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与股利政策:代理冲突与博弈

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为背景,利用2004—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从代理冲突和博弈的角度分析了利益相关者与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各方在股利分配上存在政策博弈现象。博弈的结果表现为具有控股股东的公司比其他公司具有更高的现金股利支付率;具备再融资条件的公司比其他公司具有更高的现金股利支付率;第一大股东参与管理的程度越低,现金股利的支付率越高,但这一特征并不显著。同时,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少分现金股利的倾向。     

大股东控制与利益输送方式选择——关联交易还是现金股利

尽管众多研究都表明股权高度集中环境下大股东会通过关联交易和现金股利来实现利益的输送,但很少有研究分析大股东实现利益输送目标的行为方式选择。本文对关联交易和现金股利两种利益输送方式的收益与成本进行分析,提出在既定利益输送程度的限制下,两种利益输送方式存在替代关系的假说。本文对2002～2005年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与现金股利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证实这一假说成立,并且发现大股东不同持股比例下对关联交易和现金股利两种利益输送方式的选择也不同。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利益输送方式的选择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我国股权结构对现金股利发放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解释。     

公司治理与现金股利相关性研究——基于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的双重视角

代理冲突和外部融资约束同时制约着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本文研究代理冲突与外部融资约束相互制衡时,公司治理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代理问题的存在使得我国上市公司迫于股东的压力而倾向于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当上市公司同时面临代理问题和外部融资约束时,公司治理较好的上市公司倾向于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     

财政分权、政府层级与企业过度投资——来自地区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我国2001-2007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地区财政分权程度与国有公司所属的政府层级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越不充分的地区,其所控制的国有公司和属地民营公司越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相对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公司和属地民营公司更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地方政府的层级越低,其所控制的国有公司越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GDP增速越慢的地区,其所控制的国有公司和属地民营公司越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     

自由现金流量、利益输送与现金股利

本文针对现金股利的两种理论观点———“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和“利益输送”假说进行实证检验,探讨我国上市公司派发现金股利的动因和结果。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不是出于减少冗余现金的需要,而是与大股东套取现金的企图有关,从现金股利的公告效应看,现金股利的发放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有利于囤积大量多余现金的公司减少资源滥用行为;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上市公司向大股东输送现金的工具。     

股权集中度视角下高管团队特征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现金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对盈利进行分配或留存用于再投资的决策问题,在公司经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探究了高管团队特征(规模、年龄、性别、学历背景)对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团队的规模越大、平均年龄越大,企业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表明企业管理团队人数越多,年龄越大,越容易采用较高的股利支付率,而管理团队的平均学历越高,越倾向于选择较低的现金股利分配率。说明更高学历的管理层认为,较低的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才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股利支付水平。男性管理层和女性管理者对企业支付现金股利的高低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的股权越集中,管理者的特征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会被弱化。也就是说,股权集中度会显著削弱管理者特征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该实证结果也印证了上市公司中代理问题的普遍存在。研究结果可为企业管理团队的合理配置提出可以借鉴的依据以及实证结果的支持。     

基于经济波动的控股股东与股利政策关系研究——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文章考察了控股股东和经济波动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控股股东的角度来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越愿意支付股利,尤其是现金股利.当考虑了经济波动的影响时我们发现,在经济下降期,公司不再愿意支付股利,即使支付股利,公司也偏向于支付股票股利.此外,不同股权性质的公司在经济波动期的股利政策也不一样.在经济下降期,非国有控股公司第一大股东比例越高,股票股利支付数量越少,现金股利支付数量越多,但是,国有控股公司这种变化并不显著,说明相对于国有控股公司,非国有企业的股利政策更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     

大股东资金占用与外部审计的公司治理职能

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决定了我国上市公司的主要代理问题是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大股东往往通过各种方式如资金占用等来对上市公司进行掠夺。在西方成熟的资本市场上，审计作为一种独立的外部监督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代理冲突。那么在我国新兴的市场中，审计能否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从而抑制大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呢？本文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发现，从需求方面来说，大股东资金占用越严重的公司越没有动机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从供给方面来说，审计师在出具审计报告时会考虑大股东的资金占用，大股东资金占用越严重，越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报告。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目前还不存在高质量的审计需求，但审计师能对大股乐的资金占用作出反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大股东的行为。     

公司股利政策和基金投资行为

2005-2009年期间有基金持有的股票现金股利水平显著高于没有基金持有的股票,并且基金持股与公司股利政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论证,投资基金根据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作出投资决策是这种正相关关系形成的原因。首先,代理理论认为,股利政策相当于是协调股东与管理者之间代理关系的一种约束机制,股东是偏好现金股利的。因此,证券投资基金持有某个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越高,就越可能以大股东的身份对公司的股利政策产生影响;而另一方面,基于MM定理     

中国外部治理环境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用现金股利支付意愿和现金股利支付水平衡量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用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和法律保护水平反映外部治理环境,构建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外部治理环境与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的外部治理环境越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意愿越强、支付水平越高;外部治理环境可以明显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levels and efficiency of corporate investmen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s the extent of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creases, the level of new investment by firms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rises. Furthermor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as an impact on corporate investment by aggravating over-investment rather than alleviating under-investment, leading to a situation whereby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investment efficiency at the level of the firm. Finally, the impa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over-investment, under-investment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is not different betwee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suggesting that economic leverages are the dominan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measures. The findings imply tha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s another determinant of firm-level investment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efficiency, which broaden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resulting in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policy-making.     

