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的民主化：第三波民主的问题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国家,多在建立法治、公民社会、领导人问责制等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之前建立了自由选举制度。相反,第一波民主化的国家则在普选引入之前已经先建立了现代的国家制度。第三波民主化中这种反方向的民主化造成了在大多数国家中形成的是不完全的民主制度。不完全的民主有三种发展前景:(1)继续向前,完成民主化;(2)民主选举制度失败,转向一种不民主的制度;(3)在统治精英低效但公众对民主政治要求也低的情况下,更会堕入一种低水平平衡的陷阱。本文通过分析三个新民主国家的大众观念调查数据,展示这样一种不完全民主的各种问题。这三个国家的前身各不相同:过去属于专制体制的俄罗斯、过去曾有民主和专制的捷克、过去是专制军事政权的韩国。     

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东亚儒家社会的公民价值观念的链接

西方政治学界对当代民主化的比较研究,多年来主要形成了两个研究路径:“转型学”与“结构主义”研究.政治文化的变迁或者公民价值观念在民主化和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是结构主义研究的一个前沿.这一视角认为,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会促使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公民形成一组亲民主的价值观念.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增长,一国公民这种较强的要求民主政治和支持民主运作的价值观或政治文化会带来一国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或者提高一国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的质量.本文以这一理论框架为前提,探讨中国公民政治文化或价值观念中几个重要维度在本世纪初叶的变化情况以及其政治影响.我们将借助“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分析中国大陆的公民在文献中确定的“自我表达价值观”的各个维度上的变化情况及其政治意义,并和其他几个东亚社会加以比较.     

社会结构与政治行动者之间的张力——方法论视野中的民主转型研究

当代民主转型理论的发展与方法论创新密切相关。结构分析从经济发展的视角考察民主化的动力,关注政治转型的社会约束条件。行动者分析认为,精英人物的策略选择决定民主转型的进程,强调政治过程的自主性。在宏观结构分析与微观行动者分析的融合中,民主转型被视为结构约束与行动者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民主制度建立在社会条件的基础上,社会结构在限定行动者选择的同时,在变迁过程中提供制度发展的机会空间,为行动者发挥建构作用创造条件。     

公民社会:现代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以新加坡为例

公民社会的发展促进政治民主化的实现,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制约了国家权力的扩张,实现国家民主治理、民主政治发展、社会政治稳定以及参与式民主,为宪政和法治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章以新加坡公民社会为研究对象,介绍新加坡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透过新加坡公民社会发展的现状及其在新加坡政治民主化中的作用,总结公民社会在政治民主化中的价值,得出公民社会是现代政治民主化的基础这一结论。     

转型论者与巩固论者的观念旅程:何时能到东欧?

本文首先对政体更迭的转型论与巩固论的内涵进行了剖析和比较。在此基础上，文章从转型的起点和旧制度的崩溃等四个方面重点分析了东欧国家在政体转型中的特征，这些国家政体的转型是迅速的、非暴力的和确定的，但其政权的巩固过程却是漫长的、冲突不断的和不确定的。文章最后指出，基于拉美和南欧经验的转型论和巩固论基本上适用于东欧国家。     

宪制选择与巴西民主的巩固

宪制选择与民主巩固的关系是民主化研究领域中的核心论题。本文选取巴西这一经典案例对此予以深入考察。从对巴西民主崩溃的担忧到对巴西民主日渐巩固的确认，学界对巴西宪政体制的评价也几乎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本文通过考察巴西宪制选择的现实逻辑以及具体的制度安排之于民主巩固的多重影响，反思民主巩固学中的制度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和取向，以期为既有的民主巩固学提供新的知识增量。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建设和民主化：谁先谁后，还是同步前进？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国中,新民主制度的确立要依赖于先建设国家能力。本文通过使用民主、治理以及大众观念调查等实证数据,指出国家能力建设中哪些方面最为重要。本文的研究发现,国家基础设施的多少和社会福利的提供对民主化影响很小。但是,法治的建立(体现在个人安全感的提高和公民普遍相信政府领导尊重宪法)对民主化很关键。不过,因为政府的合法性本身也要在民主化过程中形成,所以,目前学术界将非洲各国家能力建设和民主政治分开进行的研究应当联系起来。     

法学与政治：内生民主化

作者指出，经济发展增加了一国发生民主化转变的可能性。他们的这一结论与Przeworski及其合作者的观点相抵触，后者认为，发展只能起到维持既存民主的作用，而无法促成民主化转变的发生。通过全面地处理样本选择及模型规范方面的问题，作者发现，经济增长的确导致了非民主国家向民主化方向转变的发生。他们指出，在十九世纪中叶到二战前这百余年时间里，经济增长对于民主化转变发生可能性的影响十分明显，甚至比它在维持民主稳定方面的作用更加显著。同时，他们指出，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一些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但仍由独裁政权统治的国家，发生民主化的几率会随着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例如，当一国人均收入达12000美元时，该国有望最快在三年之内实现民主化。     

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

文章以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为理论视角,探讨了中国三十年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轨迹和实践经验。通过对转型危机和国家治理危机两个概念的理论界定和区分,文章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社会危机是一种转型的危机,即在经济—社会转型中由于各种利益冲突和治理能力滞后所产生的危机,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结构性转型的必然现象。在现实中,市场化和民主化与经济—社会转型互为因果,经济—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国家治理层面不同程度的危机,进而推动了国家治理体制的改革和转型。中国国家治理体制的改革和转型是对经济—社会转型的一种渐进式的、结构性的适应过程。中国并未陷入局部改革的陷阱,而是更有可能在危机—体制改革—适应的推进模式中渐进地实现国家治理体制的转型和发展。     

中东欧民主化与市场化转型特征分析

中东欧转型国家所建立的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更接近于西方标准,波兰等中欧国家更是达到了较高的民主化与市场化水平,从而成为转型的优等生。文章认为,随着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其转型的目标"回归欧洲"已经实现。中东欧国家之所以在民主化和市场化方面表现出更好的兼容性,达到了转型的既定目标,与这些国家独特的转型条件(包括初始条件和约束条件)是分不开的。