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捐赠:官员会追求“慈善”吗?

文章以2003-2011年A股市场上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并探讨了这一影响在不同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环境下的差异.研究发现:(1)官员因任期考核会追求社会慈善类的“形象工程”,具体表现为地方国企捐赠随着官员任期的增加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2)正式制度越完善(以市场化程度、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来度量)、非正式制度越发达(以宗教氛围来度量),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越弱;(3)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在“和谐社会”提出前后存在显著差异,也因GDP政绩、官员来源和企业政治层级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文章从官员任期角度探讨了地方国企的慈善捐赠行为,并拓展和丰富了官员“晋升锦标赛”和政府“掠夺之手”的相关研究.     

政府干预、地方国有企业募资变更后投向与公司价值

以往的文献很少关注募资变更之后的投向,从而使得募资变更如何导致公司价值下降成为"黑箱"。本文选取2000～2008年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政府干预下募资变更后投向的角度解开部分"黑箱"。我们从晋升激励、财政激励和社会稳定等方面构建政府多重目标的干预指数,发现政府干预越强,募资变更几率越大;政府干预下公司募资变更后更易投向固定投资,最终降低公司价值。进一步发现,固定投资的资金是否来自募资变更并不能影响公司价值,降低公司价值的关键原因在于政府干预;政府干预之下公司进行的募资变更和固定投资均降低了公司价值,而募资变更是政府干预下公司进行固定投资的主要途径之一。本文从募资变更投向角度揭示了政府对企业"掠夺之手"的具体路径,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政府干预企业的认识。     

财政压力、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

本文将官员个体动机与地方政府群体动机分开讨论,实证检验财政压力、晋升压力以及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压力和晋升压力均能导致地方国企过度投资,并且财政压力部分中介了晋升压力对过度投资的作用;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而晋升压力导致的过度投资也随任期倒U形变化。进一步发现,这些影响因官员来源及控制人政治级别而异;官员任期以及任期调节下的晋升压力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掠夺之手”,部分是通过影响企业长期贷款的“支持之手”来实现的。本文从官员个体和地方政府群体动机角度探讨了过度投资的原因和具体途径,拓展和丰富了政府"掠夺之手"的研究。     

地方政府如何驱动企业“脱虚返实”--来自官员任期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地方官员行为的视角考察地方政府如何引导制造业企业"脱虚返实"。使用中国地级市市委书记和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发现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与地方官员任期之间存在U型关系。具体而言,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程度随着官员任期的增长而不断下降,在第三年末降至最低点,随后又逐年上升。机制分析表明,地方官员在任期的不同阶段,对当地实体投资的引领强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大小及企业感知到的政策稳定程度存在差异。本文的研究证明了地方官员可以发挥积极主动性,引导企业"脱虚返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董事长个人特征、过度自信与资本结构

本文从董事长个人特征角度,以董事长的年龄、任职时间、学历以及教育背景作为董事长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考察董事长过度自信行为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长年龄越小,任职时间越短,学历越低以及当董事长拥有经管类教育背景时,董事长过度自信行为越强,越选择较高负债比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国有上市公司董事长相比,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过度自信程度更强,其过度自信行为对公司资本结构决策的影响也更强。本文的研究意义不仅在于丰富和拓展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而且有助于我们从董事长个人特征方面来理解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     

中国式分权下的偏向性投资

本文基于政府官员"经济政治人"假设,论证了中国式分权下市场参与者的投资行为逻辑,为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解释。在垂直集中的官员治理模式下,中央政府因信息所限,难以有效约束地方官员"重生产,轻创新"的自利性投资偏好。在经济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掌控着可观的经济资源,形成政府主导型经济。结果是,地方官员的自利性投资偏好能够借助政府"有形之手",作用于各类市场参与者的投资行为,从而整个社会投资呈现"重生产,轻创新"的偏向。本文运用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理论假说,结果表明,在中国式分权下,地方财政分权度越高,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创新性支出占生产性支出的比重越低。     

