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7—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考虑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和数字应用因素拟合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将工业三废和能源消费指标结合构建生态环境指标，通过双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限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和机理，并进一步对影响效果的地区异质性和非线性特征进行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因素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分地区实证显示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赋能作用优于西部，对北方推动作用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说明数字经济现阶段通过产生基础设施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赋能生态环境的保护；门限模型回归结果验证了数字基础设施因素对生态环境保护赋能的非线性作用效果，数字基础设施因素对作用效果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减”特征。结合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经费不足、技术水平不够和规范性不足等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赋能生态环境保护，我国应高度重视数字化发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赋能作用，利用各数字化因素建立环境保护体系、生态信用体系以及生态执法系统，积极推动生态环境的保护工程建设。     

金融集聚、创新创业活跃度与城市经济韧性

基于2004—2020年中国26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计量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考察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具有显著驱动效应,且在运用替换变量指标、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验证后,该结论依然稳健。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创新创业活跃度存在明显U形中介效应,即当金融集聚程度较低时,可能会由于金融支持不足抑制创新创业活跃度提升,从而降低城市经济韧性;随着金融集聚程度不断加深,创新创业活跃度显著提升,有助于提高城市经济韧性。异质性分析显示:在经济韧性强劲城市、经济韧性优良城市、经济韧性一般城市、中规模城市、中城市流强度、低城市流强度样本中,创新创业活跃度在金融集聚驱动城市经济韧性中的U形中介效应更为显著。为此,应培育金融创新源动力、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圈和着力打造梯度韧性城市,以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并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活跃度与乡村振兴

文章通过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系统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探究创新活跃度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及各子维度均对乡村振兴水平具有驱动作用，这一结论在借助动态面板及工具变量方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后依旧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农业数字化”与“人力资本结构”已逐步成为数字普惠金融驱动乡村振兴水平稳步提升的重要渠道。此外，在引入创新活跃度这一调节变量后发现，创新活跃度的提高不仅对乡村振兴水平提升具有直接驱动作用，而且能够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水平的驱动效应。为此，应深化科技创新赋能作用、拓宽金融服务覆盖范围、释放地区创新发展活力，以此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赋能作用。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组成部分，数字经济的纵深发展和全面拓展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了新动能。在构建2011—2020年31个省区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多维度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有效赋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机制检验证实，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是其重要的中介传导机制，其中科技创新的影响效应较人力资本更显著。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赋能效应呈现出“中西部>东部”的总体态势；数字经济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表现为：粮食产销平衡区>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越高，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就越明显。分维度估计结果表明，相较于农村现代化，数字经济对农业现代化的驱动力更强劲。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

文章基于城市经济韧性的科学测度，利用中国2005—2019年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提升，这一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激发创业活跃度和创新活跃度两大机制最终促进市域经济韧性提升。(3)空间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韧性提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4)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中西部城市及外围城市而言，东部城市及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市域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更强。文章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含义：加大数字经济发展力度，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作用，是提升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重要途径。     

数字产业化、创新要素配置与实体经济转型

文章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探析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具有显著驱动效应，且二者为非线性关系，而创新要素配置能够强化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的驱动作用。时间异质性检验发现，2016—2020年间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具有更强的驱动效应。空间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产业化对东部地区实体经济转型驱动效应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产业化可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优化收入结构促进实体经济转型。未来应纵深推进数字产业化、强化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赋能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基于2012—2021年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创新、数字产业发展与数字金融发展四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并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在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中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     

数字经济赋能地区低碳转型：内在机制与空间溢出

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赋能地区低碳转型的内在机制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2011-2020年各省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持续上升态势，碳排放强度则呈波动下降趋势，且地区差距明显。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地区碳排放强度，促进地区低碳转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与地区低碳转型间发挥显著中介作用。同时，数字经济能够推动相邻地区的低碳转型，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弥补了现有文献对数字经济影响地区低碳转型作用机制关注不足的理论缺口，并结合全局莫兰指数、空间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剖析数字经济赋能地区低碳转型的空间溢出特征，为地区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经验借鉴。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选取2000—2020年37个经济体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两步差分GMM模型与双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维度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各细分维度对农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农业生产性服务水平、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对此,提出强化政策扶持、培育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完善科创体系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能效和提升农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提供有益参考。     

