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影响下稳定型村落形态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黄山市西递村为例

以黄山市西递村的旅游发展与形态变化为例,引入村落意象要素,分析从渐变型到稳定型村落形态的变化特征,构建了旅游对稳定型村落形态变化的影响因素框架,指出完善的地方政策、严格的管理整治、村落人口零增长是主要影响因素,并讨论了稳定型村落发展中的利弊,为其他旅游村落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发与借鉴。     

区域包容性旅游发展评估及影响机制——以陕西省为例

包容性旅游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方向。文章以陕西省为案例，通过构建包容性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评估了陕西省地级市尺度包容性旅游发展状况，利用自然断点法对区域包容性旅游发展水平进行分类，运用灰色关联法分析了陕西省包容性旅游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陕西省城市分为包容性旅游高度发展地区、中度发展地区、低度发展地区和欠发展地区等四个类型，其中西安市为高度发展地区，榆林为中度发展地区，宝鸡市、渭南市、咸阳市和延安市为低度发展地区，其余城市为欠发展地区。（2）陕西省包容性旅游发展水平总体较为缓慢，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呈现北强南弱单中心的空间分布格局，关中地区包容性旅游发展潜力巨大。（3）空气质量状况、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景区数量、交通运输客运量住宿餐饮业的投资是包容性旅游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成果可为陕西省可持续旅游发展决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也为包容性旅游研究提供参考。     

乡村旅游地发展驱动因素及机制研究——基于长沙市的实证分析

以长沙市3个代表性乡村旅游地为例,基于旅游吸引物、旅游区位、旅游支持因素、旅游需求、目的地管理、旅游供给、旅游创新和旅游地发展8个潜变量,构建乡村旅游地发展驱动机制假设结构关系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旅游地发展驱动因素的结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旅游吸引物、旅游区位、旅游支持因素、旅游需求、目的地管理、旅游供给、旅游创新均对乡村旅游地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旅游吸引物、旅游区位、旅游支持因素、旅游需求、旅游供给间接影响乡村旅游地发展。旅游需求、旅游吸引物分别具有最大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目的地管理、旅游区位分别具有最小的直接和间接效应,旅游需求总效应最大,目的地管理总效应最小。②二维影响因素中,核心吸引物、资源区位和交通区位、制度支持、旅游需求量、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旅游供给结构、旅游营销创新等因子对乡村旅游地发展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③驱动力的相互影响及主导驱动力阶段性转换推动乡村旅游地发展。     

西部地区开发条件的综合评价

本文采用综合的观点和动态分析方法探讨中国西部地区开发条件的优势、劣势及相互转化,对地理位置、矿产、土地、旅游资源、劳动力、市场、资本及制度等区位因素进行了客观、系统的评价。运用比较经济地理学的基本方法,对比分析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开发条件的差异,从而使东部地区的经验能科学地为西部地区所借鉴。在区位因素综合评价的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提出了西部地区开发可采用的模式和政策。     

大湘西地区旅游一体化研究

大湘西地区是湖南省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发展旅游产业是湘西最大的出路。大湘西地区是湖南省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是近年来旅游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和强劲增长点。文章客观分析了大湘西地区旅游一体化的区位、交通、资源条件与发展现状,提出了旅游一体化战略:发展思路与目标、发展模式、空间布局、品牌塑造、旅游交通、区域合作。     

乡村旅游地发展影响因素组态与路径研究——基于17个乡村案例地的定性比较分析

乡村旅游地发展影响因素是学界和业界关注的重点。文章采用多变量交互作用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乡村旅游吸引物、旅游区位、外资注入、区域经济和网络平台为前因变量,探索其中符合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理论逻辑的前因条件组合,并建立与被解释变量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1)单因素分析中,旅游区位和网络平台可视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所有单变量因素均不能构成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充分必要条件。(2)5个变量共产生32种条件组合,满足条件的组合路径共4条。(3)前因条件构型的一致性指标均大于理论阈值0.8,4组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充分条件组合,总体覆盖率为0.909091,能够很好地解释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组合。(4)在路径组合中,网络平台和旅游区位是在不同要素组合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单要素,其二者共同出现并且与区域经济组合的路径显示出最高的原始覆盖率。     