地方政府经济干预行为的经济学解释

以往分析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研究较多关注于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偏好.文章通过构建以中央政府行为为外生变量的地方政府行为模型,对在中央政策给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种种政策选择做出分析.对地方政府以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对垄断部门实施保护以及民营企业对地方官员的"公关"、民企参与国企改组迟缓等现象做出了解释.借助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中央政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     

官员任期、政治关联与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投放

基于官员与银行的视角,本文以2006-2009年我国各地市委书记与城市商业银行的对应样本,考察了市委书记任期与银行贷款投放的关系,同时考虑了官员董事这一特殊的政治关联行为对任期与银行贷款关系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官员董事行政级别的作用。结果表明市委书记任期越长,当地城商行的贷款投放越多;官员董事则会强化任期与银行贷款之间的关系,且官员董事级别越低,强化作用越大。我们还考察了地区财政状况的影响,表明官员任期在不同财政状况下的作用存在差异。我们也检验了样本选择偏差问题,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     

董事长过度自信与管理层薪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董事长个人特征的角度，分别以董事长的年龄、任职时间、学历以及教育背景作为董事长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由此考察了董事长的过度自信行为对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契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长的年龄越低，任职时间越短，学历越低以及当董事长拥有经管类教育背景时，董事长的过度自信行为越强，因此，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敏感度越弱。本文的研究意义不仅在于为相关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经验支持，而且也为了解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契约的制定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经济分析 ——来自中国196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在环境治理问题上,地方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主政官员的影响。本文基于2003—2010年间中国169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官员特征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①官员年龄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本地任职、接受过党校教育、有工程师职称的官员更有利于城市环境治理;②官员特征对环境治理绩效分解指标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③官员特征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本文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地方官员个体差异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也可以为干部人事改革提供参考性建议。     

制度压力感知与官员独董辞职--基于“中组部18号文”的实证研究

现有文献发现,官员特征(如官员的任期、异地交流、更替等)对地方经济增长和公司财务行为有重要影响,但是由于不易准确度量及缺少恰当的研究情境,对官员对制度压力的感知情况考察不足。作为外生的政策冲击,“中组部18号文”的颁布及施行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机会。使用手工搜集的自“中组部18号文”发布以来的官员独董辞职数据,本文从制度压力感知的角度,考察了官员行政级别、公司产权性质和地区政治强度对官员独董辞职时间早晚的影响。研究发现：行政级别越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以及上市公司所属地区政治强度越大的官员独董,对制度压力的感知越深刻、越敏锐,辞职时间也就越早。可见,企业经营者需要深入思考政治关联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认清其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此外,文章还考察了外部治理环境对官员独董辞职行为特征的调节效应,并且发现,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有助于提升政策的执行效率。     

地方官员变更与企业风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会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影响当地企业的正常经营投资活动。本文研究这样的问题:地方官员的变更是否会加剧当地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以及有哪些因素会加剧或减弱这种作用机制?本文以1999—2012年在沪深A股上市的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将显著加剧当地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同时,若新任官员与省级官员存在"老乡"关系时会降低这种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进一步,本文还发现当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较低时,企业风险受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的程度更大,但由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处于不同行业管制的企业以及产权不同的企业风险影响并没有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风险方面的文献,同时有助于明晰政策不确定性的具体传导机制及其引起的经济后果。     

财政透明、晋升激励与公共服务满意度——基于中国市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35个典型城市构建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财政透明、晋升激励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透明度越高,公众对社会性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越低、对经济性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越高,在信息公开机制与政府会计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财政透明不仅未能产生应有的问责约束效应,甚至已成为市级政府粉饰经济绩效、掩饰社会责任的工具。进一步研究发现,GDP导向的官员晋升激励会强化上述"悲观"效应。现阶段,我国应积极推进政府会计改革,完善地方政府财政信息公开机制,推动财政透明对公共服务的影响效应由"悲观"变为"乐观";同时,优化地方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将社会性公共服务纳入官员考核指标体系,以正确引导和激励地方政府践行公共服务责任。     