环境宜居、人力资本与城市创新

基于2005-2017年271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动态门限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环境宜居、人力资本与城市创新三者之间关系,结果表明:环境宜居对城市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人力资本在环境宜居促进城市创新上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环境宜居对城市创新存在单重门槛效应,表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特征。应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入,提升城市宜居水平,同时发挥人力资本对创新的中介效应,最终形成环境宜居、人力资本积累和城市创新的良性循环。     

数字经济是赋能城市创新的新动力吗——基于272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以数字经济带动城市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选取2015—2020年我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的赋能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创新力,且城市行政等级越高,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力的赋能效应越强,利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后,这一结果仍然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存在多种门槛效应,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PE/VC活跃度越高,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力的赋能效应越显著。     

数字经济、技术进步与农业农村现代化

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技术进步对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选取2015—2020年省级样本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技术进步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技术进步在数字经济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中具有中介作用，即数字经济可通过技术进步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农业科技人才数量越多，数字经济对于技术进步的促进效果越明显。据此，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营造良好技术进步环境、构建农业科技人才发展长效机制的政策建议，希冀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我国正在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建设和绿色发展转型。因此,本文利用2006—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从多维度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减少了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PM2.5、工业废水等污染物的排放。作用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能够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和优化产业结构两个渠道来减少污染排放。本文还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污染减排的影响、作用机制和地区空间差异,也佐证了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之间的协同关系。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吗?——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于重塑传统经济体系、推动资源有效整合，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通过耦合评价模型测度2011—2020年全国284个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普遍较低，但存在随着年份逐渐上升的趋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且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中介效应模型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改善城市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以及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的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更加显著。     

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提升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是应对外部冲击、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结合2011年至2019年27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不仅可以增强本市的经济韧性，而且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周边城市经济韧性水平的提升；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本市与周边城市经济韧性的正向影响显著，而数字化程度的推动作用则并不显著；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会因为城市地理位置、行政级别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数字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以及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间接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因此，需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进城市间的经济活动联系，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结合城市特质规划数字产业布局，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激发城市创业活力、调节城乡收入分配机制，打通数字金融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间接路径。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基于全球93个国家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全球93个国家2001—2020年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粮食安全间的内在联系。研究显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粮食安全具有明显正向影响，并对粮食安全的供给支柱、获取支柱、稳定支柱、利用支柱均发挥显著正向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农产品市场开放度、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粮食安全过程中发挥显著正向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粮食安全及其四大支柱的影响程度均超过高等收入国家。对此，提出加速构筑新发展格局、实施贸易救济常态化举措、聚焦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改善粮食安全状况提供理论与实践引导。     

数字金融能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2011～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17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系统矩估计(SYS-GMM)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推动技术进步从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对经济发展质量的驱动效应存在差异,就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力度而言,使用深度最强,覆盖广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并且,数字金融对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驱动效应也存在差异,东、中部地区的正向影响显著,西部地区的正向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区域创新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在数字金融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中介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将为提升经济质量效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创新与城市化发展研究

基于2000—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与门限面板模型,通过建立以政府干预、市场化进程为门限变量的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创新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创新对城市化发展有积极的带动作用,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创新的作用由替代效应向互补效应转变;政府干预对外商直接投资存在双重门限效应,对区域创新存在单一门限效应;市场化对外商直接投资存在单一门限效应,但对区域创新存在双重门限效应。基于以上结论,进一步提出促进城市化发展的建议。     

数字经济、知识流动与企业创新绩效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颠覆了企业创新环境,已成为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重要推动力。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且这种提升作用存在规模与行业异质性,表现为对大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创新绩效提升效果更强;知识流动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可发挥桥梁作用,即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知识流入与知识流出两条路径赋能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相较于知识流出,知识流入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更强。据此,提出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知识流动支撑机制,实施差异化数字转型战略的建议,希冀助力企业创新绩效稳步提升。     

数字经济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2013—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邻近、地理等三种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剖析了数字经济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性；从“本地-邻地”视角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数字经济通过释放扩散效应、溢出效应、普惠效应，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因此，农业高质量发展应符合我国数字经济的区域发展与布局，充分发挥空间溢出效应；对于不同水平的数字经济地区进行宏观调控，形成以技术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合理化区域研发投入差异，助推区域的农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