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税收激励与居民消费扩容提质——来自“营改增”的经验证据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促消费扩内需将发挥基础性作用。减税是降低市场主体税收负担、扩大内需的重要政策选择。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采用“营改增”准自然实验的证据，考察减税对我国居民消费扩容提质的作用机理和政策效应。结果表明：“营改增”显著地促进居民消费，提高了家庭平均消费倾向和消费升级指数，具有扩容提质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营改增”从供需两端刺激居民消费，遵循价格机制和收入机制，收入机制的消费升级效应更为持久；“营改增”政策在不同收入组别家庭间的消费效应具有异质性，对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扩容提质效应更大。因此，建议降低企业负担，助力居民就业和增收；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激发社会消费潜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可及性，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促进现代生活服务业发展，优化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供给。     

“互联网+”普惠金融是否影响城乡收入均衡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31个省份2010-2014年度数据,计算各地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并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互联网+”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均衡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和普惠金融两个变量各自对城乡人均收入水平、城乡收入均衡水平都有显著促进作用.两个变量的交互效应对城乡人均收入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城乡收入均衡水平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在促进城乡收入结构性均衡增长方面,互联网与普惠金融的融合度不够.中国需要多策并举,有力推进“互联网+”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社区的推广,在促进城乡收入总水平增长的基础之上,促进结构性均衡增长,实现城乡包容性发展和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研究——来自中国31个省(区、市)的证据

数字经济作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值得思考的命题。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个体时间双向固定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2011—2019年中国省级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且呈现“西高东低”的地理格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增长且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地理格局。计量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正U型”关系;产业集聚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金融支持起到调节作用,延迟了数字经济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起始时间。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负向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不同地区存在空间分异,即在东、中和西部地区呈“正U型”关系,在东北地区呈“倒U型”关系。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需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推动产业集聚发展;推动数据要素跨域流动,统筹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中国金融发展、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分析

在目前经济稳健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缩小城乡差距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如何把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和金融建设发展结合起来,充分发挥金融发展和城镇化建设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成为未来发展中的重中之重。文章通过研究金融发展、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相互作用的理论与机制设计,以1985—2017年我国金融发展指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城镇化水平数据为考察对象,对金融发展、城镇化水平与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加快城市化进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措施。     

居民医保一体化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及空间效应——来自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居民医保一体化作为完善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实现城乡统筹、促进消费公平、提高社会福利具有重要意义。在梳理我国居民医保一体化政策实施情况的基础上，基于2006—2019年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渐进DID、空间DID等方法探究居民医保一体化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居民医保一体化政策与城乡消费差距指数存在一定时空耦合特征，分别呈现由沿海到内陆逐步蔓延和由内陆到沿海逐渐缓和的趋势，在较早进行政策试点的珠三角、长三角、山东半岛等区域，其城乡消费差距指数也明显更低；(2)居民医保一体化能够显著缓解当地城乡消费差距，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会减缓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城市的城乡消费差距，而加剧地理相邻城市的城乡消费差距；(3)居民医保一体化政策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减少预防性储蓄来缓解城乡消费差距，并且对消费差距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经济聚集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具有异质性。     

山东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法分析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已经被社会广泛关注,交通基础设施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09-2018年山东省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以城市化水平为中介变量,研究了山东交通基础设施及其他变量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与机理.研究表明:一是从山东省整体来看,交通基础设施可通过促进城市化水平提升,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二是对不同地区而言,鲁中、鲁西南、胶东半岛等地交通基础设施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用效果显著,而鲁西北地区则作用效果相反;三是只有鲁西南、鲁中地区中介效应显著,其他地区无法证明"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化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此中介效应;四是其他控制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根据不同区域而作用机理与效果不同.     

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发展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在理论和经验证据上仍需深入探索。基于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重新构建数字贸易指标体系，并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建立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和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数字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结构升级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会受到金融发展的调节，即金融发展增强了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数字贸易水平单一门槛效应和金融发展的单一门槛效应，数字贸易边际递减效应明显，而金融发展存在边际递增效应。研究结论为揭示数字贸易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新思路。     

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城乡金融发展会通过影响城乡居民收入、消费预期、降低流动性约束和城乡金融中介成本等来间接作用于城乡居民消费。在控制城乡收入差距、人口负担比、居民人均医疗支出、居民人均教育支出、通货膨胀率、利息率等的前提下,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显著正相关。要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不仅需要有效破解城乡金融发展的非均衡化,还需要加快城乡经济的发展,强化社会保障工作,提高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双重视角

<正>本文从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双重视角出发,选取2011-2020年全国31个省份（除港澳台）的面板数据,在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文献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假设,利用固定效应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城镇化两大途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通过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加速城市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产生间接影响。     