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

本文以2007~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国企最终控制人性质与高管投资寻租动机两个视角,重新审视和考察了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依据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终极控股人性质,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中央国企与地方国企两类上市公司,同时通过测度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程度,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高在职消费和低在职消费两类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地方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中央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另外,低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高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上述关系在地方国企中尤为明显,而在中央国企中并不显著。这些结论表明,地方国企中高管权力的约束比中央国企小,其高管更容易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引发过度投资;由于国企在职消费的刚性,较低的在职消费会增强国企高管利用手中权力进行投资寻租的动机。     

“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与政府差别化税收策略研究

基于1998~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本文研究了"政治集权,经济分权"规制下政府对企业的差别化征税行为对企业有效税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的政府都会降低企业税负以吸引或留住资本,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但"政治集权"下政府的征税参考因素更加多元化。在控制相关变量后,企业有效税率的高低主要受企业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企业空间移动能力和企业政治游说能力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企业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越大,有效税率越低;企业的空间移动能力越强,有效税率越低;企业的政治游说能力越强,影响层级越高,有效税率越低。     

CEO任期、CEO权力集中度与中国制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17年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17年数据为研究对象,以CEO权力集中度为调节变量探讨了CEO任期与中国制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长期意义上CEO任期越长,越有利于自主创新能力提升;②CEO权力集中度越高,越有利于自主创新能力提升;③CEO权力集中度与CEO任期有"伴随效应",能够扩张CEO任期对自主创新能力的正向效应,正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④在当前,国有制造企业更应注重CEO任期对自主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应考虑增加国企CEO任期;而民营制造企业要注重公司治理结构中CEO权力集中度。结论具有稳健性。     

地方政治权力转移与企业社会资本投资周期--基于政企关系重构的动态研究

文章以2007－2012年我国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政企关系重构的视角研究了地方政治权力转移对企业社会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地方政治权力转移当年,企业会显著提高社会资本投资力度。随着主政官员任期的增加,企业社会资本投资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在主政官员任期内,企业社会资本投资呈现先增后减的周期性特点。这种周期性特点仅在民营企业中存在。(2)民营企业社会资本投资的周期性特点在地方官员来自外地、继任官员预期任期较长、管制行业以及融资约束程度高和无政治关联的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3)在地方政治权力转移当年,民营企业提高社会资本投资力度能够帮助其获得政府补助,但这种优势并不会立刻体现出来;同时,企业提高社会资本投资力度也会对自身的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且挤出效应持续存在于继任官员的整个任期中。文章的研究为理解企业建立政企关系的手段、过程与效果提供了新的视角。     

“租税互替”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研究综述

在"租税互替"机制的研究框架下,本文采用了文献比较和理论分析法来解析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本文对租与税的概念、特性和表现形式及其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归纳和分析,研究结论表明:(1)在现行的地方官员晋升制度和财政收支分权制度的双重作用下,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偏好于追求短期的土地租金收入而非长期的税收收入;(2)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对于地租收入的强烈偏好,直接导致了目前的土地财政模式;(3)推进不动产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由偏好短租转变为偏好长税,是构建合理、规范、可持续的土地财税制度的关键所在。     

房地产行业高管背景特征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高层管理团队(TMT)理论,选用年龄、性别、学历、专业、任期、职业来源作为TMT背景特征,并引入高管薪酬和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研究房地产行业TMT背景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TMT背景特征对不同企业的绩效影响不同,并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钱随官走:地方官员与地区间的资金流动

本文检验了地方官员对地区间资金流动的作用。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大额支付系统的数据,在匹配省委书记个体特征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官员政治关联地区即出生地、第一工作地和来源地的资金是否会跟随官员流动,并进一步检验了官员异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相比非任职年份,在官员任职期间,其出生地和来源地的资金会更多地流入任职地区,存在"钱随官走"的现象,但第一工作地的资金未显著增加。而政治关联强度越大的地区,"钱随官走"的效应也越大。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基于情感和理性的平衡,这一效应还会因官员的任期、年龄及来源而有所不同。总体而言,本文的结果表明地方官员与资金流动的关系可能是源于官员情感与理性的平衡。本文的结论为完善我国地方官员治理及深化地区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