影响中国星级饭店空间分布的区位因子分析

中国星级饭店的宏观区位分布影响因素有一般经济因素、旅游经济因素、可进入性因素及环境因素等,对这些因素选取具体指标量化后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定量测出影响中国星级饭店空间分布的区位因子;通过分析,发现影响中国星级饭店空间分布的区位因子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旅游资源价值与旅游业发展水平、区位条件与可达性以及区域基础设施水平与投资环境等。     

吉林长吉图地区旅游规划设计研究

随着国务院复批《长吉图规划纲要》,建设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为长吉图地区的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长吉图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地理区位优越,旅游发展前景广阔,应加快建设。尝试对长吉图地区旅游发展规划进行设计,在分析其旅游资源条件和区位条件的基础上,定位长吉图旅游形象并策划宣传口号,重点开发五类旅游产品:民族文化风俗游、北国冰雪体验游、绿色生态赏析游、休闲度假观光游、艺术工业品位游,并设计其游览线路,最后探讨长吉图地区旅游服务保障措施。希冀能够切实有助于长吉图地区的旅游开发,并为类似地区旅游规划和开发提供参考和借鉴。     

旅游业影响我国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因素、机理及路径研究——基于西部地区32个旅游城市的数据分析

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旅游资源丰富,城镇化水平整体较低且不均衡,外出农民工众多,这将从根本上影响到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新型城镇化要突破"胡焕庸线"。旅游产业是具有关联性强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导向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是我国西部地区实现就地新型城镇化的绝佳产业。文章利用2003—2012年我国西部地区32个旅游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旅游资源、资本和市场交通区位是旅游业影响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因素;旅游资源、资本和市场交通区位对经济、社会文化、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和统筹城乡发展为显著正向影响,而对人口城镇化影响作用不明显。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区位优势度综合测评

在提出景区区位优势度概念基础上,依托旅游市场消费、交通、资源、服务支撑四大驱动因子构建区位优势度评价模型,测度我国225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区位优势,最后运用标准差椭圆方法对景区的区位优势与实际发展核心区进行对比。研究发现:1风景区区位具有交通指向性,呈现"T"型空间分布格局,各省旅游发展"核心—边缘"格局突出;不同区域、不同类型景区区位差异性明显,受各区位因子的影响不同。2京津冀、长三角、长江流域风景区省内、省际交通可达性及市场消费潜力均较为突出,是开展"全民旅游"的重要市场,抓住高铁发展机遇,实现景区跨省际发展是提高风景区竞争力的有利抓手;省会、副省级城市服务支撑要素发展优势突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景区凝聚式发展有利于实现旅游业发展的规模经济及外部经济性,中部地区受资源丰度及集聚度影响各异,西部地区资源丰度、集聚度水平均欠佳。3区位优势与景区实际发展存在很大的契合性,沿海地区依托良好的区位条件带动着旅游流向东部地区移动,抓住"一带一路"国家对内陆地区的扶持机遇,对于西部旅游市场繁荣意义重大。     

中部地区旅游大开发战略构想

中部地区包括皖、赣、豫、鄂、湘5省区，旅游资源丰富，地理区位优势突出，旅游业大发展具有良好的基础。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业发展将成为中部5省区域开发的重点领域之一。文章在分析中部地区旅游大开发的意义和现状的基础上，对基础条件与潜力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进而提出战略思路、总体目标以及战略布局与对策。     

基于区位基尼系数的中国旅游产业集聚研究

运用科学的定量分析方法来衡量旅游业的集聚水平是研究旅游业集聚现象的重要环节。针对目前关于我国旅游业集聚水平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的现状,文章在对区位基尼系数这一指标的缺陷及解决方法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区位基尼系数对我国旅游产业的集聚状况及其变化特征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无论是从整体的旅游业,还是分别从三大核心旅游产业来看,我国各地区的集聚程度均在下降,地区间的差距正在缩小,但经济相对发达、旅游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在旅游业中仍占据着绝对优势。     