乡村公路建设、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乡村公路建设，从理论上说明了乡村公路建设、农业劳动生产率及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本文利用我国2002—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乡村公路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内部机制。研究发现，乡村三级、四级公路建设显著缩小了区域城乡收入差距，同时乡村二级公路建设对附近地区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即促进了周边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机制分析发现，乡村公路建设通过提高技术效率来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实现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此外，乡村公路建设对不同地区影响具有异质性，其显著降低了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但在西部地区却产生了虹吸效应，从而扩大了当地城乡收入差距。     

新发展格局下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研究——基于中国消费金融现状及投资者教育调查

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基点。基于中国消费金融现状及投资者教育调查数据，探析了新发展格局下居民消费潜力释放机制与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普遍较低且呈现典型结构性异质性特征；金融素养主要通过消费借贷、风险规避和资产配置机制影响居民消费行为；在较低消费水平上金融素养对消费的促进效应呈现增加趋势，而在中高水平上表现出逐步衰减态势；进一步地，低收入群体金融素养提升有助于释放更大消费潜力，且金融素养对消费结构中通讯与医疗保健支出呈现出更强效应。因此，应通过有效拓展普惠金融服务边界和构筑金融知识常态化普及机制等措施，切实提升居民金融素养水平和优化结构，以期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形成国内强大市场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益启示。     

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效应”研究

中国当前的金融发展规模显著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加强农业贷款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作用,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在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库兹涅茨效应.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分配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金融发展规模、农村信贷与城乡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分配之问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提升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是应对外部冲击、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结合2011年至2019年27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不仅可以增强本市的经济韧性，而且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周边城市经济韧性水平的提升；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本市与周边城市经济韧性的正向影响显著，而数字化程度的推动作用则并不显著；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会因为城市地理位置、行政级别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数字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以及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间接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因此，需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进城市间的经济活动联系，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结合城市特质规划数字产业布局，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激发城市创业活力、调节城乡收入分配机制，打通数字金融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间接路径。     

农业剩余转移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统购统销政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统购统销政策是我国历史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对我国的城乡差距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借鉴Knight(1995)的两部门价格剪刀差模型,分析了统购统销政策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利用1953-198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无论是以粮食收购率和粮食的跨省调拨还是以粮食超购率来度量,统购统销政策都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其中,计划经济时期的效应最大,而改革开放后的效应整体上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且改革开放初期的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统购统销政策通过提高城市居民消费,降低农村人口消费,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统购统销政策的本质是政府汲取农业剩余以补贴城市和工业部门发展,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江苏省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对消费的影响

选取江苏省1992—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的数据,运用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研究城乡实际人均消费与人均收入的长期与短期关系。实证分析发现,城乡居民消费与收入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城乡收入差距通过降低全省的长期消费倾向和短期的消费需求收入弹性,导致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因此,为保证全省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提高居民消费率,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控制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城市群空间结构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夜间灯光数据，探讨了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相比单中心模式，城市群多中心化具有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积极效应，为多中心结构的收入收敛效应提供了证据支持。中介效应检验证实，城市群的多中心结构主要通过扩大劳动力流动规模及深化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起到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效果。其中，频繁快速的劳动力流动发挥了相对更强的中介效应。因此，可积极发挥多中心空间发展策略的积极作用，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深化城市间功能分工，从而为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     

数字金融能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2011～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17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系统矩估计(SYS-GMM)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推动技术进步从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对经济发展质量的驱动效应存在差异,就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力度而言,使用深度最强,覆盖广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并且,数字金融对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驱动效应也存在差异,东、中部地区的正向影响显著,西部地区的正向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区域创新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在数字金融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中介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将为提升经济质量效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中国电商经济发展的消费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2002—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了动态面板模型,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考察了电商经济发展的消费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电商经济发展显著提高了总体消费规模,促进了跨区域的消费集聚,拉大了城乡消费差距,且这种消费差距效应可以通过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一机制实现。上述三大消费效应均表现出一定的地区异质性,在中西部地区影响更大。本文系统地考察了电商经济发展的消费效应,尤其体现在消费集聚效应和城乡消费差距效应两个方面。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新常态下促进消费增长识别到另一条路径——发展电商经济释放消费潜力,为打造区域性电商消费集聚中心提供了经验证据,明确了电商经济收益共享的推进方向,以实现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收敛。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是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重要体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2005—2018年285个地级以及上城市的数据,将"宽带中国"战略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评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宽带中国"战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值,即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可靠。第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缩小了中西部城市、南方城市、大中城市和传统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对其他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第三,网络基础设施主要通过互联网用户规模效应和数字普惠金融效应传导机制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要继续贯彻"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发挥示范城市的带头作用,通过增加互联网用户规模、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信贷投向、中小银行成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金融发展中的结构性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表现为:(1)整体上,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但并没有找到在三大区域内存在"倒U型"关系的证据,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金融发展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力量越小;(2)投向城市的信贷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作用显著,而在农村金融机构配置资金效率较高的东部地区,投向农村的信贷显著地降低了城乡收入差距;(3)四大国有银行信贷规模的增加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中小银行的成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抑制作用,特别是在存在大量农村劳动力输出的中部地区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