中国”和“智慧城市”的创新驱动作用具有动态可持续性，但“智慧城市”的创新驱动作用不及“宽带中国”;(2)“宽带中国”和“智慧城市”建设具有协同效应，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作用在“宽带中国”与“智慧城市”双试点城市大于“宽带中国”单一试点和“智慧城市”单一试点城市；(3)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财政投入是“宽带中国”和“智慧城市”驱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重要机制；(4)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创新驱动作用在东部城市和普通城市更加显著。本文研究为优化数字基础设施时空布局、强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的协同效应提供了经验参考。     

数字经济如何释放“创新红利”: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数字经济加速演进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注入新动能,数字经济能否以及如何释放创新红利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2011-2019年中国地级市数字经济数据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表现为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双提升,但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大于创新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经营成本、促进知识扩散等方式向企业释放创新红利;(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数字经济创新效应越显著;中心城市企业从数字经济中获取的创新红利大于非中心城市企业。研究结论可为数字经济创新驱动效应提供微观层面数据支撑,对于我国利用数字经济创新红利夯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研究

选取中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在2016年后、盈利能力较强产业链、技术密集型产业链以及东部地区更为明显。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两条路径间接影响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据此，应多措并举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制造业产业链针对性发展战略、打造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提升“直通道”。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意愿与绿色创新绩效——数据要素内生化的理论研究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偏向型技术进步框架,将数据要素引入生产研发过程,在理论上刻画了数字产业化的替代效应和产业数字化的渗透效应,构建了数字经济—绿色创新模型,并分析数字经济驱动清洁型和污染型研发相对收益变化,探寻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绿色创新意愿的机制作用;进一步本文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基于2011—2019年我国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绿色创新绩效,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意愿进而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绿色创新意愿是数字经济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的重要影响机制。本文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的绿色偏向性,为数字绿色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从微观视角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改变参数估计方法、固定效应、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企业、行业及地区层面均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人力资本效应与市场需求导向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积极效应，应重视人才培养、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制定相关政策激发市场需求规模、增强地区间市场可达性、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     

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创新：助力抑或阻力?

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步伐将进一步加速，如何推进城市绿色创新，是中国如期完成碳达峰碳中和任务、实现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线性加权方法构建了环境规制强度指标，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主要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提升，稳健性检验证明了这一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城市创新投入显著推动城市绿色创新提升。异质性检验表明，环境规制更有助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非省会城市的绿色创新提升。研究结论为未来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优化以及生态文明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吗?——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推手，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了可能。本文利用2011—2016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经济集聚水平、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加剧银行业竞争以及推动市场化进程等渠道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的这种作用具有异质性，表现在失信环境越好、教育水平越高及城市规模越小的地区作用越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赋能劳动力的作用，为实现高质量发展转型中数字经济的应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借鉴。     

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及降低交易费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宏观层面有利于营造公平环境和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在中观层面有利于激励产业技术创新和加速技术扩散，在微观层面有利于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基于中国2011—2020年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等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其作用会因所有制、所属产业、所处城市的差异而略有不同。数字经济能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化是数字经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作用机制。因此，应以国有企业为示范引领企业数字化转型，以高技术产业为龙头带动技术进步，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基础提升数字化普惠水平，以发展数字经济为契机健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数字经济、异质性技术创新与二氧化碳排放

依托技术创新发挥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对中国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并将技术创新分为技术引进、模仿创新与自主创新3种模式，考察异质性技术创新的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但在发展初期会带来碳排放增加，二者呈倒U型门槛特征。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降低碳排放，但技术引进并非有效路径，而且，随着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能力的提升，数字经济的减碳效应愈发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综合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的减碳作用更强。数字经济时代，应依托技术创新的碳减排优势，加强低碳技术自主创新与模仿改造，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减碳效应。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城市出口产品质量 ———基于长三角地区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以我国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 2006—2015 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间出口产品质量总体上存在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会显著提升城市出口产品质量,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中仍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提高进口中间品质量,推动出口产品结构高端化,进而提升城市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非私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有显著提升作用;相对于其他城市而言,数字经济对特大及以上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数字经济、知识流动与企业创新绩效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颠覆了企业创新环境,已成为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重要推动力。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且这种提升作用存在规模与行业异质性,表现为对大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创新绩效提升效果更强;知识流动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可发挥桥梁作用,即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知识流入与知识流出两条路径赋能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相较于知识流出,知识流入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更强。据此,提出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知识流动支撑机制,实施差异化数字转型战略的建议,希冀助力企业创新绩效稳步提升。     