中国上市公司区位分布的空间差异及驱动因素

以1996—2014年上市公司市值为研究样本,建立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对东中西部上市公司区位分布的空间差异及其驱动因素进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①我国上市公司区位分布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和地理集聚性。②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对三大区域上市公司区位分布的影响显著,而GDP、人口总量、物价指数、进出口水平等宏观经济因素对东中西部的影响不尽相同。③除人均道路面积对三大区域上市公司区位分布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之外,RD支出、电视人口覆盖率、失业率3个社会发展指标对各个地区的影响是不同的。④东中部地区GDP、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口总量与上市公司区位分布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区位分布仅与GDP和人均国民收入存在协整关系。⑤东部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科研经费支出和基础设施状况与上市公司区位分布存在协整关系;中部地区的科研经费支出、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基础设施发展状况与上市公司区位分布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西部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基础设施发展状况与上市公司区位分布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跨国公司在中国沿海地区投资区位变化的实证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区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突出表现为跨国公司投资的重心由珠江三角洲地区向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转移。本文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对跨国公司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投资差异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探寻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区位变动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劳动力素质、市场潜力等因素在跨国公司投资区位选择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劳动力成本、当地的经济规模等传统因素的影响则明显减弱。     

“丝绸之路旅游带”景区区位优势等级测度与影响机理

景区区位条件是旅游空间行为规划的基础。针对当前主流测度模型中"非此即彼"问题,以"丝绸之路旅游带"为例,基于旅游资源、旅游市场、旅游交通、旅游服务四大特征指数构建景区区位优势度测度模型,引入D-S证据理论对景区区位优势等级进行评价,并系统探究其影响机理。结果显示:"丝绸之路旅游带"5A级景区区位优势等级体系呈现"结构破缺—重心偏离—波动显著"的特征;景区区位优势等级空间格局具有较高的交通指向性和中心性;不同区域景区区位优势等级差异明显,制约因子不同;景区区位优势等级空间分布受自然和人文因素共同影响,其中资源禀赋、地形地貌是内生因素,社会经济、交通条件是外部推动力。     

西双版纳傣族民间舞在旅游中的消费与重构

民间舞是由特定文化群体利用文化物质材料和文化精神构成的综合创造的动态意象.从西双版纳傣族民间舞在旅游产业消费中的变化来看,旅游作为一种生机勃勃的表演产业,伴随着对"原生"文化表演的追求,傣族民间舞的重构和消费特征由文化物质材料向文化精神转化.但这并没有使民间舞的特质意象消解,而是旅游作为一种地方文化重构中生机勃勃社会因素与其他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一起作用于民间舞的现代创造重构中.使民间舞在旅游发展中被更深层次的融入当代审美意识成为新的现代民族文化的精神产品.     

产业集聚的起源:一个中心外围模型的扩展

区位因素形成的外生比较优势与集聚因素形成的内生比较优势是共同决定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心外围模型仅考虑了集聚因素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本文则将区位因素也纳入该模型。结论表明,区位优势利于集聚的发生,对区位因素依赖大的产业具有更大的集聚倾向,但并非所有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都可以形成产业集聚,当集聚因素作用足够大时,失去区位优势的集聚仍可以维持稳定。     

基于旅游体验的旅游产业园理论分析与发展误区

以旅游体验和产业集群理论为基础,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以广东中旅南海旅游产业园为例,梳理并总结旅游产业园的理论基础和发展误区。研究认为:旅游产业园的核心和本质是提供或服务于提供旅游体验,按内容可划分为主题型、工业型和混合型;其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关键因素(资源、产业、区位、制度)与运行规则(市场引导、企业合作、区位重构、政府推动、自我发展);一般而言,旅游产业园由一系列通过纵向支持或横向合作紧密联系的网络组织组成,并形成核心层、主体层、辅助层、外部层四个层级结构。目前,我国旅游产业园发展面临的两大误区是机会主义引致的盲目开发和理论欠缺引致的偏离发展,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和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深入结合将有助于旅游产业园的科学发展。     

环首都贫困县突破财政困境问题研究

“环首都”的特殊区位决定了该地区与首都一体化发展的紧迫性,本课题立足于该地区的发展现状、资源特色,从依托项目、引进高新技术、发展旅游经济、借力北京等曾为理论界广为探讨的侧面,以较独到的视角进行了更具针对性、更深层次的分析,其中的“对策分析”部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耦合。     

中国旅游经济差异的空间特征分析

以大陆31个省市区为区域研究单元,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了1990—2002年中国省际旅游经济差异变化的总体水平及变化的空间结构特征,揭示了区域旅游经济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的分异规律,阐释了影响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提出了缩小地区差异、协调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