现金股利政策:控制权人挖掘利益侵占"隧道"的工具

传统经典的股利理论都把现金股利政策看做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工具，并通过市场的反应对其进行检验。但是，它们都忽略了公司的“法律”性和控制权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现金股利政策是公司“法律”之一，它是控制权人意志的体现，渗透着控制权人的利益倾向，现金股利政策可能成为公司控制权人利益侵占“隧道”的挖掘工具。控制权人利用现金股利挖掘利煎侵占“隧道”可能有三种情况：经营者对股东利益侵占“隧道”的挖掘、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侵占“隧道”的挖掘、公司对债权入利益侵占“隧道”的挖掘。在我国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利益侵占“隧道”——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利益侵占的“隧道”。     

股利政策的因素分析：制度和技术的解释——基于公司成长性特征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763家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2003年的横截面数据为观察值，从制度和技术两个层面实证分析了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分别考察了股权结构和组织特征对现金股利支付率的解释力。本文发现，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和大股东持股）和组织特征（盈利能力、盈余水平、现金拥有量、公司规模和财务杠杆）均对现金股利政策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大多数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大股东整体上具有分配现金股利的倾向和能力。企业成长性机会能够弱化大股东集团分配现金股利的激励，并促使公司保留更多的现金用于有价值的投资机会。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有效性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传递盈利能力的有效性,以及与盈利能力增长的相关性。得出,股利政策尤其是现金股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市公司盈利的信息,具有一定的信号显示功能。上市公司高派现有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     

企业社会责任、现金股利与投资效率

本文选择我国2008-2016年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首先实证检验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的企业其更倾向于派发或连续派发现金股利,并且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接下来本文对企业发放现金股利与投资效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企业发放现金股利通过减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抑制代理问题,缓解了自由现金流富余的企业的过度投资,连续派现向市场传递出的积极信号为企业带来新的融资,缓解了自由现金流紧缺的企业的投资不足。最后,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在现金股利与投资效率的相关关系中发挥了何种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增加现金股利的发放,进而可以显著提高现金股利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更倾向于连续派现,从而提高了现金股利对投资不足的缓解程度。     

中国企业投资与内部融资敏感性影响因素分析——来自中国制造行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中国制造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投资一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投资支出对现金流很敏感，以企业规模作为度量融资约束的变量，未能支持融资约束影响投资与现金流敏感性的观点，以股利支付率作为度量融资约束的变量，检验结果为融资约束越强，投资与现金流敏感性程度越高的观点提供了证据。投资一现金流敏感性主要是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融资约束所致。     

派现行为下的控股股东利益转移问题研究

本文运用深市上市公司的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派现与控股股东利益转移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控股股东将现金股利作为利益转移的方式之一,控股股东控股优势越大,公司派现意愿越强,派现水平也越高;派现意愿与公司上市年限负相关,而与上年配股情况正相关;此外,债务和股权制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这种利用派现政策实施的利益转移行为.     

Stock market reaction to dividend announcements: Evidence from the Greek stock marke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market reaction to cash dividend announcements for the period 2000–2004 employing data from the Athens Stock Exchange (ASE). In particular, the paper examines both the stock price and trading volume response to dividend distribution announcements. Dividend distributions in Greece demonstrate noticeable differences to those of the US, the UK and other developed markets. First, dividends in Greece are paid annually rather than quarterly or semi-annually. Second, the Greek corporate laws 2190/1920 and 148/1967 specifically designate the minimum amount for distribution from the taxed corporate profits. Third, neither tax on dividends nor on capital gains was imposed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examination. Fourth, Greek listed firms are characterized by high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where major owners are usually involved in management and therefore have less need for dividend announcements as an information source. Despite this neutralized information and tax environment, we document significant market reaction to dividend change announcements, lending support to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dividends hypothesis”.     

股权结构与股利政策的发展综述及展望

作为公司财务理论三大支柱之一的股利政策,一直是一个难解之谜。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它解决了长期以来因“同股不同权”而带来的公司治理方面的诸多问题。国际上对股权结构主要从股权流通性、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等方面进行探究,而我国关于股权结构与股利政策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股权流通性上,研究表明：我国非流通股偏好现金股利,而流通股偏好股票股利。国外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与股利支付水平负相关,而我国则相反。至于股权制衡度,欧洲与亚洲亦得出相反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