数字经济能够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吗——基于新熊彼特增长理论视角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企业创新机遇的实践探索。在构建数字经济发展体系的背景下，选取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新熊彼特增长理论，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及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外部媒体关注度、组织冗余资源和高管研发经验能够强化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质量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人力资本升级和提升研发能力对企业创新质量产生积极效应；相较于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和国有企业，数字经济对高新技术行业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显著；企业高质量创新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价值。研究有助于拓展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质量相结合的分析框架，为推进企业创新发展和赋能经济提质增效提供参考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吗——基于“中心—外围”视角

数字经济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本文基于中心-外围视角,实证分析了2003—2019年中国250个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缩小中心一外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下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缩小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但对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信息基础设施更为发达和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效应更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市场潜能、增强城市经济联系和促进创新创业三个途径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中心城市规模越大,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减小效应也就越大。数字经济发展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心城市发挥辐射作用的范围为250公里,距离中心城市越近,数字经济发展对外围城市经济增长的提升效应越明显,越能缩小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异。     

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是驱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结合2002—2020年我国数字企业上市公司年报与中国创新专利研究数据库，基于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显著为正，且对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第二，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通过交易成本节约、市场规模扩张以及数字化升级机制的发挥驱动数字企业创新。第三，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以及行业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中小规模数字企业、非国有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更为显著；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显著。因此，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东道国数字平台，对接东道国数字标准与规则，切实把握全球数字市场机遇，合理布局数字企业“走出去”，以实现数字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网络基础设施、知识溢出与城市创新——来自“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在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背景下，以知识溢出为切入点，借助“宽带中国”政策构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网络基础设施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1)网络基础设施具有明显的知识溢出效应，显著提升了本地的创新水平，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该结论仍然成立。(2)网络基础设施对城市创新的提升效应存在时间异质性，创新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变大后变小，在网络扩张的第3年达到最大。(3)空间异质性分析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效应在东部、城市规模较大和交通基础设施较发达的城市更大。(4)网络基础设施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的创新水平也会产生正向影响，若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则会高估网络基础设施对本地城市创新的提升作用。研究结论为新时代国家发挥“网络强国”和“创新强国”战略的“合力效应”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加成率：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构建了包含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在内的企业生产决策模型，使用2014—2022年上市公司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加成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高企业生产率提升制造业企业加成率；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加成率具有非对称影响，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主要提升了非国有、东部及中部地区、成长期及成熟期制造业企业的加成率；调节效应检验表明，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强化了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的促进作用。本文的政策意蕴是中国应积极推动数字服务贸易体制改革和创新发展，以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在奋力实现制造业总量跨越的同时，力求“质效提升”。     

数字金融发展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

选取2012—2021年中国A股上市高技术制造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且研究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提升作用在优质企业、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东中部地区企业内更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两条作用路径，影响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对此，提出健全数字金融治理机制、推动产业链高端集群化发展、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增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提供有益借鉴。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使“减排”与“增效”兼得吗?——基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

以信息基础设施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本文将“宽带中国”战略视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外生政策冲击，基于2011-2020年27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强度及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从技术含量及专利靶向两个维度进一步讨论绿色技术创新的差异化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提升碳排放效率，从而实现城市“减排”与“增效”。(2)绿色技术创新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市“减排”与“增效”的重要渠道。相较于碳排放效率，绿色技术创新在“减排”方面具有完全中介效应，是实现城市碳排放总量下降的关键抓手。(3)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激励实质性创新活动及源头管控方面绿色创新实现了城市“减排”与“增效”兼得，策略性创新仅在减少城市碳排放总量方面发挥作用，但应警惕末端治理绿色技术创新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不利影响。(4)“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通过诱发城市实质性绿色创新以及源头管控方面绿色创新推动了资源型城市、工业化城市绿色转型。本文研究结论为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因地制宜地利用“有效投资...     

数字经济、低碳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碳生产率

选取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并探究低碳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和政府治理能力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具有“U”型特征，且该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可通过提升低碳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伴随政府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由负转正。鉴于此，提出激发数字经济节能减排活力、构建绿色低碳技术体系、提升政府治理能效的相关建议，为践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